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陶涵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所著英文传记《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一书后，获得广泛好评。2011年6月，中国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向新闻出版总署申请出版其中文版。2012年3月8日，中央统战部有关机构复函称，该书“对于促进蒋介石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体看本书在政治上无明显问题”，同意在少量修改后出版。其后，我应中信出版社盛情之邀，曾为该书中文版《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作序。最近读到汪荣祖教授《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一文，将陶涵该书列为“问题之五：颠倒黑白的传记”。文中，汪荣祖教授严厉批评拙序说：“我的老友、中国著名的蒋介石专家杨天石，不仅为陶涵之书作序，而且誉之为‘颇具功力的蒋介石传记’。杨兄不是重视史料与史实吗？要找真相吗？‘严谨遵守学术规范’吗 ？陶书里的蒋介石难道是真实的蒋介石吗？又说：杨兄还大言不惭说，陶著‘大大超越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在杨兄的心目中，中国出版的那么多蒋传，居然均大大不如此书？研究蒋介石的话语权难道要交给错误百出的美国人陶涵吗？其实陶涵连专业的历史学者都不是，中文也读不太懂，而我们的专家学者却如此盲从，能无警惕！”
荣祖教授的这段批评很严厉，上纲很高，若干网站转载，有些网站并突出地宣传了荣祖教授批评我的那段文字，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对有关情况做些说明。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汪教授断言，我说过陶著“大大超越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由此引申，责问我：多年来，“中国出版的那么多蒋传，居然均大大不如此书？”
查拙序原文：“陶涵先生的书，以蒋介石为线索，揭示了那一时期中美，包括台美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这一方面史料、史实的开拓、挖掘来说，其深入程度，大大超过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我以为，这是陶涵先生此书的最大成就，也是其贡献所在。”
可见，拙序所言，陶著的贡献仅仅在于对“那一时期中美，包括台美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一特定的“方面”，在于他对这一特定方面“史料、事实的开拓、挖掘”，并非指蒋介石的全部历史和涉及的全部研究。
荣祖教授在文中，删去了我的上述诸多限制词，只择取了半句话，如此会误导读者，使读者以为，陶著“大大超越”了此前“中国出版的那么多蒋传”。这真是对我的原意的极大误解。按照荣祖教授的说法，我就成了横扫诸书，唯尊一“陶”之人，这岂非认为我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蒋介石研究者的努力和成绩，将我推到了众多蒋介石研究者的对立面？
其实，肯定“陶著”在研究中美关系方面贡献的并非我个人，荣祖教授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例如，荣祖教授文称：“陶涵之书比较可取之处，仅仅是透露了不少美国方面的秘辛。”人所周知，所谓“秘辛”者，意为独家机密，人所不知。既然陶著透露了“不少”这样的秘密，自然是一种高于前人的贡献。我指出此点，加以肯定，有何不可！有何不当？
值得指出的是，荣祖教授在严厉批评我吹捧“陶著”的时候，用了“大言不惭”一词。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所谓“大言不惭”者，必定是脱离实际的自我吹嘘。然而拙序中只谈陶著，肯定的只是陶著在中美关系（包括台美关系）研究这一个方面的成就，何曾有一句自我吹嘘之语，我何须“自惭”？粗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大言不惭”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词语。荣祖教授久历文场，著作等身，何以用这样的词语对我？是否用错了场合和对象？
陶涵先生出身于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应是研究中国的行家里手。为写蒋介石这本书，他不仅阅读了大量资料，访问了许多人，克服困难，利用了蒋介石的日记，还曾查阅了美国的国家档案和保存在美国的若干中美政军要人，如宋子文、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等人的文献，也研读了许多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因此，我肯定该书“颇见功力”，意在肯定著者为此书付出的巨大劳动，但是，我并未全面，更未高度肯定“陶著”，谓余不信，
请看拙序中的下列文字：
我觉得，陶涵先生出生、成长于太平洋彼岸，对中国历史和国情可能会有某种隔膜，在阅读中文文献时可能会有误读，某些叙述、判断不一定正确，有些问题，文献缺如，难免依靠猜测，例如，1949年之后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段文字，写得很婉转，话中有话，可证我对陶著的缺点、不足，是看到的，也是向读者指出的。荣祖教授应该知道，我是在应邀为该书写序，不是在写书评，不可能将该书的缺点一一罗列，大写特写。
蒋介石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争议很大、评价悬殊的人物。大体说来，可分三派，一是全盘肯定派，如荣祖教授所指出的国民党诸人，一是全盘否定派，另一派是功过分析派，即认为蒋介石有功有过，须具体分析。
拙序指出：
蒋介石这个人，地位重要，经历复杂，历来争议不断，尊之者抬上九天，贬之者踩入九地。即以毛泽东言。抗战初期，毛泽东曾称蒋为国民党中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位“伟大领袖”，但是时间不长，抗战刚刚结束，毛泽东即斥之为“人民公敌”。古语云：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虽然早已盖上，但离论定尚远，争论还可能持续若干年，而且，在历史的发展尚未告一段落，历史的本质尚未充分显露之前，有些问题还可能无法做出结论，自然更难取得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一靠摆事实，讲道理，二靠百家争鸣。拙序说：
中国俗话说：摆事实，讲道理。日常生活中的议论、辩论应该如此，历史研究更应如此。所谓摆事实，说的是必须从严格的、经过检验的可靠史实出发；所谓讲道理，说的是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提出思想，提出观点，作出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前者是基础，是历史著作的根本任务。史实讲清楚了，而且讲得可信、可靠，当代、后代、以至千秋万代的读者从中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由此，拙序进一步分析说：
从总体上，本书是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正确原则写作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观点，但是，他所叙述的史实你却必须面对。中国古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描写音乐时写道：“嘈嘈切切错杂弹。”科学的发展与此类似，它不怕辩论，也不怕众声嘈杂。在辩论中，在不同观点的切磋、攻难中，真相会显示，真理会昭明。近年来，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以至关于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都在讨论，新见迭出，这是大好现象，是学术活跃，思想解放的表现，也是“百家争鸣”的表现。陶涵先生本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提出了他对蒋介石其人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讲了他的功，他性格中的优点，也讲了他的过，他的毛病和缺点，这一总体把握是合适的，两分法的解剖也是可取的。
我之所以为陶著写序，目的就在于提倡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和“二分法”的人物分析。
当然，陶涵对于蒋介石或许作了过高的评价，未必妥当，也为历来批蒋的荣祖教授所不喜。
我在拙序中指出：“本书的观点仍然可能有些读者同意，有些读者反对，我在台湾学界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写书评说好，一位则写书评大骂。这不要紧。只要著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读者持开放心态，各种意见其实都可以促进我们思索，作为我们在通向揭示本相、昭明真理途程中的参照和思维资料。”
我在这里所说的“写书评大骂”的作者，记得好像就是荣祖教授。现在荣祖教授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大骂”，这自然可以。荣祖教授在继续“大骂”陶著的同时，牵连而及作序的我，自然也可以。不过，说老实话，荣祖教授有意或无意地割裂我的文章，断章取义，生拉硬扯地批评我“大言不惭”，我是不无遗憾的。然而，我和荣祖教授确是多年老友、好友，他的这种“批错不避友”的精神我仍然是十分敬佩的。
人类已经进入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年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广泛地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或优长之处，历史学也应如此。荣祖教授发文批评海外中国史研究中“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我对此素无研究，和兼通中外的荣祖兄比起来，相距非可以道里计，故不能与荣祖兄讨论此类问题。所希望者，学术界、出版界继续坚持对海外中国史学的研究和推介，这种研究和推介绝不是将所谓“话语权”交给外国人，而是藉以扩大视野，转益多师，参考借鉴，取长补短，推进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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