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现代传媒世界里，没有“森林的声音”

今年7月，《森林沉默》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2020年春节，疫情汹涌而来。在武汉封城前夜，湖北作家陈应松回到了自己位于神农架的家中。如今回想，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森林沉默》似乎是对这场灾难的“文学预言”：

“这部小说，写我居住的神农架。早晨听到密集的鸟叫，晚上听到孤独悠远的狼嚎……我们应当尊重人与各物种的相遇，互不干扰，互相尊重。如果我们把地球的资源当作杀戮凌辱的对象，必然激怒大自然，遭到天谴。人类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有着自己的尊严。如果世界上所有的野生动物不复存在，人类将从这无尽的精神孤寂中死亡。”

《森林沉默》首发于《钟山》杂志2019年第3期

《森林沉默》首发于《钟山》杂志2019年第3期，近日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这是陈应松深居湖北神农架山林二十年后，追问现实之殇交出的一份答卷。全书涉及近百种动植物，包括传说和神话中的奇珍异兽，以及大量物候、地质、气象和对森林的想象元素。作家贾平凹说读这篇小说感觉“就像在密林里，能闻到幽暗潮湿的气息，能听到飞禽走兽的响动，枝条蔓草牵扯得手脸生疼”。

陈应松在神农架

小说故事发生咕噜山区的浩瀚森林，主人公是神农架农妇与野人的后代——猴娃。他浑身长红毛，不爱穿衣，懂人语、兽语、鸟语、花语，与家人一起过着艰辛而平静的日子，直到村长带来了“天音机场即将在此破土动工”的消息。从此，这里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让山冈低头，河水让道！”“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保质保量，要咕噜献宝”，这里人声嘈杂，森林沉默：野兽开始逃难，村庄开始拆迁，河流开始堰塞，推土机沉重的履带将生活了千年万年的种子和根须埋入地下……

“六十岁之前是为别人写作，而《森林沉默》是为自己写的，不为任何规矩，不为任何人的想法。”在《森林沉默》中，陈应松将原始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置于显微镜下，重新审视了生存的酷烈、生命的异化与社会的病相。而从疫情到洪灾，陈应松又目睹了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又一次“报复”，因而感慨万千。

“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相信大自然有很多未解之谜，它们是说不清楚的。”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这段灰色的时光里，即便不身处山林，也要开车去湖边，呼吸新鲜的空气，“大自然的山川草木是我活着的唯一乐趣。”

小说故事发生咕噜山区的浩瀚森林，主人公是神农架农妇与野人的后代——猴娃。

【对话】

澎湃新闻：《森林沉默》写了三年。当初怎么想到围绕“猴娃”，写这样一个故事？

陈应松：我一直在写“神农架系列小说”。神农架行政区划的全称叫“神农架林区”，就这五个字。全国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单位只有神农架，连东北的大兴安岭都不是。我写了三本关于神农架的中短篇小说，大概有100万字。长篇则有两部，一部叫《猎人峰》，还有一部叫《到天边收割》，《森林沉默》是第三部，都是写神农架的山民生活。

可以说，在《森林沉默》之前，我的所有小说都与森林有关，但一直没有专门写森林，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写一部这样的小说。批评家李敬泽在评论里说：“陈应松欠中国文学一个森林。”这句话深得我心，我也觉得我的确欠自己和神农架一个森林。

神农架最具传奇性的应该是那儿的野人，但野人写多了没什么意思。所以我根据自己的写作特点，写了神农架传说中那个个头高大、能讲话、但智力不是很高的一个人（猴娃）。他是神农架的农妇与野人的后代，他懂鸟语，懂兽语，认识所有草木，在自然界里如鱼得水，好像一个原始的神。但人们却认为他是一个唐氏综合征患者，一个低能儿。我就想到写这样一个人在森林里发生的故事。这个小说在2015年动笔，因为事情太忙，中间停顿了一年，但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就能接上去，后来一口气就写完了。

澎湃新闻：这部小说里有六分之一的森林描写，还插入了大量诗歌、日记等文体，你怎么考虑这些内容的占比？会不会担心为读者带来阅读障碍？

陈应松：在上一部长篇小说《还魂记》中，我加入了一些散文、诗歌的元素。事实上，在《森林沉默》中我依然沿袭了这个路子，只是更加大胆了。长篇小说中的多种元素看起来会造成阅读障碍，事实上并不会。写作几十年了，我知道怎样占比不会让读者感到厌倦。一个好的作家实际上就是要把读者的心理研究透，知道读者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给读者留下什么样的空白。

我写的这个森林，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写过，所以反倒有一种无所顾忌的冲浪感。过去写动植物的故事叫生态小说、动物小说，主要是浪漫色彩，奇特故事。但“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森林的景色”，这样的写法几乎没有，至少我没见到过。我擅长描写风景，描写森林山区，所以把它们加了进去。但依然有一些克制，不完全是泛滥的风景描写。比方说有一个章节，我加入了“花仙”的日记，其实引用日记这种方式在以往作品中已不少见，我只是把日记内容换成了风景描写，但又不完全是死板的风景描写，它是一种动感的、融入了感情的风景描写。那也是人物内心的风景，实际上是一种内在情感的外化。

澎湃新闻：能感受到你的文本语言中有诗歌的影子，哪怕是在描述那些动植物的时候，也有一种韵律感。这是不是也与你写诗有关？

陈应松：是的。我用诗的语言来写小说，所以读者在阅读中没有那种“隔”。此外我的小说本身就带有散文化的倾向，不是特别紧凑。我从来不像常规小说那样写，那没什么意思。把你的一本书用一个旋律来经营，是挺有味道的。写一首诗要找一个语感，一个旋律，我把这些办法全用来写小说了，发现真的很美妙，写小说也就成了写诗，写一首长诗，如此而已。

澎湃新闻：在写《森林沉默》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境？

陈应松：没有。我写神农架没有任何困境。因为我太熟悉神农架。我在神农架待的时间不只有挂职的那一年，我每年都不停地去神农架，许多时间住在农民家里。而且我会时刻记录自己的真实感受，有时把它写成诗歌，写成一段一段的日记，慢慢地积累，等到写小说时信手拈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保持几十年的良好习惯。等到写作时，我不会有写不出来或是很难受的感觉，反而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写进去。而且现在还有大量的照片辅助记忆。只不过，有时照片也不太管用，因为你在那一个时刻记录的是稍纵即逝的感性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对神农架的了解或从神农架获取的素材，至少两辈子都写不完。

澎湃新闻：取“森林沉默”这个书名，有没有特别的用意？

陈应松：我一开始准备叫《沉默的森林》，后来觉得太过文青，别人可能会误会这是一本纯生态的散文。后来我改为《森林沉默》，显得更有力量一些，更小说化些。

森林里其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响，只是我们听不到。我住在神农架，每天夜晚都能听到松涛声、林骚声，那是一种类似海潮一样的深沉响声，就是森林在说话。现代人全去了城市，离得太远，听不到了，所以森林终归还是沉默的。

当然这个题目也有另外一层意思。比方说花仙这个人物最后自杀了，因为她有好多话没说出来，带进了棺材。她跟她的学长有那样一种关系，她的导师又被坏人诬陷而死，她对整个社会、对现代文明的绝望，虽然内心如汹涌澎湃的林涛，但终归是沉默的。

而猴娃玃本身是一个哑人，他代表森林，他的沉默就是森林的沉默。森林里那些活着的人，包括他的叔父麻古、祖父蕺老泉，他们也都是沉默者，没有任何说话的地方，也没有人为他们说话。他们是森林里沉默的一群人，像石头一样活着，像植物一样活着，从生到死，谁都不知道他们。生生死死，生生不息。哪怕他们的生命力特别顽强，他们也“一句话说都不出来”。现代传媒世界里没有他们的一丁点声音，多少人就那么沉默了一生。

澎湃新闻：你曾说过，“在小说中，象征不是象征，现实不是现实，人物不是人物，故事也不是故事，它们表达的是另外的东西。这个‘另外的东西’才是小说的核。”那在这部小说中，“另外的东西”是什么？

陈应松：“另外的东西”是要留给读者的，留给时间的。好的小说肯定有大量另外的东西，就像《红楼梦》、《金瓶梅》，你永远说不清，那是留给未来的，留给那些有阅读能力和强烈感悟力的人的。当然，也留给一些钻牛角尖的人。

留给时间，就像一个精美的古物，最值钱的东西是时间给它的包浆。它需要慢慢地沉静。我认为，好的小说一定至少要给读者留出一半的空间来。说出来的东西永远不是最好的部分，最好的永远是没有说出来的，而且是你故意不会说出来的。好作家就是留下最好的东西不说，小说就是说话克制的艺术。

我相信每个人的解读都是合理的，你不能说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它没有标准答案。歧义是好小说的标准，解读的千奇百怪是好小说的标志。再者，“另外的东西”作家也说不清楚，那就让它留着，混沌和歧义泛滥也是好小说的特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是好作家不能进入的禁地，是他圈起来给读者享受的。

澎湃新闻：很多小说家说，他们只负责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或者提醒人们关注问题，但他们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在这本小说中写到了原始森林受到一些现代性的侵害，揭露了“原始-现代”这样一对矛盾，你觉得这本小说可以给出答案吗？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陈应松：我没有答案。作家不是万能的，作家不是官员，也不是专家，不解决问题。他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资本，更没有权力，就是一群无能的人。他只提出和讲述问题，但他希望怎样，也是用形象来说明的，不会直接地去呼吁，那多没意思。

面对时代，你无法阻止一些东西，时代太强大，是钱塘江大潮，你还是别去惹为好，但你可以写它，描述它，赞美它或者诅咒它，都行。当下的社会，改革开放，就是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这个矛盾出现的时候，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甚至人的心灵都会受到裹挟和侵扰，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破坏。比如，我写的这个小说里，把镇山石挖了，把保护人们生命的药王蔸挖了，生态破坏了，各种各样的灾难和疾病就都来了。我们地球的日子还很长，总要留几座自然的山脉给子孙后代享用吧。

前几年我到怒江去，感慨很多。那一条路生态保护做得很好。为什么很多热爱生态、热爱自然的人要到那里去？因为只有在怒江边上，你才能听到河流自然流淌的声音，才能看到河流原始的模样。

澎湃新闻：近几年你的写作是和神农架紧密相关。有的人可能出于某种便利性，给你贴上一个地域性的标签，说你是“神农架代言人”，你本人会不会接受这个？

陈应松：我不是神农架代言人，我没有这个本事和能量，神农架也不会找我。我现在是神农架的一个暂住者，神农架官方是什么人我一个不认识。只是说，我是一个神农架的热爱者，我喜欢神农架，我写神农架，神农架喜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过去我挂职时的领导较熟，但他们也不怎么喜欢我，说我专写神农架的阴暗面，后来我的神农架小说获了鲁奖，他们的态度才改变，不过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所有神农架的朋友都把我当神农架人。在改革开放30年时，我被他们授予神农架改开30年十大新闻人物，让我很高兴。神农架还是挺感谢我的，特别是有一批神农架的文化人，与他们是好朋友，学生也不少。我如果哪一天不在这世界上了，麻烦给我几尺地，让我永久长眠在那里吧，因为我太喜欢那地方，我的一生是她成全的，也是她塑造的。我愿意成为森林永远的瞩望者和守护者。

澎湃新闻：与国内外其他生态文学作品相比，你认为你自己的作品在哪些方面是有别于他们的？你怎么评价我们现在的生态文学面貌？

陈应松：把我归类为生态文学，我真的很高兴。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学相对的比较弱，但是已经有很多作家做出了巨大的成绩，我不算最优秀的，也不算最吃苦的。我和他们的区别比较明显，他们更多写动植物本身，我不一样，主要写人，我也不会把动植物写的那么可爱、单纯、童话，我写兽的人性，人的兽性。

比如我有一个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写一只最后的豹子怎么向猎人复仇。说白了，这里面人就是兽，兽就是人。我为什么主要写高寒山区的人，写他们的生活现状？因为我本质上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有强烈介入现实的企图。而人的生存也是一种生态，整个生活在这片区域的植物、动物、人，都是大生态的一部分。

当然，国外的生态文学，他们和中国作家的关注点不太一样。他们关注地球的未来，思考地球和人类往哪里去，他们因为生态保护得较好，所以没有我们的这些现实矛盾吧，但中国作家必须写现实。说到底，生态问题是现实问题。

澎湃新闻：有人说你的写作走的是一条残酷的路，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你的温情，感受你对人物的恻隐之心。

陈应松：我的小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残酷，但深处甚至外表就有温热的怜悯恻隐，完全是一个正常人心，冒着人间的热气和烟霭。怜悯和恻隐是人类同情心的表现，一个人会油然而生。我虽然写生活残酷，但我从不会写一个人很坏、很阴暗，一肚子坏水。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这种心机，也没有这种心理。正视生活中的残酷和苦难，再正常不过，除非他的眼睛是野兽的非人类之眼，没有悲悯之情。正视别人的苦难，不过度渲染，不刻意夸大，不拿它攻击人，不制造仇恨，这没有什么不对。

我说的是20年前的神农架，是过去曾经有过的生活。你去海拔两三千米，白云飘飘如仙境一样地方，钻进人家的屋里，发现基本是家徒四壁。他们是怎么生存的？生病了怎么办？怎么种地？怎么把山下的物资运上去？真是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你不去写就是犯罪，我不去问责是谁造成的现状，我写写还不行吗？这个地球上有十大难解之谜，有一个是“谁使大地上布满了人”。我写在根本无法生存的高山上却艰难生存着一群人，这多有意思，我其实就是这样写的，我在探寻是谁使高山上布满了人。

有一阵子，文学圈批判“底层叙事就是苦难叙事”很时髦。那一段时间，很多批评家都在声讨我，搞得我很沮丧。我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没看我的小说，只是赶批评的潮流。

澎湃新闻：从“公安水乡系列”到后来的“神农架系列”，在你历来的创作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始终坚持的信念？

陈应松：一个作家肯定要坚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变的，守恒的，一生坚持的。我坚守的东西，一是说真话，二是讲人话，三是写自话。具体说来，就是真心，真性，真情。我认死理，不当墙头草，不搞时装秀，吃清水白菜，穿暖和衣服，不袒胸露背，不招摇过市，不炫耀身份，不大言不惭，不歇斯底里，不胡吹毬侃，不搞文学以外的勾当。能写多少是多少，适可而止，不虚报成果，不夸张本事，秉持“老实为文，忠于职守”的原则。别的，文学上的东西，我写底层，写偏远，写自然，写生态，一以贯之。特别写自然，犹如品美酒，有特殊嗜好。我希望自然的世界包裹我，无论是平原，是湖区，是山川，是荒漠，我都热爱。

康德说：“对自然美抱有直接兴趣，永远是心地善良的标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在《森林沉默》后记里也引用了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里的一句话：“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真正去写大自然的人，内心一定是温热的、柔软的、善良的、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