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时有两个普鲁士。一个是蒂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的《勃兰登堡漫游记》中的普鲁士，这是一部洋洋洒洒的四卷本游记，里面呈现的是一个刚刚从沼泽和森林当中显露的普鲁士，一个野蛮的普鲁士。“且不要指望像旅游（grand tour）那般舒服惬意”，冯塔纳在第一卷就揶揄说，那里只有“贫困、肮脏……没有现代文化的迹象”。在这个正在经历工业化的煤炭和钢铁的国度，火车仍然是奢侈品；只有大城市和大的城镇才会通火车。若要在普鲁士乡间穿行，必须租用马车（trap），但赶车人都是令人憎恶的乡民，他们会带着你兜圈子，在树林和溪流间穿来穿去，也许只是相邻的两个村庄之间的短短路途，也会收上一大笔钱，这些钱够你坐五个小时的火车从柏林到德累斯顿了。1870年的普鲁士仍然是“未开垦的蛮荒之地”，满是泥塘和松树，一直铺展到柏林的城门前。这的确是鼓荡着乡野之风的乡野之地。此时的维也纳人在谈到普鲁士人的时候，总是免不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免不了嘲笑他们的北方表兄弟，说这些表兄弟“两条腿扎在《圣经》里，另两条腿扎在泥土里”。此时的普鲁士人仍然是愚笨之人，是福音派的庸俗之人，这样的结论，即便是蒂奥多·冯塔纳这样的伟大爱国者也是难以回避的。
另一个则是卡尔·马克思于1860年代呈现的那个普鲁士。此时的柏林，有着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宫殿和勒诺特尔式的园林（Le Notre gardens），这是一个优雅的城市，一座不断成长壮大的城市。这座城市的边缘奥拉丁堡和莫阿比特（Oranienburg and Moabic）的熔炉和锻造车间则是亮光四射的“淬火之地”。这样的经济增长势头令马克思瞠目结舌，遂宣称普鲁士是“德意志工业的强劲心脏”，此时在他的出生地莱茵兰（Rhineland）西部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涌动的变迁大潮，更是令他惊叹不已。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仍然是一派慵懒倦怠和田园风光的普鲁士莱茵兰地区，此时已经是烟囱林立。这不免令马克思将这一地区同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兰开夏（Lancashire）和约克郡（Yorkshire）做了一番颇有成就感的比较，后者可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心脏地带，富有且烟雾弥漫。此时的普鲁士已经涌现出诸如柏林、哥尼斯堡、布雷斯劳、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以及科隆这样的大城市，而且煤炭和钢铁的年产量更是超越了法国、俄国和奥地利的总和。此外，普鲁士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5000英里，较之与自己毗邻的三个大国，普鲁士的铁路网毫无疑问是覆盖了更大的范围，此等优势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还会继续扩大。普鲁士人口的增长势头也是相当显著，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量。1866年，普鲁士的人口规模为1900万，当时法国的人口规模为3500万，奥地利的人口规模为3300万，稍多于这两国人口规模的一半。普鲁士的这个人口规模以富于生产力的年轻人口为主体，加之工业和铁路的大踏步扩张，柏林很自然地成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领头羊，这个关税同盟于1834年诞生，削减并最终取消了德意志邦联39个成员之间的关税壁垒，极大地刺激了贸易和消费，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和提升。柏林同德意志众邦国的这种勾连和融合，可绝对不是什么小事情。除了奥地利境内的德意志人之外，德意志邦联大大小小的成员国，诸如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以及汉堡等，拥有2000万德语人口。倘若普鲁士能够将这些邦国统一起来，由此催生的新国家将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容克地主
然而，在普鲁士，财富和权力的关系格局总是无法协调、融洽。1860年代的普鲁士已经处在鼎盛边缘，却又一次在这条道路上横生枝节，这次横亘在前的是普鲁士一个古老的精英集团。当年的条顿骑士团将斯拉夫人逐出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之地，这一边界之地最终演变为普鲁士。此后，这个王国便由条顿骑士团的后裔主宰，这是一个半封建的贵族领主集团，人们称之为“容克”。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进程中，霍亨索伦王朝已然剥夺了容克集团的大部分政治影响力。尽管如此，霍亨索伦王朝还是用一系列很是回环曲折的办法对这个古老的精英集团实施补偿。容克集团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获得了巨量地产，保留了地方行政权威，同时也在普鲁士宫廷、军队以及民政部门中占有主导地位，大多数的关键部门和职位都操控在这个集团手中。作为对王朝的回报，容克集团宣誓效忠霍亨索伦王族，历任国王也未曾真的考验过容克集团的忠诚，正如1808年一个容克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倘若陛下剥夺了我和我的孩子们的权利，天知道陛下您的权利又将何以安身？”工业时代在普鲁士催生了一批“新人”，这个主要由实业家、商人和职业阶层组成的“新人”集团想方设法地同王族和贵族结成姻亲关系，但从来都会遭到拒斥。由此便确立了这样的政治权力格局：国王拥有自己的御前议事会，可以随自己心意去否决议会的动议和提案，可以依据财富和社会等级分配投票权。这样的政治机制保障了反动容克集团的优势地位，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1918年。此时的普鲁士王国尚且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无论领土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从地理上看，此时的普鲁士王国分化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东部的心脏地带勃兰登堡-普鲁士，其二是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兰的西部诸省。汉诺威、黑森、巴登以及几个小邦则是嵌在这个分裂带中间，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错位和文化隔阂。1863年，一名来自东部地区的普鲁士步兵团军官负责指挥西部亚琛（Aachen）的一个步兵团，这在普鲁士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尽管亚琛和周边的莱茵高（Rheingau）自1815年开始便已经融入了普鲁士，但这个年轻军官还是对此地区那深深的反普鲁士情绪感到震惊。当地居民都将普鲁士视为外邦，将普鲁士称为“Stinkpreusse”，意思就是臭烘烘的普鲁士。老父亲们也总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在军中服役而不住地叹息说，他们的孩子“在给普鲁士人效力”，那语气如同自己的孩子遭到外邦人拐骗或者绑架了一样。普鲁士的官员则被称为“Polakien”［Polacks，波兰人（贬义）］或者“Hinterpommern”（Pomeranian hicks，波美拉尼亚乡巴佬）。很显然，在西部人眼中，东边的那些人就是野蛮人，没有在波恩、哥廷根、柏林或者罗斯托克这些地方的学校或者大学接受过教育。莱茵兰地区的城市居民和乡村人群对普鲁士的此番恨意，本身就足以折射出普鲁士的软弱。1860年时，伦敦《泰晤士报》给出这样的评论：“［普鲁士］何以成为强国，历史会给出说法，但普鲁士为何仍然是今天这个样子，没人能说清楚。”毫无疑问，此时的普鲁士并不具备优势，无论地理、文化、阶层状况，还是历史，都是如此。
路易波拿巴的野心
1860年代的法国则同普鲁士形成了鲜明对比。巴黎，公认的欧洲之都，自然也是一个统一且鼓荡着炽烈民族情感的国家的都城，更在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印度支那拥有多处殖民地。巴黎的人口规模两倍于柏林，已经达到1800万，城中到处闪耀着建筑瑰宝的光芒，更有宏富悠远的可以回溯千年之久的历史。此时的普鲁士恰是草创态势，可以说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伏尔泰曾嘲笑这样一个草创之地乃是“一个边区王国”，法兰西的一切则似乎都在向世人昭示文雅和稳定。这样一个法兰西拥有自身的“自然疆界”，这“自然疆界”涵括了大海、孚日山、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并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也已经八百年了。此时的法兰西已然培育出极度丰富的文化，其中涵括了食物、酒类、温和的气候、时尚、音乐以及语言等元素。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法兰西的文化霸权已然散落并寄居在巴黎的两万家咖啡馆以及那些引领并确立时尚潮流的大商场里面，由此也就激发了所有德意志访客（其中也有德意志士兵）的野心，那就是“要像神一样生活”在法兰西。赋予1860年代的法兰西“战略”主导者的观感，使其成为“欧洲的仲裁者”的正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也就是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那野心勃勃的帝国体制。
路易-拿破仑生于1808年，滑铁卢战役之后，他承受了与波拿巴家族所有成员一样的命运。复辟的波旁王族禁止波拿巴家族的成员在法国居住，因为担心包括路易-拿破仑在内的家族成员图谋重建拿破仑王朝。于是，路易-拿破仑便四处流亡，从瑞士到德意志再到意大利，最后到英国。年轻时代的路易相当浪漫，相当意气，最终在意大利找到了自己作为密谋者的真正使命。
拿破仑三世
1820年代的意大利半岛分裂为六个小邦国，从南方的两西西里王国一直到北方的皮埃蒙特王国。此时的意大利大地，社会和政治氛围与路易-拿破仑同时代的司汤达在《帕尔马修道院》（Charterhouse of Parma）一书中描画的一模一样：僵滞，没有生气而且反动。古老王朝的孱弱余脉，诸如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族，佛罗伦萨、摩德纳和帕尔马的哈布斯堡王族，正以极度的残酷维持各自的王位，只要发现有人有鼓噪解放和自由的嫌疑，便即刻将之投入监牢或者扔到船上当奴隶。奥地利帝国在意大利的存在更是令情势雪上加霜，毕竟，奥地利参与了镇压法国大革命以及路易-拿破仑那著名的大伯，并因而获得了领土奖赏，具体的奖品就是伦巴第（Lombardf）-威尼西亚（Venetia）王国。很显然，对路易-拿破仑来说，倘若能在意大利找到机会，对那些1815年镇压法兰西并立定和约的国家和王朝实施复仇，也是他无法抵挡的。于是，这个年轻人便加入烧炭党，这是一个献身于意大利民族统一的秘密团体，作为密谋者，路易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1830年，路易差点遭到逮捕，遂逃往英国。此次逃亡途中，恰好在大伯于圣赫勒拿岛谢世十周年的日子经过巴黎。尽管此时的路易仍然没有在法国居留的合法权利，但他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在巴黎短暂停留，亲眼见证了拿破仑传奇有着何等的力量，这令他艳羡不已。此时，距离拿破仑一世流落孤岛已经过去十五年了，距离拿破仑一世离世也过去十年了，法兰西民众仍然将花环奉送给这个伟大人物的纪念碑，并高呼“皇帝万岁！”。
此等民众情感在法兰西依然潮流涌动，当权者遂对路易实施逮捕并将之逐出国门。路易遂流亡伦敦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836年。1836年，路易-拿破仑颇为拙劣地模仿大伯1815年的“百日”之举。如同当年的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兰西并挺进巴黎一样，路易也带着一支小队伍挺进到斯特拉斯堡（Stvasburg）城门前，并要求守城军队归顺自己，“恢复帝国”，驱逐以奥尔良家族的路易-菲利普为国王的“非正统”政权。路易-菲利普于1830年加冕称王，并没收了波拿巴家族在法兰西的全部财产，由此招致波拿巴家族无可化解的仇恨。但在斯特拉斯堡，最终还是军纪占了上风，波拿巴遂遭到逮捕并重归流亡之路。这一次，路易干脆被送往美国。1840年，路易带领五十个人再次冒险尝试了一次“政变”。他们在布伦登陆，搭乘火车前往里尔（Lille），到达里尔之后，路易便向当年斯特拉斯堡的守军发布檄文。在这份檄文中，路易要求当地军队加入自己的队伍，挺进巴黎，罢黜路易-菲利普并恢复帝国；波拿巴再一次遭到逮捕，这一次他得到的判决是“永久监禁”在哈姆要塞（Ham fortress）。闻听此判决，路易-拿破仑颇富先见地嘲讽说：“在法兰西，没有什么东西是永久的。”
他的预见是正确的；1846年，路易-拿破仑身着蓝色外套，将自己乔装成建筑工人，并化名“石匠”（Badinguet），溜出了要塞大门，奔向自由。卡尔·马克思似乎永远都不能原谅看守的此次疏忽，并且此后也一直称路易-拿破仑是“小石匠”（Little Badinguet）。一路逃亡下来，路易-拿破仑处处碰壁，似乎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然而，他仍然是波拿巴家族的“王位觊觎者”，他的大伯于1815年逊位，他仍然是那个帝位的推定继承人，为此，他一直野心勃勃，这野心终于在1848年革命浪潮摇撼法兰西时找到了出口。
1848年的法国革命是一次激进尝试，目标是埋葬君主制并创造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共和国”，但革命最终还是破灭了，因法兰西那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尽管城市工人，也就是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中刻画的贫困人群，希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布尔乔亚阶层和农民阶层则支持资本主义和私有制，因为这些能为布尔乔亚阶层提供并保障高生活标准，农民阶层也可以据此得到尊严和土地所有权。此时的法兰西人口中，农民占据八成；此时的路易-拿破仑则受益于这个革命年份发布的第一轮改革举措，得到了回归法兰西的自由。回归之后，已经对农民状况有所观察和意识的拿破仑即刻自立为农村票仓的候选人，并据此顺利获选进入新的议会，更于1848年6月，支持军队对激进城市的镇压。那段血腥的“六月天”，有3000名叛乱工人遭到屠杀或者受伤，由此便留下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共和国，取代了二月革命一度宣示过的激进共和国。
这个保守的共和国还是保留了一项激进的改革举措，那就是成年男性普选权；路易-拿破仑意识到农村选民群体基本上连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的名字都认不出来，于是便抓住这个政治空当，亲力亲为，奔走于法兰西乡村选区，以可靠的强人形象出现在农村选民面前，让众多选民都知道他就是他那个名扬四海的大伯的真正继承人；这显然是他在美国学到的选举战术和手段，而他那个大伯则已然令波拿巴这个名字成为秩序、财政保守政策以及民族尊严的同义词。这些语词指涉的模糊意象已然在法兰西乡村世界非常流行并占据了主导位置，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赢得了74%的选票，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
如此突如其来且出人意料地登上法兰西总统大位，这令路易-拿破仑极为震惊。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尚且什么都不是；四十岁的时候，他却成了总统。作为法兰西的最高行政长官，路易-拿破仑展现出相当高的政治技巧。他以极为谨慎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将保守集团吸附过来。为此，更对军队和罗马的天主教势力表示强力支持。就这样，曾经的烧炭党人，曾经热衷于密谋反对教皇的年轻人，如今却成为虔信基督的代理人。1848年，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两个最为著名的烧炭党人，将教皇庇护九世逐出罗马，并建立了一个罗马共和国，应该说是实现了这位法兰西总统年轻时代的梦想。然而，此时的路易-拿破仑却采取敌对政策，派出法国军队前往镇压烧炭党人建立的共和国，并扶助教宗复位。这位法兰西总统此时的行动并非出于宗教虔诚，这里面当然是有政治盘算的，总统要借此赢得保守派的支持，而且，路易-拿破仑最终也达成所愿。法兰西的所有神职人员都在教堂里或者咖啡馆里称颂他。（显然，法国农民群体中的成年男性更常待在咖啡馆里而非教堂里。）当总统随后将教会在革命热潮中失去的教区学校和大学归还给教会时，天主教势力更加支持总统。此外，保守派还非常满意路易-拿破仑对总统夫人的选择。这位夫人就是欧仁妮·德·蒙蒂若女伯爵，此女美貌冠绝欧洲，也是宗教情愫极深的西班牙反动人物。倘若是在16世纪，这样的女子会更多地待在家中，但19世纪显然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然而，路易-拿破仑并非寻常的19世纪保守派人物，他与他们是有区别的，他本质上是波拿巴派，拥有极高的政治灵活度和柔韧度，懂得逢迎各方，无原则的程度令人震惊，这方面的标志性举动就是他对待激进左派的态度和政策。尽管他凭借稳定、保守的经济政策，爱国主义以及所谓的“道德教化”政策而偏向右派，但与此同时，他也凭借进步性质的社会政策向左派伸出橄榄枝。为此，他投巨资修建道路和铁路，还有其他一系列公共工程，借此将法兰西的失业劳动力吸纳干净。的确，1848年时，这位法兰西总统凭借着《消灭贫困》这本小册子吸纳了工人票仓的数千张选票，此书是他被囚禁于哈姆要塞期间写就的，书中宣示并承诺的政策正是那种典型的波拿巴主义的“向贫困开战”的政策，路易-拿破仑最终也兑现了这一承诺。1851年后，路易-拿破仑的总统任期接近尾声，此时他赢得的民心和支持度已然极为可观。中产阶层和农民集团对他自然是敬慕不已，甚至城市贫困人群也对他的公共工程备感欣慰。可惜的是，第二共和国的宪法是禁止连任的，此等情形之下，很多人担心即将到来的1852年选举会引发混乱。
右翼最具声望的候选人是路易·卡芬雅克（Louis Cavaignac）将军。1848年6月，正是卡芬雅克指挥军队屠杀、重伤、逮捕或流放了两万工人。左翼候选人则是路易·勃朗（Louis Blanc），此人是共产主义者。此时的路易-拿破仑统治集团便以拯救共和国为名，开始筹划反对共和的图谋，说白了，他们准备发动一场政变。忠于共和体制的将军们被悉数调往阿尔及利亚；忠于路易-拿破仑的将领则相应地调回巴黎。不可靠的外省大员以及警务首脑，也纷纷遭到替换。到了1851年12月，差不多所有事情都准备就绪，巴黎、里昂等大城市都屯驻了大量忠于路易-拿破仑的军队。12月2日夜间，路易-拿破仑开始发难，选择这个日子并非偶然，这一天正是奥斯特里茨战役四十六周年的纪念日，此举显然是为了唤起法国人对当年荣光的回忆。因为准备得如此周详，这场政变只是遭遇了零星的抵抗，路易-拿破仑对此类零星抵抗则大肆渲染，说“这是铁证”，倘若他不实施干预的话，“1852年就会是内战之年”。政变之后，路易-拿破仑便以“亲王-总统”的名号重归权位，并在新发行的硬币和钞票上铸印自己的头像。一年之后，他终于可以顺理成章地解散共和体制，自立为法兰西皇帝，也就是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观念”
作为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于1850年代和1860年代主导并引领了大规模的经济扩张。这一时期的欧洲正从先前经济萧条的漫长阴影中走出来，农产品和工业制造品的消费量日益攀升。此等情形之下，路易-拿破仑顺势而为，放出大招，对关税和其他税赋实施大幅度削减，同时建立新的储蓄银行，据此吸收乡村储蓄，并将之注入法兰西经济体。在他的主导下，法国铁路网扩张了四倍，从1851年的2000英里跃升到1870年的10600英里。路易-拿破仑最具影响力且力度最大的动作就是将巴黎的旧有城区悉数拆除，而后依照恢宏的新文艺复兴风格实施重建，此建筑风格遂即成为第二帝国的象征，由此也就令巴黎在审美意义上成为“欧洲之都”。在这项重建工程中，中世纪存续下来的荒地均开发成宽阔美观的林荫大道，大道两边配以雅致的宫廷建筑、办公楼和百货大楼。巴黎以及其他城市和市镇的此番重建工程耗资50亿法郎，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150亿美元，着实令人震惊。
新都城意味着新气象，这一切都关系到新皇帝对法兰西的宏大构想。这个民族并未曾真正地从1815年的失败和折辱中恢复过来。曾经的领地被荷兰人、德意志人和皮埃蒙特人瓜分。法兰西的政治地位就此在欧洲沦落为跟从者，屈居世界最富有的强权大不列颠和欧洲大陆那所谓的“宪兵”（也即俄国和奥地利）之下。1815~1830年时复辟的波旁王朝和1830~1848年时的七月王朝也有所行动，试图恢复法兰西的声望和影响，但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波旁王朝斩获了阿尔及尔，但也仅此而已。1830年，路易-菲利普攻击安特卫普（Antwerp），意图赶走那里的荷兰人，但此行动在英国的干预下止步不前，法兰西只是得到了1815年时丢掉的讲法语的边界地带。面对英国的阻力，路易-菲利普显然是退缩了。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催生了新国家比利时，这实际上是在提醒法兰西，它的权势和地位日渐削弱，昔日的荣光一去不复返了，这也的确是令人无地自容的事情。路易-拿破仑决心要对这样的世事格局发起挑战。1848年，法兰西人民选择路易-拿破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推出并宣扬的“伟大法兰西”观念（la grande France），为此，法兰西人民更在1851年和1852年凭借两次公决确认了路易-拿破仑的“威权总统制”和帝制，而这所谓的“伟大法兰西”，意思就是，法兰西将重新对欧洲发号施令。
重塑拿破仑的荣光
仅凭“拿破仑”这个名字就能达成这个目标，就能找回法兰西的昔日荣光，虽然很多选民都是出于这一点投出了手中的选票，但显然也是在自欺欺人。拿破仑一世之后，法兰西的地位便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拿破仑一世时，法兰西无论在人口上还是在军力以及前工业时代的经济资源方面，都能轻易地盖过欧洲其他国家，但是，拿破仑三世时的法兰西，格局已然发生反转，法兰西沉降了。此时的法兰西，人口只有3500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等强国。更麻烦的是法兰西那迟缓的工业化进程，这令法兰西一直都很难从工匠和小店主国度的泥潭中挣扎而出，因为这个庞大群体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营生之道，拒绝机器和百货商场的侵袭。这令法兰西城镇和村庄的魅力风光得以保存，在这样的一派慵懒风光中，人们到处都能看到挑着凳子四处游走的鞋匠和正在火光中挥洒汗水的铁匠，但这的确阻碍了法兰西的经济发展，令新皇帝手中可以动用的资源少之又少。此等情形之下，这位新皇帝如何找回法兰西的声望和领袖地位呢？在这个问题上，路易-拿破仑也没有闲着，他有他的为政之道，而且也一直都做得不错，甚至可以说是不亦乐乎，他的进取之道便是：手腕和谋划。他并没有直接挑战大不列颠和“宪兵”，而是选择了回环曲折之道，力图削弱这些对头的力量，为此动用了有限度的战争、阴谋以及外交等手段。
在这条道路上，路易-拿破仑也有自己的一套战略。他在流亡和监禁时审视大伯留下的破败的帝国废墟，从中萃取出他所谓的“拿破仑观念”。此观念的实质就是：想要恢复法兰西的强国地位和影响力，就必须出现一个新的拿破仑，由这个拿破仑去完成第一个拿破仑开启的工作，即摧毁或者削弱奥地利和俄国这种压迫性的、多民族的帝国，鼓励新的、自由的民族国家体系取而代之，这些民族国家最终将聚拢在法兰西身边。在这样的战略道路上，强健的波兰人的国家、德意志人的国家、捷克人的国家以及意大利人的国家是可以想见的，这些民族国家将从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帝国“尸体”之上脱颖而出，它们最终都将出于感恩和仰慕而环绕在法兰西身边。这位新皇帝的终极目标差不多就是一个“欧洲合众国”，巴黎将自然而然且顺理成章地成为这样一个“合众国”的中心和都城。这一战略的确极具胆略，不过，乍一看倒也并非完全没有理据。此战略乃是建基于路易-拿破仑对大伯的锐利剖析，在这位新皇帝看来，当年的大伯虽然解放了这些族群或国家，但后来又转而对之实施奴役，这等于“背叛”了“拿破仑式”的承诺。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1806年的耶拿战役以及1807年的弗里德兰战役之后，拿破仑一世便成为欧洲之主。此后，那本来以“解放”为取向的“拿破仑工程”便遭到放弃。再往后，第一帝国便沦落到腐朽境地，成为战争贩子，最终赚足了欧洲人的仇恨。拿破仑三世遂决心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他决心解放欧洲各民族，让他们自由，只要他们接受法兰西的领导。
此等胆略的“拿破仑观念”，前提就存在悖论，此外，横亘在此战略道路之上的首要障碍就是1815年的“和会体系”（维也纳体系）。这一体系囊括了五大强权在内，不列颠、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此体系的要旨就是维护维也纳和会订立的疆界体系或政府体系。也正是因此，当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于1821年试图推翻皮埃蒙特和两西西里政府的时候，列强遂即展开会商并授权奥地利方面派出军队前往都灵和那不勒斯平叛。当西班牙军队将官在1822年囚禁了他们的国王并要求一部宪法时，列强遂即约请法国方面派出十万大军侵入西班牙，恢复了波旁家族的王位并粉碎了这场“自由派阴谋”。和会体系最后的希望出现在1848~1849年，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派出联军镇压自由革命运动，俄国方面更是派出整支军团进入奥地利，将短命的匈牙利共和国付之一炬。无须多言，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保守集团，庸常政策肯定都会退避三舍，但路易-拿破仑显然不在其中。路易-拿破仑并非这种一般政客，并且在这方面他也是出了名的，不列颠的帕默斯顿勋爵曾经抱怨过：“他的心里有种种构想，如同野地里到处跑的野兔一样”，路易-拿破仑是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削弱甚至摧毁这套保守体系之控制力的机会的。
本文摘录自《普法战争：1870-1871年德国对法国的征服》，[美]杰弗里·瓦夫罗 (Geoffrey Wawro) 著，林国荣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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