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非常手段将国都从平成迁往洛阳，并致力推行汉化运动，完成了祭天大典从“西郊”到“南郊”的转变，使游牧之俗渐慕华风。在北魏史的研究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在北魏迁都以后的三十年后，北疆即爆发“六镇之乱”，北魏的衰亡由此开始，可以说，孝文帝热烈推动的改革改变了中古史的走向。
《从西郊到南郊》
最近出版的康乐著《从西郊到南郊》一书中，作者即透过考古与文献资料，探讨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若干问题。《从西郊到南郊》中，作者从嘎仙洞鲜卑石室的发现讲起，对北魏内部势力进行细分，创见性提出“代人集团”这一重要概念，指出其居于北魏政权的核心地位，再以统计学的方法，揭示改革前后各方势力的消长。在讲述孝文改革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文明太后的崛起之路与统治手段，她推动的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实为孝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于孝文改革，作者则详人所略，敏锐地抓住以祭典为代表的礼制改革，并着力探讨孝道与北魏政治间的关系。
《从西郊到南郊》共收录了作者历年发表的九篇论文。这些文章的主题相近，都与北魏的政治、文化有关，再经作者修改整理，首尾贯串。本书的主体部分共有七章及《导言》一篇。《导言》和第一章《“帝室十姓”与“国人”》，第二章《拓跋魏的国家基础》则是对北魏统治集团之形成与结构的一个系统论析。第三章《文明的崛起》、第四章《文明的改革》，为对文明太后的研究。第五章《国家祭典的改革》别出抒轴，从礼制的角度分析孝文帝的华化措施及其后果。第六章《民爵与民望》的主题是孝文帝改革中的“赐民爵”政策。第七章《孝道与北魏政治》，则论述孝文华化措施中与“孝”的观念有关的面相。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弱水评价此书时说：“康乐对拓跋魏政权结构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有整体的观照，能铸造概念、运用概念来说明关键的问题，并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本书作者讨论北魏的礼制与孝道问题，不唯是北朝史领域上的一个突破，也应能对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有所启发。”
康乐（1950—2007）大学就读于东海大学历史学系。1973年入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得傅乐成指导。1978年入耶鲁大学历史系，1983年博士毕业，此后长期就职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著作有《从西郊到南郊》《佛教与素食》等，并担任《新桥译丛》总主编，与妻子简惠美合作翻译马克斯·韦伯著作十余种。
北魏国家的权力核心——“代人集团”
西郊”与“南郊”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祭典——“西郊”是拓跋人的祭天大典，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一支；“南郊”则是汉族王朝国家祭典的核心，同样也是祭天仪式。从西郊到南郊，意味着游牧之俗向华夏之风的转变。
作者康乐在序言中谈及：“在北魏史的研究领域里，孝文帝的迁都与汉化，无疑是个聚光的焦点，特别为中国史家所津津乐道。孝文帝的致力汉化，当然是个无可争议的史实，只是史家在研究这个主题时，多半强调拓跋人汉化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有意无意间似乎忽略了当孝文帝开始推动其汉化政策，尤其是迁都洛阳时，北魏的国势正处于极盛，然而就在孝文帝迁都不过三十载之后，北疆即爆发了‘六镇之乱’，北魏帝国的丧钟自此响起。从某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热烈推 动的迁都与汉化运动，反而间接导致了帝国的土崩瓦解。”
而研究汉化运动和北魏帝国瓦解之间的联系就是作者康乐的兴趣所在，《从西郊到南郊》想解答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在本书中，我除了分析孝文帝汉化运动背后的客观形势压力外，更着重探讨其个人意志在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我也尝试从反对者——姑且称之为保守派的代人贵族——的角度，来了解他们反对汉化的缘由。”
拓跋鲜卑崛起漠南，一统华北，它所依赖和凝聚的权力基础是什么？这个权力基础在北魏历史上——特别是经历孝文帝迁都与华化改革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北魏史的核心问题，素为学者所关注。
《从西郊到南郊》探讨这组问题，特点在避免枝节考证，而专力于重构全面的图象。作者的主要结论是，北魏国家的权力核心是“代人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于四、五世纪之交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及其邻近地区。西元三九八年，道武帝拓跋珪即皇帝位，定都平城。在此前后，他解散拓跋部落，令其大部定居于平城附近，同时并徙来大批其他人口。这就是代人集团形成的关键契机。这个集团的成员来源复杂，但主要是北亚游牧民族，另有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如高丽、徒何）。这些成员既失去了部落生活的依傍，在华北也无其他根据地，拓跋魏国家根基所在的云代地区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家园——成为他们社会认同的核心对象。
北魏中央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几乎全为代人所掌握。除了这个集团，在北魏政权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中原士族和领民酋长。与代人集团相同，领民酋长大都亦出身北亚游牧民族，不同的是，他们仍保有部落组织，而且许多部落散居在平城以外的地区，和中央政权的关系较疏。此外，本书还提出“镇人”的概念。由于北魏的瓦解直接导源于“六镇之乱”，加以北齐、北周的建国都是以六镇人为主力，历来中外学者对军镇与镇民问题的研究甚多。对这个问题，作者主要的看法是，依现存资料，镇人的来源以代人居多，但实际的情况可能较为多元。本书以为，北方镇人在长期的边防生活和魏末动乱中，发展出了一种共同意识，而成为冲击北朝政局重要的独立力量。
孝文帝的华化改革
《从西郊到南郊》的另一主题是孝文帝的华化改革。在这方面的讨论，康乐对一般习知的改姓氏、定姓族、禁胡服胡语等着字甚少，而集中于礼制与孝道的问题。
“孝文帝的华化措施含有相当彻底的礼制改革。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主要依循两个原则，一是强化中原系统的祭典，一是废除杂祀——包括鲜卑旧典。拓跋魏建国后，在官方礼典中，北亚旧俗仍占有重要的位置。如四月的西郊祭天、五月五日飨、七月七日飨、九月十月之交的白登山东庙之祭，都是明显的例子。孝文亲政后，一方面更张厘定中原系统的礼典，一方面则降低北亚旧典的重要性，洵至西元四九三年迁都洛阳后，次年即罢除西郊祭天之礼，改于南郊祭天。从短期的观点看来，孝文的措施不算十分成功。需要皇帝参与的祭典自然是立刻就废止了，但其他北亚旧俗恐怕还继续流行。和孝文的其他华化措施一样，他的礼制改革显然也增加了许多胡人对中央政府的文化疏离感。”陈弱水在《评康乐著〈从西郊到南郊〉》一文中谈及。
孝文帝在主政期间，也会宣扬孝道观念，并设法将汉式的家族礼制推行到北魏帝族间。他的具体作为包括翻译《孝经》为鲜卑语、议始祖庙号、行五服制、礼敬族内尊长等。这些措施显然对拓跋贵族有相当的影响。
如孝明帝孝昌二年（526），禁军军官乙龙虎服父丧二十六月，统率禁军的王室成员元珍依郑玄三年之丧为二十七月的解释，认为乙龙虎服丧未满期，决定依律处五年徒刑的重刑。此事还由汉人大臣崔鸿出面为乙龙虎作辩解，可见有些鲜卑贵族对儒经所载的礼法已有极执着的信仰。但另一方面，康乐也认为，孝文帝推行五服制却可能有促成王室氏族瓦解的后果。因为五服制一旦严格施行，许多在传统上一直被当成王族成员的贵族，就被排除在宗室的五服范围之外，不得参与宗庙祭典了。作者研究北魏文化问题隐涵的一个主要论点显然是，孝文帝的许多作为与大多数北亚胡人的情感和习俗是大相违背的，他推行的是极端激烈的变革。孝文的迁都与华化后来激起大乱，可说是其来有自。
本书探讨北魏华化改革中的礼制、孝道与家族礼法问题，在学术上有深刻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相关的研究稀少，更重要地，这些是民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文化乃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元素，是一般都能认识到的常识。但过去学者在探讨传统中国非汉族历史和民族关系时，却很少处理信仰、价值、情感乃至行为规范的问题。这固然与材料零散有关，但我个人怀疑，对上述问题之重要性的低估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从当代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我们知道，民族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族群渴望用政治力量保护自身的文化。在尚无民族主义意识的古代东亚，人们不会想到用独立或族群分割分立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然而，民族接触、文化冲突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常有的情境。身处其中的人，他们的经验和感受是什么？怎么应付这些局面？非汉族的人为自身文化与认同的保存，作过哪些努力？主张投身优势文化的通常是什么人？他们的动机和后果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本书作者讨论北魏的礼制与孝道问题，不唯是北朝史领域上的一个突破，也应能对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有所启发。”陈弱水在《评康乐著〈从西郊到南郊〉》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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