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并不是冷战回归，而更多是老一套的地缘政治的复兴

20世纪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导致“历史的终结”。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本书作者珍妮弗·韦尔什立足国际局势最新变化，回应并反驳了福山的这一著名论点。韦尔什指出，21世纪的世界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一般，成为自由民主的开放世界；战争与难民、政治与经济的国际角力、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本书促使读者重新审视自由民主的历史，并引导读者思考以下问题：如果历史正在回归，它具有怎样的当下特色？人们正如何使用历史？自由民主是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我们应如何促进历史的发展？

珍妮弗·韦尔什（Jennifer Welsh，1965— ），加拿大研究员、顾问、作家，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现为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同时也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道德、法律与武装冲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以下内容经授权选自《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第四章“冷战的回归”。

作者:（加拿大） 珍妮弗·韦尔什；译者：鲁力；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年：2020年2月

冷战的回响

……在极化和相互竞争的背景下，美苏两国经常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进行干预，宣称要从国外拯救被迫害的国民，或是回应那些受威胁政府的援助请求。在所有的案例中，相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均受到严重的侵害，国家主权从属于更高的目标，无论是维护“社会主义团结”（正如苏联阵营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或是“集体自卫”，反对在西半球引入“外来意识形态”（比如1965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实施干涉）。

但是，对于冷战造成最大影响，并改变了历史轨迹的干涉，莫过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富汗地缘位置重要，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是超级大国竞争的一大焦点……在1979年，莫斯科的目标是支持阿富汗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来确保阿富汗对苏联的友好态度。而仅仅在一年之前，正是这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推翻了越来越亲西方的总统。喀布尔的亲苏政权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强大的叛乱分子的挑战：在部落领导人控制下的战士……他们团结一心，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和外国占领者，“圣战”分子也纷纷来到阿富汗，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力量。

1979年6月，苏联应阿富汗政府军事援助的请求，派遣一批坦克和军人保卫喀布尔的政府机构和主要机场……苏联派遣军队的目的是支持阿富汗政府，但苏联的干预却并没有给它带来所承诺的稳定。相反，军事干预加剧了阿富汗一直增长的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进一步加剧了叛乱，使苏联遭到越来越多的直接打击……苏联派兵介入阿富汗的程度和规模（在战争开始的前几个月即部署8万多军队），使华盛顿的美国官员深感震惊。

……苏联入侵阿富汗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卡特于1980年1月2日宣布取消限制战略武器的第二轮谈判。随后，美国立即从莫斯科召回大使。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卡特总统将苏联入侵阿富汗描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并启动一系列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报复政策：向苏联禁运美国粮食、玉米和大豆，以及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979年12月的这一事件也深深影响了白宫的中东政策。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阿富汗只是美国的边缘利益。但在此之后，美国致力于破坏苏联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并进一步遏制苏联在波斯湾的扩张。华盛顿还启动了一项将引发深远影响的计划，即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旋风行动”（Operation Cyclone）向“圣战”分子提供军事援助，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耗资最多的一项秘密行动。

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愈发危险的新阶段……1980年，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对阿富汗“圣战”者的支持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这位共和党的总统很快就宣布，将在中欧部署远程核导弹，并建造导弹防御系统（即俗称的“星球大战”），保护免受苏联核武器打击。

苏联解体，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但是最经常被提起的，是苏联经济在阿富汗战争及西方军备竞赛的双重压力之下，不堪重负而崩溃。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打破了苏联红军的无敌形象，也让加盟苏联的非俄罗斯共和国有了信心，即他们寻求独立的图谋可能不会引来中央的军事镇压。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加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就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与众不同的领导风格和目标，为在苏联内外发生的重大变化提供了可能……戈尔巴乔夫自认为是个改革者，他的目标是使苏联成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并不希望，也并没有推动苏联的解体，尽管这一切在1991年切实发生了，戈尔巴乔夫因此成为苏联第八位也是最后一位领导人。

鲍里斯·叶利钦从此成为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也加速进入了一个拥有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和批评意见的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社会。叶利钦彻底转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取消苏联时代的价格控制，私有化国家资产（特别是在能源天然气领域），并允许私人拥有财产……西方还将叶利钦和他的外交官纳入为西方建立新的安全秩序的进程中。双方通力合作，进一步签署协议，减少核武器库存。

但是这一乐观情绪也是短暂的……伴随叶利钦总统生涯的，是腐败、犯罪和俄罗斯经济的真正崩溃。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是90年代初的一半。所谓的寡头通过侵吞国有资产一夜暴富，普通的俄罗斯人则跌入贫困的深渊：通货膨胀泛滥，生活成本飞涨，国有税收体系薄弱，无力支持公共服务支出。医生和教师几个月拿不到薪水，许多人都对过去的苏联时代充满怀念……

但是到了1998年，泡沫破裂了，叶利钦下调了卢布汇率，并冻结了银行账户，普通俄罗斯人的财富瞬间被摧毁。这一决定，加上1994年为了打击分裂势力，而对车臣共和国开展的灾难性的军事干预行动——导致数以千计的平民死亡，让叶利钦背上了导致俄罗斯衰落的历史评价。

空气中的寒意

在2005年对俄罗斯民众的国情咨文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苏联的解体形容为“20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普京指出，苏联的解体不仅导致俄罗斯经历了多年的政治动荡和经济波折，还使深深为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感到骄傲的俄罗斯人失去了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2014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将乌克兰危机称为“西方和俄罗斯伙伴合作关系的彻底终结”，柏林墙倒塌之后的20年，“回想起来，只是冷战的间隔期” ……将今天的事态与冷战相比较的，不仅仅是媒体的评论者。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也同样认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冷战时的程度。2015年，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说：“几乎每一天，俄罗斯都被描述为最为严重的威胁。不仅仅是北约这样说，欧洲也这样说，美国和其他国家也这样说。有时候我在想这是2016年还是1962年。”无独有偶，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的声明也让人想起冷战，“从堪察加半岛到南亚，从高加索山到波罗的海，俄罗斯正将自己陷入孤立的包围之中” ……

尽管各方的政客都同意，冷战的情形已经回归，但是他们对谁应该为此负责却争执不下。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北约和欧盟等西方安全和政治机构不断咄咄逼人的东扩，迫使莫斯科更为坚定地维护自身利益。相反，从西方的视角看，在20世纪90年代向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走了几步之后，莫斯科的一系列政策举动说明俄罗斯正转向专制主义，外交政策也更富侵略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俄罗斯的发展表明福山等人所说的民主和平论其实并不稳固，因为普京的俄罗斯奉行精心设计的战略，将自己定位为欧洲和美国的挑战者。

今天的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很多人看来是在国内实施专制，在国外施加强权。俄罗斯对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也愈发敌视，对1991年德国统一后建立起来的欧洲后冷战安全秩序也并无好感。2005年之前，普京总统为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所做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内部，即加强俄罗斯经济、遏制政治不稳定……普京的俄罗斯所推行的政治议程，正在使俄罗斯更频繁走上与西方对抗的道路。

终极地缘政治

军事对抗，经济讹诈，间谍行动，外交对峙，这些都很容易让人得出历史回归的结论。但是，尽管俄罗斯越来越强硬，与西方竞争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但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定义为“冷战2.0”依然不合时宜。超级大国之间长达40年对抗形成的冷战，与今天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对抗关系仍有显著不同。

……今天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冷战时期的思想意识形态碰撞，同样也不是“主义”或单一制度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今天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资本主义，其经济制度也与冷战时的管理型和中央计划型的经济制度相差甚远……相反，这个时代更是充满了价值观的冲突——在西方鼓吹的公开选举、言论和结社自由、法治，与俄罗斯的混合民主、寡头政治、以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所换取的经济增长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模式，更为强调国家认同和宗教。

国家领导人交流时的言辞，也与原版冷战期间戏剧性的敌对语言有着显著的差别，当时苏联和美国都称对方是“死敌”（sworn enemies）。2014年7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独立日向奥巴马致贺信，其中就指出尽管美俄之间存在分歧，但美俄关系依然是国际稳定和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另外，“9·11”事件之后，普京、梅德韦杰夫及其他俄罗斯政治家一直在持续努力，推动俄罗斯和西方协力应对共同的敌人——恐怖主义。

冷战与当前美俄关系紧张的第二个区别，在于对抗的范围。我们必须记住，冷战实际上是全球对抗：美国及其盟友对抗苏联及其盟友……冷战冲突发生在所谓的“第三世界”——越南、印度尼西亚、安哥拉、莫桑比克——或者超级大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冷战对抗高峰的标志性事件——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正是在这一边缘地带出现的。

……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并不是冷战的回归，而更多是老一套的地缘政治的复兴。俄罗斯和西方的竞争是地区性的，主要聚焦在欧洲的东翼（包括乌克兰和波罗的海）、苏联的南部地区（比如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以及历史更为久远的、冷战之前对于中东的争夺……这也是能力和意愿作用的结果：俄罗斯不可能将其影响力拓展到欧亚大陆之外——即便如此，收益也非常有限，美国也大大收缩了其全球战略目标，以及在海外部署部队的意愿。

2016年不同于1946年的第三个方面，在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地位。在冷战期间，这两个国家都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但是今天的国际体系看起来更为“多极化”：像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这样的国家正在崛起，再也不是超级大国的囊中之物。中欧和东欧那些曾经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也走出了自己的路，也很少有国家将自己看作俄罗斯的铁杆同盟……

第四，原版冷战的结构和动能在很大程度上由核军备竞赛决定。在核军备竞赛的高峰，冷战每一方都有数以万计的核弹头，足以毁灭对方无数次……但由于过去20年两国之间的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两国的导弹和核弹头要达到冷战水平依然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美俄双方的军事理论早已不是彻底消灭对方……

这些将得出最后一点。尽管今天的俄罗斯大胆地宣称自己已经恢复了大国地位，但从各个方面看，还是比之前的苏联弱了很多——这也导致与美国巨大的实力差距……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八倍，军费支出要多出七倍……2015年，俄罗斯卢布贬值50%，经济严重衰退，经济总量收缩了5%。在普京任总统期间，支持度其实是与促进经济繁荣的能力密切相关的。现在，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以及总统迅速消耗俄罗斯的外汇储备，普京总统捍卫俄罗斯（而非西方）传统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言辞也更为强硬。事实上，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今天西方最大的担忧是一个相对较弱的俄罗斯，而非强大的俄罗斯。因为相对较弱的俄罗斯会在国内采取更为严厉的控制手段，在国外实施更多的冒险政策，以维持其政治统治……

新俄罗斯主义的主权民主

……许多普京的批评者认为，他所支持的价值观仅仅是为了维持权力和专制统治。但是国际事务知名分析人士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很多西方人认为那些人不愿意接纳自由民主制度，仅仅是为了加强个人权力或“保护攫取的财产”，这无疑是非常愚蠢的想法。个人的经济动机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他们的制度是为了服务更高的目标这一信念同样也是存在的。以普京为例，这些信念包括政治秩序、国内的经济成功、国际影响力、大国地位。俄罗斯的领导人，担心无法将他们庞大的国家——覆盖诸多时区、民族和宗教——凝聚在一起。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由于经常实现权力更迭和政治议程转换，似乎不太适合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

为了赋予这一替代制度合法性，普京和他身边的小圈子人士给这一制度起了个名字，“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并将之作为俄罗斯制度的品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持续呼吁世界革命的政治哲学或意识形态不同，“主权民主”更多是证明自身合法性。爱德华·卢卡斯这样解释道，其主要作用“是解释为什么克里姆林宫唯我独尊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非欧洲主流秩序的偏差” ……

……主权民主的概念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内向的，旨在使当前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统治和政治议程合法化，并使俄罗斯免受曾导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这样的“后苏联国家”发生革命的民众运动及不稳定的压力。这是一个涉及反多元主义和反民粹主义的民主观念。选举并不是用来传递分歧和利益冲突，而是明确地界定权力的轮廓：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或者，按照分析人士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所说，选举不是用来代表人民的工具，而是在“人民面前展示权力”。

……主权民主的第二个维度是外向的，旨在使俄罗斯免受21世纪初的全球化、恐怖主义和大规模移民等外在压力的影响。这意味着对外国干涉和国内自决自由的强烈主张，也反映出正在经历政治转型的国家对西方干预的批评……普京和他的政治支持者认为，要想真正独立，国家必须要能抵制“外国权力中心”的压力——特别是美国及其持续推进世界民主化的努力。

俄罗斯模式的扩散

卡根指出，主权民主的原则唤起了俄罗斯“恢复伟大”的想法。它在保持国家民主样式的基础上，将自己作为可供其他国家选择的替代模式——特别是那些希望与全球化的经济压力和西方主导的政治民主化压力相隔离的国家。这从西方国家的反建制政党对普京深表赞赏就能看得很清楚，这些政党在西方的政治光谱中要么是极左的，要么是极右的。

法国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就是其中之一，她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普京的赞赏。她的政党与克里姆林宫的高层人物有联系，包括俄罗斯的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Dmitry Rogozin）……罗戈津曾经在2005年组织反移民运动，口号就是“清除莫斯科的垃圾” ……

早在2009年，俄罗斯就积极与东欧的极右翼组织建立联系，其中包括斯洛伐克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保加利亚的反欧盟的民粹主义政党“攻击阵线”（Attack Movement），以及匈牙利的极右翼组织“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这一组织在2015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20%的选票，立场尤其亲俄……

……在左翼势力中，支持普京和他对民主看法的人也有不少。2015年，当希腊欧元危机达到顶点时，希腊与布鲁塞尔债权人的谈判崩溃，希腊总理、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 Party）主席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齐普拉斯将俄罗斯描述为“希腊最重要的伙伴之一”，暗示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将与俄罗斯结盟……

普京的俄罗斯与西方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关系愈发密切，其中的一个重要助力，就是克里姆林宫不断向其提供财政支持。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联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欧和东欧。在这里，民粹主义政党和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团结在新保守主义大旗之下，他们因为怀疑和抵制欧盟现代化的政治议程而团结一致。《纽约时报》记者约亨·比特纳（Jochen Bittner）将之称为“对失落世界的怀念”：相比于欧盟复杂的边境不设防、共享主权和多重身份认同，他们更喜欢基于民族群体简单的社会道德秩序。冷战结束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很多俄罗斯人将社会秩序崩溃、腐败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归咎于民主化和自由主义。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全球化也因为破坏本土产业、破坏社区融合、丧失政治可信度而遭到抵制。

我们自己塑造的世界

……不管怎么说，我们从原来的冷战中也能学到重要一课，特别是从早期的冷战中。冷战并不是一方行为引起的，而是双方之间的互动，形成了紧张局势交织叠加的局面。所以当我们问到“应该对今天的俄罗斯做什么”的时候，西方的政治决策者们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反思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所作所为。

……很多分析人士也同意，即便俄罗斯进行了成功的转型，申请加入西方主导的机构，北约和欧盟也不可能在机制不做出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吸收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加入，将带来经济、社会、安全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所以美国给予俄罗斯的，是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塞缪尔·查拉普（Samuel Charap）和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所说的“没有成员资格的伙伴关系”。但是，尽管没有进行制度性的改变，欧盟和北约也在持续实施东扩。在莫斯科看来，欧盟和北约只是“继续遏制苏联/俄罗斯，只是换了新的、更为现代的方式”。

当然，“如果不这样，会怎样”的假设性问题始终很难回答。如果西方不向俄罗斯施加这么大的压力，会怎么样？眼下的现状会有所不同吗？历史学家们将如何评判西方的扩张战略？是认为这一战略刺激了普京对乌克兰的行动，还是巩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欧洲的民主成果，防止这些国家遭到俄罗斯进一步干涉的远见卓识？乌克兰人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更好地解决他们独立以来即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是更亲近西方还是更亲近东方？如何解决境内说俄语的少数派问题？

……西方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并评估胜利主义的另一种方式，是在与俄罗斯竞争的新时代，好好看看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是否健康。不管怎么说，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已经得出结论，应对苏联扩张的最好方式不是军事对抗，这样会造成很多额外风险，而是在国内建设有活力而团结的社会。他指出，苏联之于西方威胁的大小，并不在于其军事潜力，而是“俄国人发现自由民主社会所存在的诸多弱点”。美国及其盟友首先要做的，是“向自己最好的传统看齐” 。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地位——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处于所谓的“单极”世界。由于冒险的对外政策，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的困难，美国也被削弱了。更广泛地说，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西方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其政治和经济模式，都受到传统的大国比如俄罗斯以及中国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