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拉里·伯罗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尤金·史密斯、优素福·卡什、罗伯特·卡帕以及很多世界知名的摄影家，都与一本美国杂志《生活》有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原定于2020年春季举办展览“《生活》杂志与摄影的力量”，回顾1936年至1972年期间《生活》杂志周刊的创办和发展，以及它如何塑造了美国现代摄影观念。
由于疫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目前不对外开放，“澎湃新闻·艺术评论”通过编译特展“《生活》杂志与摄影的力量”的相关内容，为大家打开这本经典的杂志，回顾摄影的一段历史。
《生活》杂志由报业巨头、《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于1936年11月23日正式创办，至1972年12月29日停止周刊发行，总计发行了1864期。从大萧条时期到越战，从诺曼底登陆到北平生活，从助产护士到黑帮大佬，《生活》的报道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塑造了美国现代摄影的观念。1969年，《生活》杂志巅峰期的销量高达850万份。
从大萧条时期到越战，美国人看到的大部分摄影图片都来自插图杂志。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拉里·伯罗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尤金·史密斯、优素福·卡什、罗伯特·卡帕……这些著名的大摄影家是如何与一份杂志合作的？那些广为流传的标志性的照片和专题摄影又是怎样诞生的？
展厅现场
展览的第一部分名为“获得照片”。制作《生活》杂志的照片，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任务细节、编辑对故事架构的主意、为工作挑出的特定摄影师，以及摄影师在如何捕捉最佳画面、讲好故事时的个人主张。
1945年8月27日《生活》杂志封面
1961年7月21日《生活》杂志封面
《生活》杂志编辑希克斯(Wilson Hicks)曾说：“图片故事始于一桩事件或一个想法。”编辑团队把事件和想法转化为任务交给摄影师，当然，有时候摄影师们也会自己讲故事。
很多摄影师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特殊技能，因而成了拍摄某类故事的不二人选。接到任务后，摄影师会快速与研究者合作，组成“搭建故事小组”，并与记者一起出发。任务开始后，故事的焦点有可能变化，此时，摄影师的身份、眼界和临场决定对照片生成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活》为读者提供海量的故事和抓人的图片，都依靠摄影师在特定现场对最佳构图、用光和快门时机的把握。
上世纪30年代，报业巨头、《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R. Luce)受早期欧洲图片杂志的启发，创建了“实验图像部门”，意在为他的出版物加入更多摄影图像，从而开创一本杂志。德国流亡者库特·萨弗兰斯基(Kurt Safranski)和一些供职于欧洲杂志的资深编辑，为《生活》杂志设计了全新版式，包括此次展览中首次披露的“Dummy”杂志。“Dummy”杂志是《生活》的前身，卢斯将这些试刊邮寄给潜在的订户，包括《时代周刊》的广告商们。卢斯精心编制了新杂志的宣传资料，承诺“借助照相机神奇的再观看，每周展现生活和工作中未被看见的方方面面。”
1936年11月23日，第1期《生活》正式发行。亨利·卢斯最初只聘用了4位带薪摄影师，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是其中之一，也是《生活》早期唯一的女性摄影师。此前，怀特已经是亨利·卢斯另一本知名杂志《财富》杂志的名记，她把自己的摄影专长，现代工业和有人情味的故事带进《生活》。首期《生活》，怀特接到的任务是拍摄佩克堡大坝的建设，大坝是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发起的一系列项目与计划之一。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通过电报与编辑朗韦尔(Daniel Longwell)交流，怀特说：“在不同光线下，我尽己所能拍摄了大坝的一切。”她的不朽的图像使第1期《生活》封面熠熠闪光。
1936年11月23日，第1期《生活》正式发行，封面由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拍摄。
尽管拥有了遍布全球的驻地记者，《生活》杂志也会为特定的故事联系自由摄影师以及购买独立摄影师手中的照片。编辑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K. Thompson)就买过加拿大著名摄影师优素福·卡什(Yousuf Karsh，编注：他生前被誉为是“摄影界的伦勃朗”)拍摄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照片。卡什镜头下威严的丘吉尔肖像多次刊登在《生活》杂志上。
优素福·卡什拍摄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当《生活》的编辑们听说，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48年末要前往中国，并欲将照片出售给欧洲的竞争对手后，图片编辑希克斯(Wilson Hicks)通过成立不久的马格南图片社联系布列松。马格南图片社向布列松发了封电传，内容是《生活》的拍摄指示，诸如“去茶馆，拍下双手握住带盖的茉莉花茶杯的老年男性的安静的面孔”。有了这样的脚本，布列松很快明白去北平要寻找什么，他的照片正是对脚本的体现。
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拍摄的北平，刊登于1949年1月3日《生活》杂志。
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拍摄的北平，刊登于1949年1月3日《生活》杂志。
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拍摄的北平，刊登于1949年1月3日《生活》杂志。
1948年，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提议为《生活》杂志拍摄一组哈莱姆黑人区帮派战争的照片实录。帕克斯花了几周时间和黑帮大佬杰克逊(Red Jackson)及其小弟在一起，逐渐取得信任。帕克斯拍下了几百张杰克逊的日常生活，记录他与母亲、兄弟、女友在一起的模样。帕克斯坚持将这些平静时刻与危险情景同时呈现。在“哈莱姆黑帮头目”专题开篇的双开页上，体现了帕克斯拍摄视角的与众不同，尽管后头的故事仍然大笔描写了白人和中产阶级读者熟悉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时刻。专题摄影大获成功，戈登·帕克斯在1949年被《生活》聘为该杂志的第一位黑人摄影师。
戈登·帕克斯拍摄的“哈莱姆黑帮头目”专题，刊登于1948年11月1日《生活》杂志。
戈登·帕克斯拍摄的“哈莱姆黑帮头目”专题，刊登于1948年11月1日《生活》杂志。
戈登·帕克斯拍摄的“哈莱姆黑帮头目”专题，刊登于1948年11月1日《生活》杂志。
《生活》杂志旨在为读者提供技术最先进的摄影。基恩·米利(Gjon Mili)运用频闪摄影，将观众肉眼看不到的体操运动员表演瞬间拍了下来。这项技术上的伟业是通过一台固定照相机，以一连串快速闪光捕捉运动中的物体来实现的。
基恩·米利将观众肉眼看不到的体操运动员表演瞬间拍了下来，刊登于1942年5月18日《生活》杂志。
主编乔治·亨特(George P. Hunt)时常请弗里茨·戈罗(Fritz Goro)“拍摄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戈罗拍摄了人类分离的第一批钚(核弹和核反应堆的原料之一)、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微电子学的诞生、红宝石激光的面世等等，他也是微距摄影的发明者。
弗里茨·戈罗拍摄的图片，刊登于1963年1月11日《生活》杂志。
弗里茨·戈罗拍摄的图片，刊登于1963年1月11日《生活》杂志。
虽然有的《生活》摄影师为每个故事拍照多达3000张，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依然有条不紊地为每个故事只拍大约100张底片。从展出的俄亥俄洪水过后底片中，显示出摄影师能挑选不同有利地点拍摄图像，以及她对标识文字影响力的兴趣。在一张照片里，上半部分是一块广告牌，白人家庭笑着兜售“美国方式”和“世界上最优渥的生活水准”，而广告牌下，一排美国黑人灾民正在等待洪灾救援，这张照片点出了广告与现实、富足与挣扎间的悬殊。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拍摄的照片，刊登于1937年2月15日《生活》杂志。 洪水过后，美国白人“世界上最优渥的生活水准”与黑人灾民的遭遇，形成鲜明对比。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拍摄的照片，呈现洪水过后灾民的生活，刊登于1937年2月15日《生活》杂志。
《生活》杂志的报道经常反映社会问题。“助产护士”聚焦美国南部贫困地区黑人女性职业助产护士面对的挑战。拍摄任务开始前，编辑预设了种族歧视的报道方向。摄影师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接到任务后，花了2周学习助产课程并访问了多人，最终挑出被采访对象莫德·卡伦(Maude Callen)。史密斯和助手花了1个月跟踪拍摄卡伦，记录她接生、紧急出诊、门诊疫苗接种，以及在学院授课的一点一滴，拍摄了2600张照片，并写下紧张的拍摄过程。他镜头下卡伦复杂和高强度的工作超出了《生活》最初的预设，史密斯希望用图片“狠狠回击愚蠢的种族偏见。”
尤金·史密斯拍摄的助产护士莫德·卡伦，刊登于1951年12月3日《生活》杂志。
尤金·史密斯拍摄的助产护士莫德·卡伦，刊登于1951年12月3日《生活》杂志。
“虽然我们不打算办一份战争杂志，但有时也不得不如此。”创办人亨利·卢斯说。战争报道要求《生活》的摄影记者深入军队。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授权了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在内的4位摄影师，准许拍摄诺曼底登陆。卡帕详细记录了他的见闻，这批资料在送达《生活》杂志办公室前却遭到了军队的审查。
罗伯特·卡帕拍摄的诺曼底登陆照片，刊登于1944年6月19日《生活》杂志。
罗伯特·卡帕拍摄的诺曼底登陆照片，刊登于1944年6月19日《生活》杂志。
罗伯特·卡帕拍摄的诺曼底登陆照片，刊登于1944年6月19日《生活》杂志。
拉里·伯罗斯(Larry Burrows)的越战摄影令人断肠，他说：“你不能拍摄飞过空中的子弹……这势必会造成伤害。”由于战争报道风险极高，卡帕和伯罗斯都在执行拍摄任务时不幸丧生。
许多《生活》杂志报道都需要摄影师与记者合作，为每一张图片提供详细的文字说明。1961年，记者小威尔·兰(Will Lang Jr.)与摄影师保罗·舒策尔(Paul Schutzer)一同报道了建造柏林墙。小威尔·兰在照片说明中写下个人评论，引导读者理解照片，显示出文字记者在图片选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记者小威尔·兰(Will Lang Jr.)与摄影师保罗·舒策尔(Paul Schutzer)一同报道了建造柏林墙，刊登于1961年9月8日《生活》杂志。
记者小威尔·兰(Will Lang Jr.)与摄影师保罗·舒策尔(Paul Schutzer)一同报道了建造柏林墙，刊登于1961年9月8日《生活》杂志。
在埃尔曼(J. R. Eyerman)拍摄的戴着3-D眼镜紧盯电影屏幕照片的例子中，记者弗林克(Stan Flink)的评论让读者聚焦3-D眼镜科技而不是入迷的观众。
埃尔曼拍摄的戴着3-D眼镜紧盯电影屏幕的观众
展览第二部分名为“制作摄影故事”。当《生活》杂志社收到底片和图片说明文档后，编辑们开始选择适用于版面的图片，其中那些最精彩的照片会成为“专题摄影”，《生活》声称是他们发明了这一视觉样式。通常，摄影师会为每个故事拍摄上千张照片，编辑们会精挑细选，最终的专题摄影会占到5至7个版面。
当专题摄影和其他报道的内容一经选定，艺术总监和排版专家将携手写作者、研究者和实施核查员完成每一页。故事的主题通常决定了版面的设计方案。这一复杂流程结束后，每周六晚上，最终设计方案从纽约火车站启程前往芝加哥，周一早晨付印。每周五，《生活》就出现在报摊和订户的信箱中了。底片编辑的选择往往至关重要，很多摄影师认为，底片编辑决定着他们的职业发展。一位眼光老辣的底片编辑根据印样上的标记，不仅从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edt)4张水兵亲吻护士的照片中挑出最好的一张，还建议排版时如何剪裁，增强照片的冲击力。《生活》杂志用整版印刷了这张照片，它从68张照片中脱颖而出，这些照片组成庆祝二战胜利的专题。
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拍摄的水兵亲吻护士的照片（右页），作为庆祝二战胜利的系列，以一整版刊登于1945年8月27日《生活》杂志。
从1936年末开始发行后，《生活》杂志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不断扩展。第一和第二年，杂志发行量从100万份涨到200万份，1969年达到巅峰的850万份。算上在办公室或其他公共空间随手读到的读者数量，当时每4个美国人就有1个能读到《生活》。读者们并非被动地消费杂志，他们会写信给编辑，购买特别增刊，甚至会向杂志故事里的主人公施以援手。《生活》杂志也会重新包装照片，用技术优势和商业头脑将竞争者远远甩开。可是，随着电视的普及，受众和广告商不再依赖图片杂志。1972年12月29日，出版了1864期的《生活》被迫结束了每周一期的发行。
1972年12月29日，最后一期周刊形式的《生活》杂志封面
杂志编辑们被海量的读者来信淹没，大家感谢这本杂志并请求不要停刊。尽管杂志的使命是摄影，但最后的一期的封面，没有一张图片，只有文字，包括“再见”。
1972年12月29日，最后一期周刊形式的《生活》杂志最后一页。
1972年后，《生活》杂志出版以摄影为主打的图书，并在1978年至2000年间以月刊方式回归。至今，它仍在出版特刊。
（本文资料来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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