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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漫游的日子里，我先后四次经过阿拉木图。旅途中，这座城市始终扮演着驿站的角色。在这里，我可以短暂地安顿下来，整理旅行的头绪，完善笔记的细节，顺便光顾几个美妙的小餐馆。
我看到的大部分中亚依然是一个深陷历史与宗教传统，囿于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面对全球化裹足不前的地方。那样的中亚至今存在，因此值得不辞辛劳地前往。除了主要景点之外，旅行都很困难。你需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意外。很多时候，舒适又能负担得起的旅馆难得一见。在一些地方，即便是提供最基本设施的干净房间，也算得上奢侈。阿拉木图的情形却不大一样。旅馆和餐厅全都干干净净，甚至富有情调。在这里，我多少对中亚的未来有了些概念。
我在阿拉木图待了一个星期，安排接下来在哈萨克斯坦的旅行，申请必要的许可证。我买好了火车票，打算一路前往突厥斯坦。火车在午夜出发，因此晚餐时我去了一家格鲁吉亚餐馆。
阿拉木图（图片来自Kalpak Travel）
我点了哈恰普里和烤羊肉，喝了一杯卡赫季产区的葡萄酒，又喝了一杯产自天山山麓的葡萄酒，接着打车到火车站，找到我的车厢，爬上摇摇晃晃的卧铺，醒来已置身大草原之中。
这个时节的草原，红灿灿的郁金香遍地开放，偶尔可见奔跑的马群。包厢内响着下铺女人轻微的鼾声，好像穴居动物的小巢穴。车站上停着运送木材的货车，光线洒在瓦楞铁皮斜屋顶上，空气中有新雨的味道。我走出包厢，经过餐车的厨房。一个系着围裙的哈萨克大妈，正支着油锅，奋力炸馅饼，额头上渗出汗珠，臂膀上的赘肉上下颤动。我又回到包厢，一边用海顿的小号协奏曲抵抗鼾声，一边等待早餐。火车在铁轨上晃，走廊上终于传来大妈俄语的叫卖声。我买了一个热乎乎的油炸馅饼，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发现竟然没馅儿，多少有些失望。
我想起在南俄草原的火车上吃到的炸馅饼——乘务员大妈做的。羊肉和洋葱细细切碎，拌上香料，填入面团中油炸。从这里到南俄草原是一个条状带，几乎没有任何地理上的阻隔。那也是历史上游牧民族如潮水一般征服与迁徙的传统道路。在通往南俄草原的路上，可以遇到几个历史上的重要名称，塔拉兹便是其中之一。我在这里下车，是因为一段几乎已被遗忘的历史。
塔拉兹，在中国典籍中称为“怛罗斯”。公元751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两帝国——阿拉伯与唐朝——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唐军大败，后经安史之乱大伤元气，自此退出中亚舞台。阿拉伯人的圆月弯刀和宣礼塔，则又用了数个世纪，将中亚永久地打造成伊斯兰的世界。
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怛罗斯战役的起因是西域藩国石国（首都位于塔什干）“无番臣礼”。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在石国请降的情况下，高仙芝依然血洗石国，掠夺财物，并将国王带回长安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求救。
《大唐西域记》成书后不到十年，唐朝就歼灭西突厥汗国。此后，唐朝逐步在西突厥故地设置行政机构，确立起对西域的统治。那些原来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诸胡转而臣服唐朝，大多数中亚地区都被纳入唐朝的版图。
与此同时，阿拉伯（大食）在中亚的势力也在迅速扩张。波斯萨珊王朝原本是阿拉伯帝国和大唐之间的屏障，然而651年被阿拉伯人吞并，使得两大帝国的疆域直接接触。怛罗斯战役，正是唐朝遏制大食与大食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爆发。
阿拉伯一方的将领是杰出的军事家艾布·穆斯林，中国史书中称为并波悉林。他是奴隶出身，后来举起反抗倭马亚王朝的大旗，攻占呼罗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最终在库法拥立阿拔斯家族的阿布·阿拔斯为哈里发，开启阿拔斯王朝时代。唐朝一方的高仙芝同样是一代名将，统领着整个西域的军队。他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相遇。当时唐朝军队中有许多葛逻禄（维吾尔人的祖先）和拔汗那国（位于费尔干纳山谷）的军卒，唐兵只占三分之二。
怛罗斯战役持续了五日。唐军开始稍占上风，但由于大唐联军中的葛逻禄部突然叛变，唐军遭到两面夹击，最终溃不成军。高仙芝收拢残部，逃往安西方向，途中恰逢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副将李嗣业惟恐大食追兵将至，杀死百余名拔汗那军士才得以率先通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侥幸逃脱。
怛罗斯之战只是两大帝国边陲上发生的一段插曲。然而，由于怛罗斯之战的失利，大批唐朝士兵成为俘虏，被押往阿拉伯统治的地区。这些军士中有不少能工巧匠，据说其中就包括造纸工匠。阿拉伯人组织他们在撒马尔罕设厂造纸。随着阿拉伯人的征伐，造纸术由中亚传入西亚、北非和欧洲。
塔拉兹确实很古老，然而唐朝的影响即便在考古遗址中也难觅踪影。如今，那里只留下两座伊斯兰早期建筑——喀喇汗王朝的遗迹，还有成吉思汗走后的一片瓦砾。
天下着小雨，我是唯一来访的客人。售票处里那个长得挺有个性的女孩，挥挥手就放我进去了。我徘徊在考古遗址中间，不免感到塔拉兹的历史其实很单纯。大部分的时间里是一片空白，只有几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决定性瞬间”。
征服者来了又走，疆界不断变换。存亡年代，王朝更替，势力范围，全都难以记住。即便在书中翻找，也只能得到一些干枯的基本数据。在漫长的历史中，塔拉兹没什么成就可言。除了我这个为“怛罗斯之战”而来的好事之徒，我也没有再见到第二个旅行者。
苏联重建了塔拉兹，称之为“江布尔”，但它依旧只是帝国边陲上的小镇，是失意落寞者的流放地。在塔拉兹博物馆里，有一间展室专门献给画家李奥尼德·布雷默。他是出生在乌克兰的德国人，长年在克里米亚工作。“二战”时，德军入侵克里米亚，斯大林将那些“不可靠”的族群，统统发配到遥远的中亚，其中就包括克里米亚的德国人、希腊人和鞑靼人。
人生最后的三十年，布雷默在塔拉兹度过。他在塔拉兹的生活，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他大概不怎么画画了，因为陈列室中留下的画作大多完成于克里米亚时期。在塔拉兹，在这个远离大海的内亚小镇，雅尔塔的海滨风光看上去像是对一场旧梦的描述。
最后，我终于找到一幅塔拉兹的风景画：仿佛是春天，高大的杨树如毛笔一般耸立，淡绿的枝叶在风中抖动。我留意了一下画作的时间——1954年。前一年，斯大林刚刚去世，苏联进入“解冻”时期。已经在塔拉兹待了十三年的布雷默，想必也感受到一丝春意——你甚至能在他的画笔中看到一种有意克制的轻松。
布雷默不是多么声名显赫的画家，也没有足以流传后世的杰作。在塔拉兹，我看到的是一段历史的破碎脚注，是那些与布雷默分享着相同命运之人的缩影。
2
在塔什干养病时，我遇到过一个叫卡琳·柯特的姑娘。她是美国人，容貌端庄，在奇姆肯特的一家哈萨克女子足球俱乐部踢球。那时，赛季刚刚结束，她背上行囊，跳上小巴，穿越边境，来到几十公里外的乌兹别克斯坦旅行。她计划住在一个可以为她提供沙发的当地人家里，却与沙发主失去了联系。她的哈萨克手机卡没有信号，而塔什干的咖啡馆也很少把提供Wi-Fi作为必要服务。
我让她用我的热点，当时我正坐在咖啡馆外吃番茄意面。看着我吃饭，她也饿了，于是用英语问服务员有没有素食。我想不到她还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不吃肉奶蛋，也不用任何动物产品。这让她在一个游牧国家的足球之路，看上去如同一场行为艺术。
卡琳大概告诉过我为什么选择奇姆肯特，只是我没记在心上。当我在塔拉兹坐上火车，前往下一站奇姆肯特时，我想到了卡琳，同时开始在头脑中勾勒奇姆肯特的形象。
火车上有很多刚入伍的新兵，车厢像咸鱼罐头一样拥挤。坐在我对面的女人穿着一件蓝毛衣，用乌兹别克语和我搭话。站台上，送兵的妇女随着火车小跑起来。透过刮花的窗玻璃，我看到一张张模糊的面孔，一颗颗闪光的金牙。
奇姆肯特（图片来自Yorian）
奇姆肯特位于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距离塔什干只有两小时车程，与阿拉木图却相隔七百公里。这里有数量庞大的乌兹别克人口，周围几乎全是乌兹别克村庄。历史上，奇姆肯特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站，如今又有时髦的女子足球俱乐部和卡琳这样的外籍球员——我想象中的奇姆肯特，应该是一座融汇古今的城市。
可是，城里没有半点古迹。唯一值得一去的是一座荒草萋萋的公园，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闲来无事的少年和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我在奇姆肯特最好也最贵的酒店吃了顿晚餐。酒店是欧洲城堡风格，却意想不到的冷清，好像一家快要经营不下去的主题乐园。餐厅主打“泛亚”菜式，菜单从中亚、西亚，到东亚、东南亚，无所不有，可主厨只有两个韩国人，客人也只有两位。侍者照常为你摊开餐巾，上菜撤碟，然后理直气壮地在账单上追加百分之十的服务费。
奇姆肯特的郊外，有一个叫塞兰的小镇。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之为“白水城”。发现在奇姆肯特无所事事后，我去那里走了一遭。起先，我以为能在那里逛上半天，可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过于乐观。塞兰曾经是一座丝绸之路上的古镇，如今借以闻名的一切已经消失，只剩下一幅闭塞、滞闷的景象。
穿过那座纪念塞兰建城三千年历史的拱门，我进入的小镇普通得令人称奇。丑陋的钢筋水泥建筑已经蔓延到每个角落，看上去都是近年才建的。镇中心有一个二层的小商场，有一座不老不新的清真寺，还有两座古代圣人的陵寝，但显然也是后建的。
天上下起了雨，道路变得泥泞，我也就愈加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发现路边有一个黑洞洞的现代茶馆，就走进去坐了下来。茶馆地方不小，装潢敷衍草率。旁边有几个女人围坐一桌，正在分享一大块蛋糕。其中一个小女孩也就十二三岁，竟然已经戴上了头巾。
服务员是一个胖乎乎的姑娘，不太喜欢外国人添乱。我用俄语问她有没有菜单，她立刻露出惊恐的神色。后来她几次从我身边经过，也把我当成空气对待。我慢慢地醒悟过来：在这样没落的小镇，在这样质朴的茶馆，根本就不会有菜单这类煞有介事的玩意。于是我一把抓住她的围裙，用不标准的乌兹别克语问：“抓饭有吗？茶有吗？”
她听懂了，很快把饭菜端了上来。
3
我想尽早离开奇姆肯特，谁知旅程却在这里搁浅。我吃惊地发现，突厥斯坦的所有酒店和小旅馆（只有四五家）全都没有房间，最早的空房也在半个月之后。突厥斯坦曾是哈萨克汗国的首都，也是艾哈迈德·亚萨维的安息之所。亚萨维是伊斯兰圣徒，生于塞兰。他最早用突厥语传教，帮助突厥民族完成了信仰的伊斯兰化。在我看来，他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达摩祖师之于中国禅宗。这位大人物的圣陵就在突厥斯坦，是去世两百多年后由帖木儿勒令修建的——那里被称为突厥人的“耶路撒冷”。
我辗转找到一个出租民宿的人——整个突厥斯坦只有这么一个人。简介上写着，他是乌兹别克人，名叫巴布尔，会说英、法、俄、德、中等数国语言。他与母亲一起生活，住在一个传统的乌兹别克庭院里。简介上没有照片，但我估计巴布尔可能是大学生，颇具语言天赋。
奇姆肯特的汽车站看上去秩序井然，可是明亮的售票大厅并不售票，你得走到停车场和“趴活儿”的司机讨价还价。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才深切感受到乌兹别克人多会做生意。他直接开出一个包车的价格，暗示我可以马上出发。于是我就信了，乖乖交出钞票，他也就真的只载了我一个人走了。可是通往城外的公路上不时有人招手叫停，大包小包堆在脚下。每次遇到招手的人，他就把车停下来。很快，小巴塞得满满当当，我的包车服务才享受了不到二十分钟。
窗外是平坦无树、适合耕种的土地，只有少数被开垦出来，如同大地上的补丁。褐色的地块上停着大型拖拉机，让人联想到北美的农场。这样的土地的确适宜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
“在苏联时代，这里都是农田，”司机告诉我，“但现在荒废了。”和我同车的乘客们，在沿途凋敝的村镇下车，踏着土路，向更偏僻的地方走去。司机说，他们不再务农，而是每天通勤，前往奇姆肯特的工厂工作。
巴布尔说好在汽车站接我，可是不见踪影，电话也打不通。我像逗哏的相声演员一个人跑上了台，一时间茫然无措。我等了十几分钟，一个满脸胡茬的老人走了过来，叫了声我的名字。我想象中的巴布尔应该是个年轻人，可是眼前这位至少五十多岁了。巴布尔应该会说多国语言，可这个人只会说俄语和乌兹别克语。
“你是巴布尔的父亲吗？”
“不，我是巴布尔！巴布尔！”
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领口大敞，开一辆老式欧宝汽车，已经有日子没洗了。
“你饿了吗？”他做了个吃饭的手势。我们钻进汽车，拐进一片被挖土机刨得千疮百孔的空地。汽车开不过去，我们就下了车，连蹦带跳地越过几个壕沟，来到一家乌兹别克饭馆前。
虽然是饭点，可餐厅空无一人——没有像我们这样翻过壕沟来吃饭的人。我们点了两份汤和一个馕。巴布尔掰着馕，用勺子喝着汤，然后不胜爱怜地捞起碗里的那块带骨羊肉。他看起来很疲惫，额头布满皱纹，胡子拉碴的瘦脸因为用力咀嚼而颤抖。
我们艰难地交流着。
我问巴布尔多大年纪了。
他说，四十六岁。
他真的和母亲住在一起？
是的，他和妻子分居了。她的精神有问题。他们的感情破裂了。
他靠什么谋生？
开出租车，他是司机。
就是这辆欧宝吗？
对，这是他自己的车。
他有几个孩子？
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结婚，小女儿在奇姆肯特上大学。为女儿筹备嫁妆要花掉一大笔钱。
他喝完汤，一边小口吃着馕，一边啃着免费的方糖。他倒了一杯绿茶，又放进四块方糖。他把方糖当作宝贝，不知道这东西最终会毁了他。
“下午有何打算？”他问我。
我说，我想先去讹答剌，再回来看艾哈迈德·亚萨维的圣陵。他说，你至少应该在突厥斯坦待两天。第一天去讹答剌，第二天看圣陵。
我没有告诉他，我原本打算待三天，无奈旅馆客满。
我问巴布尔包车多少钱——讹答剌离突厥斯坦五十公里，在一片荒野上，没有公共交通。他说了一个价格，比我刚在汽车站打听的贵了一倍。即便对于住在家里的客人，他也没有手软。
我说：“有点贵了。”
他好像早已料到，马上说：“我们不妨各退一步。”
他拿出手机，先按出他的价格，归零；再按出我的价格，归零；最后按出“各退一步”的价格——那个数字介于两者之间，但依然比正常价格贵出三成。
他早有准备，说不定在家排练过。那张消瘦的胡茬脸，配合抑扬顿挫的口气，外加耸动的眉骨，活脱脱地展现了一个乌兹别克人的“交易的艺术”，体现了哈萨克人心目中“萨特人”的狡黠。我一时间钦佩不已，于是没再还价，就点头同意了。
我们买了单，走出餐厅。巴布尔把剩下的半块馕用餐巾纸包起来，塞进夹克里。我们再次钻进欧宝，开往讹答剌。
本文经授权摘自《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刘子超 著，文汇出版社，2020年6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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