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归去来——《黄裳书话》及其他

黄裳

黄裳以书话闻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对书话有过精到的论述，他说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当代在书话的写作上，相比其他一些书话写作者，黄裳是把书话当作美文来写作的，这并不是说他在版本和考证方面缺乏功力，相反的是，他收藏丰富，又精于明清书籍的版本知识，眼光和见识也都是不凡的，但他之所以能够与众不同，乃是他能把书话当作一种文体来经营的。这一点，我是在他的文章中屡屡得到了证实。在他的文章《海滨消夏记》中，对此就有过很好的谈论。这篇文章写了他对于历史学家陈垣著作《通鉴胡注表微》的赞叹，并由此引申了他对于文章做法上的见解：“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按照今天的通常概念，散文的范围已经狭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仿佛只有某一种讲究词藻、近于散文诗的抒情写景之作，才可以称为散文。其实按照过去的传统，无论中外，散文的门类和风格都非常繁复，并不如此单一。即以史学著作而论，我们就曾有不同风格、色调的散文名篇在。记事、议论……即使科学性很强的著作，也完全不妨碍它成为美文。”

黄裳的散文之所以令人神往，乃是他的散文有一种蕴藉之美，十分的耐读。我读他的书话散文既久，慢慢地感觉到他的散文的一种内蕴，其在专精于古籍版本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沉郁顿挫”的美学意蕴。这种沉郁顿挫的美学效果，细细读来便是黄裳在他的书话文章之中，有着一种个人体验式的沉思与批判，由此延伸到他对于政治与历史的态度，而并不只是一种风雅事情。诸如作为一位爱书人，他常常能够由书之收藏和流散来见识时代的文化气象，这是弥足可贵的。记得读过他的一篇名为《祭书》文章，印象十分深刻。那篇文章写他在文化动乱年代的一件旧事。某日，他正在干校里当水泥小工，换上了劳动服正准备上工，忽然上头来了通知，要求他马上回上海的单位去报道；第二日，他遵命去单位，先是被大声地呵斥，接着告知坐在门外的他，“要按政策没收他的全部藏书”。然后，三十多条大汉和两辆运纸卡车便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他的住所，并以一个上午的时间把他的全部印有黑字的本子用麻袋装上，运走了。在查抄的过程中，他曾向一位头头提出，是否可以留下一份目录呢？那位头头向他大喝了一声道：“嚣张！”

“文革”刚熄，黄裳经过一番努力，他的部分藏书终于又回到了身边。他便根据这些归来的藏书写了不少的读书笔记，笔端难免带有感情，难得他又能较为克制地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在《黄裳书话》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自己在劫后重生时的读写之事：“二十多年前，我的藏书被抄没了。免不了时时想起，闲时就从记忆中抄下些亡书的依稀印象，写成一册《前尘梦影新录》。因为无书可据，回忆也只能是简短的，但更多涉及了得书的经过、书林琐事，颇近于传统的题跋。又过了十年，藏书少少发还，旧友重逢，杂欢喜之馀，就开始动手写读书记。我平常也写些杂文，而写杂文不免要触及时弊，转喉触讳，吃力得很。这时就索性在旧书里找资料，古人已死，说些怪话也不会引来过多的麻烦。时日虽迁，而旧谱无恙，往往在古人身上得见今人的影子。这就使读书记多少脱离了骸骨的迷恋，得见时代的光影，免于无病呻吟无聊之讥。”由此可见，黄裳对于他的写作是非常清醒和自觉的。

类似这样“书之归去来”的叙述和感慨，在黄裳的书话文章之中，可谓尤其特别，常常读来令人为之低回。其中不少甚至都可以称之为书林佳话的。此处不妨略举二例，其中一个便是他在文章《爱书者》中写道了著名的藏书家周叔弢先生的事迹。他说周老先生与其他藏书家之区别，乃是特别重视和懂得残本的重要。许多珍贵的古籍因为种种原因，分储数地，周老能先后收得，剑合珠圆。而周老的藏书题跋中，也常会流露出一种别样的深情。诸如黄裳很赞叹周老在《春秋经传集解·春秋名号归一图·年表》一书后的题记，便是写了这种珍本重逢的缘分：“庚子春余从文友堂先得《春秋年表》及《名号归一图》，是年秋从藻玉堂得是书卷十二、十三、卷廿七至卅，计六卷。越岁辛未冬复从肆文堂得卷二至十一、卷十四至廿六，计廿三卷，旧装未改，居然璧合。闻卷一前十年归嘉定徐氏，因急访之北平，乃前数日为一龚姓用六百圆买去，故都入海，渺不可追矣。……甲申十二月二十六日北平书友陈济川以函来告云，嘉定徐氏藏岳科《左传》一卷，近在谢刚主先生处求售，予闻之，不仅惊喜过望，此正予本所逸，曩日传为毁于兵燹者，今岿然犹在人间也。”

对于一本书的搜求，已经可以用曲折来形容了，而其中的每一因缘都有浓浓的情感充斥其中，但更令黄裳为之赞叹的，还有此跋之后的几行文字：“丁亥春余既获岳刻首册作延津之后，遂检前得抚州本《左传》二卷，宋汀州本《群经音辨》二卷，归之故宫。此二书纸墨精美，宋刻上乘，《群经音辩》犹毛氏旧装，所谓‘宣绫包角藏经笺’者，宛在目前。然故宫所佚，得此即为完书，余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仇邪！去书之日，心意惘然，因记其端委于此。”对于周叔弢老人的此一举动和情感，黄裳则有如下论之：“好书一定要聚合在一起，不能听任其分崩离析，至于藏在自己家里或国家图书馆中，那是不必计较的。当然书去之日，还是不能不惘然。这正是人之常情，但比起钱牧斋买宋版《汉书》时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的情感，却不知高出多少了。也正是出于这种情感与认识，他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保藏。这是一个真正爱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诸如这样的议论和评价，也还出现黄裳对于郑振铎、阿英、唐弢等人的评论之中，而这几位藏书家和爱书人对于黄裳，也都是颇有影响的，但在对待书的归宿上，他却是别有一番态度的。

黄裳的藏书在“文革”后得以陆续送还给他之后，有位前辈曾经劝其也将这些书籍捐给国家，然而黄裳却拒绝了。但如果因此而认为黄裳乃是寡情之人，也是很不正确的。我曾读过他的一篇文章，名为《先知》，其中写的便是一个完璧的佳话，也能从中看到书之离散以及背后的温情。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自己在购买线装书之前，曾有好几年热衷于搜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版本书。“文革”后发还给他的旧书之中，有一本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哲理散文诗《先知》，是1931年9月新月书店初版的精装本。这是一本黑布硬面精装的小书，其他别无装饰，只在书脊上端粘着一块小纸片，印着：“冰心：先知”。黄裳说这是冰心的译本，而更为值得爱重的则在于，这还是译者的一册手校本，而在其扉页上还有冰心的一段钢笔题记，如下：“这本书送给文藻，感谢他一夏天的功夫，为我校读，给我许多的纠正。——这些纠正中的错误，都成了我们中间最甜柔的戏笑——我所最要纪念的，还是在拭汗挥扇之中，我们隔着圆桌有趣的工作。十一，十七夜，一九三一 冰心”

对于这本书，黄裳还特别强调此书是用米黄色的道林纸印刷的，中间插有铜板纸印的插画，而校改则是用紫色墨水写的，其中还曾夹着一些用紫藤花编的精巧的小小花环。虽然此书十分珍贵，被黄裳称之为他的所收藏的新文学书中的“白眉”，但在归还他之后，还是决定把这本《先知》托巴金寄还给了它原来的主人。收到了此书的冰心很快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其中写道：“收到巴金转来的您‘还’给我们的那本附有题字的《先知》，真有意外的欢喜和感激！几经离乱，赠书人和受书人的脑海中，都早已没有了那片帆影。为了晚年的慰藉，我们向您深深地致谢。”黄裳的这篇文章写于“文革”之后，定稿于一九八O年。这也便是我所读到的另一则关于书之归去来的佳话了。也由此，我也便多少能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诸如他在文章《书之归去来》中便曾颇为动情地感叹道：“衷心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从此只是不再是罪恶了；又逐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最近我收回了一点木版书以外的藏书。虽然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光景，也还是非常高兴的。”

诸如上述的这种有关书之收藏和离散的记述和感慨，在黄裳和书话和书跋之中颇多，这是他与其他善写此类文章的藏书家所不同的地方。在黄裳的心中，他岂止是把这些旧书当作“宝爱”的东西来对待，而是作为亲人、朋友乃至孩子来善待的，因此充满了深情，写来笔端也常夹杂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关于黄裳的书话散文，我是买过很多不同的集子的。后来我想起他还曾编选和出版过一册《黄裳书话》，自己却并未收藏，于是便急急在网上买了一册，而且还是签名本。这册《黄裳书话》1996年10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距今已二十年矣。此书由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策划和主编，制作甚是精良。我买到的这册签名本甚是特别，他是黄裳1998年春天签赠给陈梦熊的，扉页的题赠以蓝色的钢笔字写成。而陈梦熊收藏的这册《黄裳书话》也是特别，全书用牛皮纸包封，品相极好，封面和书脊也都用毛笔写了书名，且在扉页上盖有陈梦熊的藏书印：“熊融藏书”。而我在翻阅全书之时，还在第三辑的插页上又看到了一枚藏书印。

陈梦熊是什么人？孔夫子网上的旧书店介绍此书为“名人签赠名人”，故而书价甚昂，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心购下了。旧书店介绍此位陈梦熊为新月派诗人和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的弟弟，是一位科学工作者，也是颇有成就，生前曾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水文地质学家。难道黄裳会把一册极为文雅的书话散文著作送给一位科技工作者，我表示怀疑。后来我又查阅了一番，终于发现这位陈梦熊先生原来也是上海的一位藏书家。上海作家韦泱曾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纪念这位已逝的藏书家的文章，我读后更证明了此书的真身：“梦熊是我见到为数不多的真正爱书之人。我粗略估算，他的藏书在万册上下。这些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每本书均用牛皮纸包装，像小学生包教科书那样，包得整体、严实、干净，还在包装的书皮和书脊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书名及作者；二是每册书的扉页下端，都钤上一枚‘熊融藏书’（笔名）的藏书印。近二三十年中，他搬了六七次家，可珍藏的书籍、友朋的信札都保存了下来。这甚为不易。翻阅着这些新若未触、保护完好的旧籍，不能不令人陡生敬意，心中叹道：每本书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哪！”

除了爱书和藏书之外，这位陈梦熊先生其实还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倾心鲁迅以及现代文学的研究，曾出版研究专著《<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和《文幕与文墓》等。关于这位陈梦熊先生的介绍十分寥寥，但我还是在《温州读书报》上读到柳和城先生的文章《忆“提携人”陈梦熊兄》，其中也谈到陈梦熊与书的悲欣往事：“他曾莫名其妙受‘胡风案’牵连，坐牢一年多，藏书全被毁。‘文革’中梦熊兄更惨，藏书先辈窃，后被查抄，人被批斗，先前的书友‘划清界限’，不得不写‘绝交信’等等。总之，为书而遭厄运。他对家庭变故也不忌讳，都因为那几场运动和他钟爱的书。”“文革”后，陈梦熊又恢复购书和藏书，但他居住的屋子太小，只能把书藏于床底下，王遽常先生曾称他为“床书家”。他还写过一篇《我的藏书厄运》，屡述书之流散。对于陈梦熊先生身后藏书的情况，柳和城颇生感慨：“如今被拍卖的大批盖有‘熊融’藏书印的书刊以及书信，梦熊兄已无法目睹了，但愿他们有个好归宿，不要沦为还魂纸原料！”我在旧书网上搜索了一番，果然发现陈梦熊的很多藏书至今都在悄然待售。而这册由其珍藏的《黄裳书话》，恰如学者扬之水形如其收藏周作人初版本的那番心情，乃便是“今在我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