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由来

【编者按】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约瑟夫·弗兰克（1918-2013），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权威研究者，他最富盛名的著作便是五卷本的陀氏传记，依时间顺序，对陀氏的人生和创作进行了重新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自2014年开始翻译出版这五卷本的传记，近日，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出版。在1865-1871这六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连创作了《罪与罚》、《赌徒》、《白痴》、《永远的丈夫》、《群魔》等多部重要作品，因此本卷名为：非凡的年代。

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牵涉进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流放西伯利亚。约瑟夫·弗兰克认为，这段流放经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创作《罪与罚》有很大影响。下文摘自传记第四卷，作者详细论述了《罪与罚》与西伯利亚流放经历的联系。

《罪与罚》（学术评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

不难确定《罪与罚》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那些年的经历之间存在着类似这样的联系；不过，还有更多隐蔽的联系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没有引起由一些热衷于寻根问底的人所组成的潜心研究这种联系的群体的注意。据我所知，没有人注意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后的心理状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在农民杀人犯身上的情况之间的相似之处。这种农民、家奴、士兵或工人，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突然，在某个时刻，“他心中的什么情绪似乎爆发了；他不再忍耐，用刀捅死了他的仇人和压迫他的人”。这种事情虽然是“犯罪但［仍］可以理解”；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同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以前与人相安无事，现在开始不问青红皂白地杀起人来，“为了消遣，为了一句无礼的话，为了凑一个整数，或者只是‘给我让路，别挡我的道儿，我来了！’人好像喝醉了似的，处于癫狂状态。一旦跨过不可逾越的界线，他似乎就开始得意地认为，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只要癫狂状态一过，这些罪犯就会冷静下来，然后立即恢复他们原来温顺的本性。

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许多情况都是这种模式，只不过改用别的语言表述以更加符合他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陷入“癫狂状态”的与其说是谋杀本身，不如说是“跨过不可逾越的界线”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让他“得意地认为，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实施了谋杀——他还杀了两个人而不是像原计划那样只杀一个，本来沉默寡言、腼腆谦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令人意外地对所有那些他认为怀疑他的人表现出某种带有挑衅性的愤怒和敌意，甚至对前来帮助他的人（例如他的朋友拉祖米欣）以及他以前敬爱的人（例如他的母亲和妹妹）也是如此。他好像有了一种新的人格，毫不掩饰地展示出目空一切的傲慢，就连自己都感到惊讶；但是，他最终发现，不可能这样持续下去。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情况在精神和心理上恰恰与那些发疯的犯人的变化相似；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相似性都过于明显而不容忽视。

这部监狱回忆录的另一段同样被论家忽视的内容在我看来似乎最能说明《罪与罚》的缘起。在这一段内容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悲叹法律固有的不公： 对犯罪动机可能完全不同的犯罪规定同样的刑罚，即使罪犯的道德品质有天渊之别，对他们也要给予同样的惩处。例如，某人可能对无论什么野蛮的谋杀都不感到内疚或悔恨，他“在整个坐牢期间从不反省他犯下的罪行。他甚至认为自己做得对”。但是，另一些罪犯的反应截然不同——例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有敏感的良心，有觉悟，有感情。在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之前，内心的痛苦足以把他折磨至死。他为他的罪行所作的自责比最严厉的法律冷酷无情得多”。

这些内容很可能是他关于“一个杀了人的青年人”的中篇小说的萌芽，这个青年人将体现他定义的人格类型：“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具有敏感的良心”，他对自己的惩罚比最严厉的法律苛刻得多。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那么，《罪与罚》的源头很可能就要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岁月并且可以被认为是那些年的经历所造成的某种后果——但只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那些年的经历为他提供了某种真正独特的经验判断标准，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评估激进分子对一般的人性，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性的危险幻觉。另外，如果中篇小说的杀人者发现他也不能长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是一个月）忍受“内心的痛苦”，那么，他自动放弃是因为，他惶恐不安地感觉到极其孤独并且意识到与其他人的疏离，作者本人在苦役营里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和意识，因为农民囚犯毫不留情地对他以及他这个阶层的所有人表现出“难以抑制、不可调和的敌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的生活的另一些方面也将在《罪与罚》中得到利用。人们经常认为马尔梅拉多夫的人物原型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任妻子的前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救药地爱上伊萨耶夫眉清目秀、非常聪明但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金发妻子时，他还活着。伊萨耶夫曾经是一名教师和海关官员，但是因为酗酒成性丢掉了这两个职位；当无人照顾的妻子和七岁的儿子生活在乞讨的边缘时，他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酒馆里与地痞流氓饮酒作乐。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尊重伊萨耶夫的人品并且在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他经常受到当地人不公平的对待”。由于不能控制自己他“堕落了。但是，他颇有修养，心地善良……尽管做了这些下贱的事情，他人品依然高尚”。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设法在他虚构的人物身上捕捉到这种不和谐的品质组合。

伊萨耶夫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弗兰格尔男爵所说，她“天性浪漫容易激情焕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她时她已经患上肺结核，在经历了病痛的长期折磨之后，她于一八六四年四月去世。她无疑被用来当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的人物原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有力的感人笔触描写了这个人物在不幸中经历的折磨、忍受的痛苦以及令人绝望的勇气。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动不动就大发雷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暴躁的脾气宽宏大量，他安慰她说：“对于一个像您这样性格刚烈的人来说，面对不公不可能不进行反抗；这是正直高贵的品质。这是您性格的基本特征。”他对弗兰格尔男爵把她描绘成“一个红装骑士”，因此，暴躁好斗，总是徒劳地抗议社会不公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完全可以被认为是这一形象令人心碎的夸张体现。马尔梅拉多夫对迫使她接受他这个丈夫的绝望处境的描述（“留下她［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在一个荒凉偏远的地区——我也正好在那里……生活在那种我觉得无法形容的毫无希望的贫困中”）也与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婚姻中的基本情况大致——但并不是在字面上——相符。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婚姻的情况，请参阅本书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 受难的年代》，第十五章。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些从西伯利亚岁月延伸至《罪与罚》的思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身无分文、饥肠辘辘地坐在威斯巴登的旅馆房间里疯狂赶稿时，想必像将要在他笔下诞生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对于一个贫穷只能带来无尽羞辱的冷酷的世界，同样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美】约瑟夫·弗兰克/著 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