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上海一批1966届高中、初中毕业生首次来到坐落在安徽黄山脚下的黄山茶林场。1971年11月,又有1000多名1970届中学毕业生分配来到黄山茶林场。以后，陆续有近万名学生怀着热情和抱负，带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决心来到这里。
其中，就有现为资深媒体人的曹景行，和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金光耀。1977年，因“文革”而中断11年的高考重新回到舞台，几百万知识青年重新获得了进修知识的入场券，人生轨迹因而转折。
曹景行参加了1977年、1978年两次高考，终于在31岁时拿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走进宿舍时，遇到的恰恰是同在茶林场工作、也被复旦大学同年录取的金光耀。
7月25日，在大夏读书会·丽宝系列讲座上，围绕难忘的青春岁月，曹景行与金光耀以“1978·青春爬坡——从茶场到大学”为主题展开对谈。
曹景行（左）与金光耀
走出大山，走进复旦
在1977年8月举行的座谈会上，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对招生制度改革的呼吁（一说是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向查全性提出了发言建议），得到了座谈会主持人邓小平的拍板。这一举措，改变了无数知识青年的命运，金光耀和曹景行的人生也因此发生巨大的逆转。
金光耀回忆，1977年，他接到笔试通过、需要体检的通知时，第一反应是自己“中了头彩”。但是在体检时，他和曹景行都因为不合格被刷掉了。金光耀被测出血压偏高，医生让他下午再来测一次，结果还是偏高。“当时医生骂我傻，问我中午为什么不吃点药，把血压降下去，现在想想，自己当时太老实了。”
曹景行说，当时医生问他得过什么病，他直接老实地回答：“急性肝炎”，结果医生直接敲下“不合格”的图章，笔试分数很高的曹景行就这样被刷掉了，半年后因为人才不够扩招时，两人才被重新录取。
“历史如果走得稍微差错一点点，也许我们那时候就完全没有机会读大学。” 曹景行回忆说。 我当时已经结婚了，我和我妻子两个都考取复旦，她是化学系，我是历史系，我们同一天去报到，孩子也跟着我们的户口移到了上海，这是我们人生的重大转折。”
当时曹景行读大学时，能从农场驻上海办事处领到工资，他和妻子一个月可以领到84元，算是同届学生中的“富豪”，其中，除掉吃饭和家用的开销，还能结余24元，曹景行将这笔收入全部用来买书。“我买的书中，《资治通鉴》是非常重要的，20块钱，我到现在还留着，纸质很粗糙、黄腊腊的，但毕竟是正规的书。”
除了《资治通鉴》，另一本让他印象深刻的书是《丘吉尔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六卷，一卷4本，24本20块钱，当时口袋里没这么多钱，到亲戚家里借了10块钱，然后就把这24本书用自行车带回到家里边，陆陆续续看书的时候再翻看。”当时的书，不是随便都能获取，“不像现在你网上一查就能买到，新书就更容易了。”
对于进入大学已经31岁的曹景行来说，一个巨大挑战是学英语。当时，为了攻克艰涩的学术英语，曹景行开始逐字逐句地啃原文，一本六块钱的绿皮词典都被他翻烂了，通读全书后，他的英语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由于语言的优势，他在毕业时甚至比同学多修了50%的学分。
“四年里，我们得到的最大帮助，就是用自己最适合的方式去读书，这四年我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读书上。”曹景行回忆。“当时学校里也有各种活动，我作为班长，和其他班级不太一样，我尽量不参与外界的活动，也不会主动去举办活动，因为我们很难得到这样的读书机会，大家就多花些时间去读书。”
通过《毛选》注释自学历史
1966年之后，受到“文革”影响，整个社会环境中可以接触到的读物变少，没有人给予在农场劳作的青年指导，他们只能通过自学获取知识，不断提高。曹景行记得，当时很多知识是通过阅读《毛泽东选集》和其他书的注解获得的。“《马列选集》注解里面涉及到很多世界的历史，我们历史知识很多就是从注解开始，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学习方式。”
金光耀回忆，自己带到农场的就是四本《毛选》，自己在工作之余反复地翻阅，“很多成语都是通过《毛选》里的注释学到的，比如巴东三峡、草木皆兵、一鼓作气等等，通过阅读《毛选》，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一个粗浅的了解。”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的书籍出版，但是书太多了，反而读书人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曹景行感慨道。而经历过知识贫乏期的人，似乎都会患上“知识饥渴症”，“我以前没看过《基督山恩仇记》，有一年探亲假回上海，亲戚家还保留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基督山恩仇记》，蒋学模翻译的，字很小，竖排的。大家互相传阅，过年时我足不出户，什么事都不干，就把这四本书看完。”
曹景行的同学张国伟回忆，当时自己和曹景行、金光耀在一个寝室，但是读书没有他们多，他只记得当时曹景行每周会带来一本《资治通鉴》，一共20本，一星期看一本，就慢慢看完了整套，当时所有同学都很羡慕。 “后来我们跟着他学，他买什么书，我们就跟着他看。”
当时班里50个同学，每个人都埋头读书，一本一本看，不断不断看，而且看的面很广，宿舍里大家都在看书，只有10点钟灯灭了必须睡觉，大家在床上就开始聊天，也就是“卧谈会”。除了那个时候没办法看书，其他时间几乎都在看书，就连洗脚时也在看书。
“抢图书馆的位置，需要提早很久去占座，不然一定抢不到，当时在学校里，耳濡目染受到很多同学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对自己受益良多。”张国伟表示。
在曹景行看来，从茶场到大学的旅途，是一次“爬坡”，也是一次成长。通过高考，这批年轻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如果邓小平不是在那个时间复出，如果座谈会直到最后一天都没有人提出改革考试制度，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偶然性，我们的人生就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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