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汉唐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互动

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和族群融合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始终影响着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其中，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和外来文明的入华融合是两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今年6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卷），正是相关重要学术成果的结集。全书分为《交流卷》《民族卷》《艺术卷》《宗教卷》《胡俑卷》，集中探讨汉唐时期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尤其是外来文明如何伴随胡人进入中原逐渐影响汉地的思想、文化、艺术、风俗，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前沿关注和研究水准。

新书分享会现场

7月10日，丝绸之路学术出版座谈会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中国出版集团室举行。

葛承雍，1955年出生于汉、唐文化的重镇陕西西安。1993年起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文明、丝绸之路、宗教文物、艺术考古、古代建筑等。

作者葛承雍

“立足大时代，关注大命题，具有大关怀”

“研究胡汉互动，发现人性的共识与不同族裔的差异，才能更好理解今天不同语言、民族分布的历史渊源，才能看清当下中国族群身份认同的问题实质，才能够在国家、民族文化大事议题上掌控话语权。”三联书店总编辑肖启明在致辞中说到，在他看来葛承雍用他的著作，“串联起一颗颗散落的文化遗珠，帮助我们认知中华民族的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寻找力量，寻找方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认为这部书，不仅对汉唐时期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对于促进当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进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民心相通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致辞时指出，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中，葛承雍善于根据新材料做出新阐释。他特为点出近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使作者的研究成为可能，“这些年（随着）我们大规模基础建设，主动性考古发掘包括谋利盗掘古墓，使大量新资料涌现出来。比如唐代韩休墓出土的山水壁画，应该说把中国山水画的历史又向前推了一个世纪。”中国出版集团董事长谭跃在致辞中称赞《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煌煌五大本，一百多万字，“可以说是立足大时代，关注大命题，具有大关怀。”他介绍说围绕丝绸之路，三联书店近年来出版了《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胡天汉月映西洋》、《波斯笔记》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应是这类作品中最新的，也是内容规模最大的一部。”

文物出版社名誉社长苏士澍回忆说，葛承雍在被国家文物局引进到文物出版社出任（副）总编辑后，作为社长两人曾长期共事合作。而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介绍说书法界向来对现存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追慕不已，“很多人的喜欢只是流于表面，对碑的字型有所了解罢了。‘流行中国碑’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产生？二十年前老葛在给书法编辑和书法爱好者们授课时就提到过，此次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宗教卷》中有更系统的论述。”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册书影

“从宏观的大写意到严谨的工笔画”

据介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围绕“汉唐记忆与丝路文明”“胡貌汉魂与异域文明”“唐风胡俗与丝路艺术”“唐三夷教与外来信仰”“唐人胡俑与外来文化”五个主题展开。其中，很多研究都秉持“新文物”与“旧文本”相印证的思路，利用新发现的出土文物进行开拓性研究，诸如长安米继芬家庭的景教信仰，洛阳景教经幢的比较考释，景教天使与佛家飞天的辨识，安备墓祆教圣火的艺术表现，祆教大会石椁线刻画的解读，摩尼教禁欲艺术品的分析，这些成果首次发表后都曾引起国际宗教界学者的重视与转引，对“三夷教”艺术的探索开辟了新的领域，推进了中古外来宗教入华后“胡裔华化”问题的原创性研究。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历史系蔡鸿生教授就此曾评价葛承雍的研究，“他对新文物和旧文本所作的阐释，使研究对象更加物质化和更加精神化。”

而“从宏观的大写意到严谨的工笔画”，则是著名文物学家、考古学家孙机在本书推荐词中的评价。孙机这一评价体现在两个层面：方法论层面，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何谓大处着眼？即汉唐之际胡汉交融的大形势与立足全球史的大视野。何谓小处着手？就是作者五卷本中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考析辨正；在具体问题研究层面，是指作者的文章中既有针对丝绸之路胡汉交流历史大势的宏观勾勒，又有针对胡人、胡物、胡俗深刻影响中华文明的具体探讨。比如，作者依据草原突厥、西域绿洲和中亚粟特的多方互动，结合考古发掘新成果和文物解读新收获，撰写了一系列原创性论文，考证了唐玄宗的中亚嫔妃曹野那姬，推测了崔莺莺与蒲州粟特人的渊源，区别了胡姬与吴姬的差异，对中古入华的黑人、印度人、突厥人、契丹人、奚人等进行寻踪，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

在10日当天的分享会现场，孙机在发言中，称赞该书“几乎把当前跟丝绸之路各方面有关的研究都涉及到了，而且非常有深度。从昭陵六骏源于突厥风俗到唐陵石人来源草原游牧民族，从贞顺皇后石椁上希腊化艺术到“醉拂菻”的希腊酒神在中国，从欧亚沐浴遗址到燃灯胡伎石刻，这些都印证了中华文化在隋唐时期的高度发展与外来文明是紧密相连的。”著名学者扬之水，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担任《读书》杂志编辑，1996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后，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名物或物象多有精彩阐释。发言中，她介绍说葛承雍就隋墓出土驼囊上的醉拂菻图所发表的论文，自己在2018年时就看了，“这次（著作）出版后又看了一遍，还有新的收获……最近《考古与文物》第二期上一篇文章，谈大昭寺藏的吐蕃鎏金银壶，也援引了葛先生的文章。（银壶）上面的两个反弹琵琶图和一个醉酒图，根据驼囊上的图案，可以知道应该就是醉拂菻图。有这个作为参考，再加上大昭寺的银壶，就可以推断出宋代皇室十分宝贵的金带，上面的图案也来自流传已久的醉拂菻图，至少是作为答案之一。”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艺术卷》书影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万件物”

对于胡汉中国和外来文化的整体研究。中国学界之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从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等老一辈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百多年来积累了一大批学术成果，更出了一批大师级人物。向达、季羡林等在各自领域的贡献，可谓奠定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但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只重文献，文献为大，对实物关注不够的状况也不免令人忧思。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发言中就认为葛承雍的五卷著述，“通过将文献和文物相结合，对过去一些老问题实际上进行了一些新的梳理。”

分享会最后，葛承雍总结陈词。他回忆自己从1991年发表第一篇关于丝绸之路的文章始，至今快30年了。“1986年，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答辩主席是李学勤先生。我当时做的题目是《唐代国库制度研究》，李先生就拿出一卷新疆出土的丝绸，现场问我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回答说这是庸调布。他很惊讶我竟然知道，说这（丝绸）就是国库的一部分。他告诫我说中国学者研究丝绸之路，多半都是半截子研究，只知道中国境内，一出新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说你们应该往大了研究，往通史方面做，这等于给我们后来指明了一条研究进路。我从关注西安当地同外来文明有关的文物起家，至今发表了90多篇文章，这次结集75篇，成为这套《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

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艺术卷》的前言中，葛承雍自述，从大学教学岗位调入文物系统工作后，前辈学者的叮嘱愈发让自己受益，“除了每天看大量的历史文物和造型艺术图片，还经常深入各地文物库房直接观察那些静卧的文物，还可以把需要研究的文物抚摸掂量，那种感觉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万件物”可以说是葛承雍这几十年来工作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