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谈中国文化，总是独缺音乐一环

乐器不像许多人所想的，只纯然是个表现音乐的载具而已，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文化美学的外现，也因此，它有自己的个性。而在中国，这个性尤为突出，因为它直指一定的生命情性，“见器犹见人”，你可以由此拉出的，何止于音乐，更是生命。

这生命，在古琴，是高士；在琵琶，是侠客；在竹笛，是书生；在筝，是儿女；在胡琴，是常民百姓。可以说，涵盖了中国人生命情性的全面。

而何止于生命，更及于文化，这其中所能契入的，还涉及社会阶层、文化特质，乃至历史气象的变迁，透过这具象的存在，许多抽象的精神竟可以如此被我们深刻而贴近地感受着。

谈中国文化，为何独缺音乐一环？

谈音乐难，因为音乐抽象。就因这抽象，谈来乃多主观之想象。

谈中国音乐更难，因为抽象之外，它又居于弱势。

弱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相对于西方音乐，它真弱势得可以，所以一般不谈它；要谈，就只用西方的观点直接加诸其他。

不仅面对西方弱势，弱势也来自它在自体文化的地位。

中国是个大文明，历史悠久，绵延广袤，影响深远，诸事乃多有可观者。可有意思也令人遗憾的是：诸方皆擅，却“似乎”于音乐例外。

音乐例外，的确，我曾在所著的《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中，以下列的句子问过大家：

提起中国文化，你可能想起：

哲学里的老庄孔孟、大乘佛学；

文学里的诗经楚辞、李杜苏辛；

绘画里的范宽、李成、八大、石涛；

史学里的史记、资治通鉴；

书法里的王羲之、黄山谷……

但音乐呢？

提起中国音乐，论人，你很难直接想起可与上述哲人、画家、诗人、书家并列者；论作品，又哪里有可与《溪山行旅图》《鹊华秋色图》《快雪时晴帖》《寒食帖》及其他经典诗作、文章相论者。也所以，近代论中国文化之诸君子，于哲思、于书画、于诗词固多有发扬，固多能由之发而为美学者，却独于音乐少有提及；有，也只在神话传说或个人的片面经验中带过。

神话传说，是指中国的礼乐。

礼乐在官方或儒家的说法中，被认为“尽善尽美”，许多人常举“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说明它有多好。

但实情是，用句现代话讲，礼乐本是种“政治仪式音乐”，而仪式音乐之感人并不在音乐本身，在它仪式的神圣性。政治仪式音乐就像祭孔音乐般，重点在它理念的象征。礼乐，是以音乐强化社会秩序，是在型制象征上直接体现君君、父父、臣臣、子子的音乐。听它，跟听一般音乐不同。

历代最完备的封建制度在周代，周代礼乐因此成为各朝师法的对象。所谓“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封建制度的完备，礼与乐功不可没，它将社会秩序直接连接于天地法则，所以天子有天子之礼、天子之乐，诸侯有诸侯之礼、诸侯之乐，一丝一毫、逾矩不得。孔子感叹“礼崩乐坏”，正在感叹社会失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作礼乐、记春秋，正是要匡复这社会秩序。他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其实是见到先王之乐仍存，匡复有望的激动，与音乐本身的艺术感人并无直接相关。

礼乐虽是历史的实存，但礼乐却被神化，诸多哲人、史家乃至文人，提起中国音乐，就在这神话中作想象的满足。

而个人的片面经验呢？这是指论者将自己少数的中国音乐经验放大为全体，举例而言，当代新儒家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于美学、诗词、书画多有论及，谈音乐则仅寥寥两三页，所述就在古琴与京昆，不仅量上极为不足，也谈不上什么论点。

寥寥几笔中，琴常被谈及，是因琴棋书画，琴列四艺之首，它已成为文化象征。画家多不谙音律，但携琴图、松下弹琴图、弹琴观瀑图却是水墨常见之题材。此外，琴是乐器中唯一留有大量论述——琴论者，其哲思与文采，正可让文人不须借助实质的音乐经验而另有所得，引用自众。

谈昆，主要因它为文人日常雅好，文学性强。但正因如此，文人谈它，多的乃是词情，于声情着墨就少；而即使有声情，昆在中国音乐中毕竟也只为戏曲之一种，更遑论戏曲之外另有器乐、歌乐、曲艺乃至宗教音乐。至于京剧虽不同于昆曲，能通于雅俗，但依然只独占一味。

正因如此，我那《谛观有情》的一问，许多人的确答不上来！

答不上来，会不会正因中国音乐确如上述，它只在神话传说里放异彩，只在某些独特片面的领域里有可观？

答案当然不是！

《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作者：林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