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祺先生撰文点了襄的名

两位老饕：王世襄与汪曾祺

说不清这是职业生涯中运气最差，还是最好的一次。

2019年10月，国庆刚过，人们还沉浸在七十年大庆欢天喜地的氛围中。我却警觉如鹰，依经验，重要的日子来临前，各家各户都会清死角、大扫除，直觉告诉我，举国欢娱过后，该出东西了。

好鹰要禁得住熬，终于，等到孙七的电话，他买了批来源不错的货，正在装车，满满一金杯。这种体量，这种来源，必须在他不及翻阅时赶过去。最好的情形是他与货到，我亦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绝对是金钱，越快越好。

东二环，一如既往的水泄不通。记忆中，无论什么时间，这根最接近祖国心脏的血管都仿佛堆积着无数蛋白质和脂肪，让血液难以流通。我没开车，以保持大脑适当休息。几天的劳累使得头有些发晕，嘴有些发苦。我抿了一口水，焦急地皱着眉，仿佛这些难以挪动的车堵住了我的钱包。

1961年与2011年的朝阳门内菜市场

“师傅，建国门桥盘桥往西，到南小街往北。”我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指挥师傅调整路线。好在上天眷顾，车自南小街向北后一路无阻。车穿过金宝街、芳嘉园、朝内菜市场一路向北，祖国蓬勃发展，变化翻天覆地，望着道路两旁飞驰而过、招牌统一，却有些陌生的街景，我一声叹息。短暂的惆怅后，做足最后准备，只待磅礴一击。

“悬，真悬，我看有几张建国初主席签批的任命书，赶紧一通装，动作再慢点，他们就都看见了！”孙七把证书递给我眉飞色舞道，“还有啥？”我不动声色平静如水，“我没看，这不刚卸完货你就来了”。 孙七滑稽地蹲在十个麻袋前一边寻阅战利品，一边做着谈价前的最后铺垫。“多少钱？”我打断这种无意义的对话。速战速决，双方都不看东西，只通过上款判断的情况下，我自认占优势。“你不看看了？一买来我就给你打电话了，跟谁都没说，这么招，你给三十吧。”“三十？缺钱缺疯了吧？”我不屑道，顺便用余光观察他的表情。都是行家，看货估价是基本功。从他坚定的目光中，我认为大家对货的价值认知差不多，都在二十左右，想捡漏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他想多卖点，我想少花点。不愧为老江湖，第一回合他略占上风了，我因为他略高的报价第一口心软地报了十五。“二十五吧。”“就十五，多了不挣钱。”“二十行不行？行你拿走。”在继续以五万为单位调价后他发起了最后总攻，“十八吧，数也好听。”我见他差不多到底线了，便乘胜追击。“二十，就二十吧。”他似乎赌定我不会计较这两万。

说来可笑，几十万的生意，双方竟因为两万陷入僵局。是时候做点什么打破这种平衡了，我随手从身边一个麻袋里拿起一个档案袋，又随手抽出了一摞别着曲别针的信。我寻思随便抽出一通信，告诉他名头不行。可信抽出，我俩一怔，民国白石花笺，潇洒毛笔行书，不用看第二页，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然覆水难收，他迅速把信抢去，翻到第二页看落款，“王世襄，哈哈，你看看，我就说里边有好东西吧！”局势明朗，我渐失魂。“二十五，不能二十了。”这是行内潜规则，翻出大东西要加钱。“行，就这样吧，给你转账。”气势没了，要么买，要么走。我用尽最后一丝气力，选择了前者。

二十五万，十麻袋，十拿九稳的一笔生意变成了十拿九不稳的赌博，我追悔莫及却又有口难言。还好，有一通畅安老信札聊以自慰。

孚凌学长惠鉴：

日昨在美食与营养学会得与筹备国际会议的同志相见，略知其宗旨及要求。日后如来系联，倘时间许可，或为准备一小讲题。前两期《中国烹饪》汪曾祺先生撰文点了襄的名，中有不甚确实之处，故不得不作一答复，兹连同尚未刊出拙作复印一并寄奉，聊博一粲。顷有琐事拜恳，拟求便中费神一询，即舍间住在朝内南小街东侧，据闻自朝内大街以南、大方家胡同以北，南小街以东、旧城墙（已拆除）以西，将改造旧房，建造楼房小区，不知有无确讯，亦不知何时动工。只缘襄为旧家具及图书所累，一旦要拆房，将不知暂迁何处，必然将十分狼狈。为此拟求学长向有关方面援询，倘知确实情况，或可事先有所准备。恃爱奉渎，乞鉴原为幸。谨上敬请大安，并颂新春百吉！

同学弟王世襄上 九一年二月十二日

王世襄致孙孚凌信札

九十年代初，应算畅安老意气风发之时。一来十年人祸已过，查抄之物大多返还，先生回归文物系统，又可做心爱之事，二来《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等多年研究成果集中出版，并引起巨大轰动。带着“世人终渐识真吾”的畅快，意随笔出，笔由心生，故字里行间行文潇洒。此札用1947年交通银行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订作的白石纪念笺，笺内“兰花水盂”，象征清白。

燕京大学校园全貌

受信人孙孚凌，孙越崎之侄。两人同为燕大学子，孙孚凌学物理，1940年毕业，畅安老学国文，1941年毕业。虽不知他们是否在燕大东门外一起吃过“常三”的许地山饼，但毕竟有同窗之谊，孙时任北京市领导，有事还是找老同学妥当些。

美食为两人同好，谈起美食，畅安老是谦逊而自信的，信中言道：“前两期《中国烹饪》汪曾祺先生撰文点了襄的名，中有不甚确实之处，故不得不作一答复，兹连同尚未刊出拙作复印一并寄奉，聊博一粲。”

《中国烹饪》创刊于1980年，畅安老与于光远、王利器、许姬传等七人为顾问，汪曾祺先生也偶做文章，1990年汪先生为《学人谈吃》写了一篇序言，发表在《中国烹饪》1990年第十一期，题目为《食道旧寻》，文中点了畅安老的名抛砖引玉，提及畅安老精于烹饪，曾有一道焖葱技惊四座。

《中国烹饪》1990年第十一期，汪曾祺《食道旧寻》

畅安老随即对答一文，名曰《答汪曾祺先生》，原载于《中国烹饪》1991年第四期，后收入自选集《锦灰堆》。文中，畅安老对汪先生提到的“骑自行车驮圆桌面”的传闻之误，“一捆葱做了一个菜，把所有菜都压了下去”的言过其实分别做了澄清，谦逊地表明自己“才疏学浅”，绝不敢厕身学人之林，随即自信地“随便说上几样”自己招待朋友做的七道“杂合菜”，可谓妙语连珠。不知此番对答是否加深了两位老饕的感情，多年后两人交往频繁，还共同成为范用、许以祺发起的“美食人家”的创会会员。此稿完成于1990年12月24日，畅安老写给孙孚凌的信日期为1991年2月12日，此稿尚未发表，故信札“连同尚未刊出拙作复印一并寄奉”。复印稿虽下原稿一等，但我们毕竟看到了这篇多年后被人们广为转发、津津乐道，关注度绝对十万加的手稿原貌。

《答汪曾祺先生》

谈罢美食逸事，畅安随即对老同学道出听说住处要拆迁，可藏书与家具无处安放的心中不安。虽寥寥数笔，但结合时间及相关资料，不难断出这是一个引子，是关于藏品物归何处的心酸往事的前奏。

民国时期朝阳门内街景俯视图

芳嘉园胡同十五号位于“朝内大街以南，大方家胡同以北，南小街以东，旧城墙（已拆除）以西”，该院原是王家旧居，畅安老在此出生长大。随着城头易帜，社会变迁，这座祖传四合院自是难以逃脱与大多四合院相同的命运，自“文革”起，逐渐被人挤占，成为大杂院，自唐山地震后，原为抗震所搭建的防震棚渐改为各户的简易厨房，你占一米，我占一米，划地为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抄没物品陆续退还之时，大小近百件珍贵家具只能叠摞起来，满满当当地挤在百十平方米的几间北房中，后院有五间小厨房，都趴在北房的后墙上，离着不到一米就是房檐，“一旦着火，我这房子也烧了，这家具也烧了！”二老每天惴惴度日。此信正是写于当时的背景下。房子退不回来，申请换房也一再落空，在退休铁匠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中，畅安老不得不考虑为这些家具找一个妥当的归宿。

在给孙孚凌写信后不久，大约1992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带给他一个消息：上海博物馆修了新馆，家具馆里却没有家具可供陈列。香港商人庄贵仑为纪念其先人，表示愿意出资买下畅安老的收藏，再以自己名义赠与上海博物馆。在久与现实缠斗的疲累之下，畅安老觉得这不失为所藏家具较理想的去处：不至流离分散，可供人欣赏，国内的国家级博物馆也从此有了专室陈列古典家具的先例。至于他自己，所求只是一个不被打扰的安身处所——“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一百万美元，在庄贵仑答应藏品一件不留而全部捐给上博后，这批收藏终于从北京安全运到了上海，入藏上博。

王世襄袁筌猷夫妇访问上海博物馆

至此，畅安老信中所忧，终于以一种悲壮的方式解决。“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物归其所，问心无愧”，这正是畅安老真实个性的写照。

畅安老终离开了他的小院，从朝内芳嘉园迁至朝外芳草地。不知这封信是否起到作用，小院再次面临拆迁的命运，已是十年之后了。2002年，芳嘉园十五号大杂院被夷为平地，另起高楼。

骑着自行车的王世襄

自那日起，我每每北上，大多走南小街。望着那一排沙县小吃、成都小吃和兰州拉面，望着那新近装修的朝内菜市场，我仿佛看到一个落寞的身影，骑着那辆二八车，车把上挂着空空的菜篮，摇着头叹息道：“连捆像样的葱都买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