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月，农历腊月底，伦敦的波特兰透着阵阵寒意。这里伫立着大清国驻英使馆。馆舍租赁的是一栋六层楼房，大小房约有七八十间，靠一大一小的两部楼梯连接上下。一月份的伦敦，下午四点刚过，太阳便已落山。盘旋的楼梯上，安装着七八盏电灯，为保证人员上下的安全，现在全都打开，可楼里仍显得十分暗淡。
在一间简朴到寒酸的屋子里，驻英公使汪大燮正在往国内写信。四个月前，他以外务部参议的身份被派往美国，追踪日俄两国在战后的和谈。在美之日，他又接到上谕，命他直接赴英就任驻英公使一职。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公使，一上手就是大国使馆的当家人。等他到伦敦办完交接手续，马上就遇到眼前最大的难题——钱。于是，他写信给堂弟汪康年大吐苦水。
汪大燮
作为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除了掌管伦敦的馆舍，还要负责在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的总领事馆，两地的开销，由他统一调度。他在信中列出了一个开支清单：馆内的年收入是库平银六万两，平均每月五千两。其中，八百两要支给房租，两千四百两要支给参赞、随员和洋员作为工资。这样，还剩一千八百两。汪大燮的薪水、办公经费和各种杂费全都在这一千八百两之内。他还要支付洋仆人的工资二十五镑，电费十二镑，煤气费七镑，煤炭费五到六镑，自来水费四到五镑，电话费一镑，信纸邮票费五到六镑，中华会馆捐七镑，善捐二镑，清洁费二镑，马车费十镑，华仆、学生的吃饭用度七十镑。这些雷打不动的开销加起来，每个月一百五十余镑。按照当时约六比一的英镑银价比，约为银一千两。也就是说，汪大燮可支配的月收入，只剩下八百两左右。当时正处年关，他要打点和疏通与北京的关系，给军机处、外务部各处王爷及堂司官员一大笔“炭敬”，一下就要用掉四五千两，相当于他半年的可支配收入。作为外交使节，汪大燮还必须与伦敦的外交界交际应酬。面对被掏空的钱包，他只能摇头叹息。
驻外使馆的开销用度，还是三十年前即1876年定下的章程。当时，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出常驻使节，将驻外人员分为出使大臣（公使）、领事官、参赞官、翻译官、随员、医官几类。除了后两种，其他各分为三等。头等出使大臣月薪最高，为一千四百两，最低的医官则可拿到二百两。公使是驻外使团的负责人，地位最高，有权决定使团的人事。在驻外使馆的运作中，薪水与开销也变成了包干制——费用打包交给公使，由他按照外交官的人数、相应的薪俸标准和日常的实际用度进行调配。
清政府的财政规模很小，和后世不可同日而语。十九世纪后半期，户部账面上的岁入约为库平银八千万两。到1900年，这个数字是一亿两。一百多年后的环境已迥然不同，但以贵金属比价、以多种重要物资的购买力来粗略折算，一亿两白银的购买力总应在一千亿人民币以内。据统计，这个数字还不到如今C9高校一年的开支，可在当时，却要供整个国家运转之用。其中，大半的钱用来发放官员的俸禄、养廉银，八旗、绿营的饷银，还要供给各级衙门和工程经费。到了1875年之后，借洋债办海军、借洋债还赔款成为常态，每年岁入的四分之一要用来还债。留给政府支配的活钱，少之又少，不可能拨给驻外使节足够的经费。
1865年，总理衙门派人随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赴英游历。当时是从海关收入中找钱报销，后来成为出使开销的惯例。到了1875年，清朝派使臣常驻海外，每年需要一笔稳定收入作为使馆开支，于是总理衙门上奏，从海关的六成洋税固定动支，将各口海关的六成洋税提出10%作为出使经费，后来又增加到15%。将洋税分成四六开，原本是为支付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的便利。待偿清赔款之后，这个称呼就沿用了下来。
到了1886年底的时候，清政府派傅云龙等人环球游历，需要大笔的款项，就扣掉外交官薪水的20%，作为游历人员的用度，之后，出使经费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时，因欧美使用金本位，国际市场黄金需求增加，导致金银比价翻倍，驻外公使手中银两的购买力，只剩当初的一半不到。1897年底，各使馆报告的数据是：驻英使馆每年报销约十二万两，驻法使馆五万两，驻俄使馆四万两，驻美使馆二十四万两，驻日本使馆七万两。其中，驻英公使还兼任驻意大利、比利时公使，管辖新加坡总领事馆；驻美使馆兼任驻西班牙、秘鲁公使，此外还管理四处领事馆；驻日本公使除了本馆之外，尚有三处领事馆，因此，这几处的开销要更大一些。到了1901年之后，清政府陆续将驻意大利和比利时使馆单立，另派专使，相应地砍掉驻英使馆一半的经费，每年只给六万两。这样一来，汪大燮手中银两的价钱，就只剩下他前任郭嵩焘、曾纪泽的四分之一。日子骤然紧张了起来。
外交官在外，需要经常走动。按理说，驻英公使要联络伦敦的外交界，定期参加或是举办宴会，增进了解，搜集资讯。为了国家形象，少不了各种应酬，但由于剩下的钱已经入不敷出，他们只能尽量减少雇车、减少外出，更不用说自办宴会了。因为没钱，使馆的硬件没办法更新，四周的陈设破旧，还比不上泰国、波斯等小国的使馆，与泱泱大国的形象严重不符。因为没钱，上一任的公使张德彝为图节省，居然连取暖的煤炉也不做定期清理，导致里面的燃料越积越多，炉火重新燃烧最后酿成了火灾。此事过后，张德彝依然如故，无心打理使馆。只要没烧到自己的财产，怕什么呢！
这绝不是驻英使馆一家的问题，大清国的驻美使馆也有类似的窘事。
崔国因是一位生性节俭的翰林，受同乡李鸿章的推荐，1889年担任驻美公使。赴美后，他不改本色，衣装简素，甚至于让人担心贻笑友邦，丢了朝廷颜面；他却十分坚持，回信给友人，从理、势、情几个方面严肃驳斥了针对他过度质朴的担忧。崔国本就崇尚节俭，加上使馆经费也不充裕，他就更舍不得花钱。为了向洋人展示俭朴的东方美德，他常年不用使馆的气炉水管，结果搁置时间越久，后面的修理费用越多。他舍不得支付洗衣费，因此不愿找当地的仆人来馆浣洗。肥水不流外人田，遂命自家人动手，自家人不得其法，造成了诸多损坏。
为了尽可能地节省用度，他压缩使馆的活动空间，不让使用地窖，使馆运煤从大门直入，导致地毯污损。使馆租用的房舍原有房东的各种摆设，因与崔国因节俭的作风不符，都一一消失，也说不清何时被何人拿走了。等到租金到期房东清点物品时，发现大量的物品遗失和损毁，就向使馆提出索赔。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国务院。国务院找后任的公使杨儒，要求他支付二万美元的赔偿金。杨儒怎会当这个冤大头，又上哪里去找这笔钱？国务院只得通过美国驻华公使去找总理衙门索要。因崔国因的节俭而生出的事端，从华盛顿传到北京，从驻美使馆传到总理衙门，弄得里里外外人尽皆知。
清朝的驻美公使兼任驻秘鲁和西班牙公使，由于西班牙远隔大西洋，驻美公使只能派属下的参赞前往马德里常驻。华盛顿使馆都吝啬如斯，马德里的情形可想而知。1896年，伍廷芳就任驻美公使，他派了一名旗人参赞代办西班牙使事，每年拨给该馆五千两银子，发工资、交房租，都从里面开支，这样算下来，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参赞到任后，除了前往马德里的各国使馆投递名帖，就不再与外界主动往来，偶尔有人来访，他也是避而不见，并且将客厅上锁，表示无意同对方交流。为了省钱，即便是在寒冬季节，他也不准生火取暖，导致不止一位来访的外交官受凉感冒。对方不敢公然抗议，只能在私底下跟使馆的洋员抱怨。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外交官怎么能融入外交界，又怎么能了解情况、搜集资讯？汪大燮上任后得知，驻英使馆已经十年没有宴请客人。西班牙使馆随员在1897年到任后更是打听到，那里快十五年没有举办过任何宴会了。几十年间，公使手中的出使经费不但没能增加，反而因银价下跌导致购买力大幅下降，就算想要有所作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汪大燮只能当一名旁观者，看着伦敦外交界的高手们纵横捭阖，各施所长，在国际舞台上为各自国家争取利益。
理财之道，一方面是节流，另一方面则是开源。驻外使馆属于政府“全额拨款”的外交机构，原本没有开拓财源的功能，但公使、参赞、随员出洋，通常是因为国内仕途壅滞。他们通过行贿或者跑关系出国谋事，只是希望积攒资历、得到保奖，或者打定主意大捞一把。他们行贿的付出，必然要想方设法地进行取偿。有一年，古巴总领事被一个叫黎荣曜的钻营谋取。到任后，他主动不要办公经费，当然更谈不上开展领事工作，每年都伪造一个账册交差。古巴华人赴美时，要经领事馆发放护照。黎荣曜专收高额的“护照费”，一张四五十元。他还利用华侨为国内灾区捐款的机会，在账目上动手脚，私吞了二万多两银子。几年的总领事做下来，已经把自己养肥成为一个富翁。
外务部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而专门制定章程，除了保证每位外交官的薪俸不缩水，另外拨专款给使领馆作为活动公费。其中，驻英使馆每年发给三万八千两，驻美使馆二万八千两，驻新加坡总领馆五千两。
这时，已是公元1907年。
（本文节选自李文杰著，《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作者李文杰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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