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崇：清韩关系与近世东亚

2020年7月22日，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主讲复旦大学历史系2020年第3期“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携其新著《重塑中华帝国——满鲜关系，1616-1911）》（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以“清韩关系与近世东亚”为题，和在场师生分享了自己研究的心得和成果。本次读书班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戴海斌教授主持，并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元周教授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宋念申副教授与主讲者对谈。两位评议者对王元崇教授其人其书都非常熟悉，所以知人论学，能够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在对话中也披露了较多关于欧美学界的学术信息，因此听众能更深入地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和其他相关问题。本文系王元崇教授的演讲整理稿，附两位评议者发言的内容概要。

王元崇教授新著书影

这是《重塑中华帝国——满鲜关系（1616-1911）》出版一年多后的首次比较集中的研讨，今天想和大家对此书的相关问题进行简单的讨论。

在过去十二年，英文学界总共出版了四本主要探讨清韩关系的著作，首先是2008年出版的美国Kirk. W. Larsen教授的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n Korea,1850-1910。随后2017年韩国金宣旼教授的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n Korea,1636-1912，2018年宋念申教授的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Chin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1881-1919和我的书陆续出版。

英文学界关于清鲜关系研究的学术回顾

整体来讲四本书都涵盖了清代的中韩关系，但也都追溯到了元明时期。在中国元代时期，朝鲜半岛由高丽王朝统治；到了明清时期，朝鲜半岛由朝鲜王朝统治，也是延续了五百多年，一直到1910年被日本殖民，接着第二年清朝就倒台了。朝鲜王朝横跨了中国明清两代，这期间双方维系着长期的宗藩关系。专门探讨朝鲜史的著作很多，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术研究领域。

首先我对清韩关系史做一个简单回溯。1627年，即皇太极天聪初年，金东征朝鲜，两国建立了兄弟关系。十年以后，满洲政权再度东征朝鲜，清鲜双方在1637年初正式建立了君臣父子关系。我比较倾向于这是一种“宗藩”关系。七年以后满洲入关，清韩关系一直持续到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为止，正式结束了清韩之间的宗藩关系，同时也是历史上整个的中朝宗藩关系的终结。

但此书本身并不是要单纯描述清韩宗藩关系的来龙去脉，而是要从清鲜双边关系的角度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变化。这其中涉及到五个主要的方面：一、满洲政权入关前的中国认同的建设；二、入关后清朝天下秩序的建成；三、晚清中国近代外交体系的建立；四、中国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变；五、近代主权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形成。本书的章节布置亦按照时间顺序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近代外交体系建立之前的清韩关系，第二部分主要处理近代外交体系建立后，宗藩关系和外交体系之间的交互状态，到最后便是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彻底的割裂开来，以此呈现一个总体的叙述。因此今天的报告也是主要延续以下几个方面：一、清鲜宗藩关系的建立及其影响；二、清鲜关系与清朝宗藩体系和天下秩序的构建及运作；三、十九世纪中期以降清鲜关系与欧美国际法之关系；四、十九世纪晚期中朝近代主权国家与新式外交体系的形成。其中还包括了历史研究中的重复作业的问题。

在我谈之前，我想先对几个相关专业术语略微进行一下解释。第一，为什么我要用“宗藩关系”呢？平常比较流行的话语是“朝贡关系”，而有的学者喜欢“封贡关系”，日本学者则大多采用“宗属关系”。但其实这并不会真正影响你的研究，这几个词基本上讨论的都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则是“君父”和“宗主权”的区别，前者早在清韩关系之前便已出现，而“宗主权”（suzerainty）则是一个近代词汇。第三个是“清韩关系”“满鲜关系”和“中朝关系”的差异。本次讲座的题目采用的是“清韩关系”，书里面采用的是“满鲜关系”，而通常我们也称“中朝关系”。同样的，这种差异并不是很重要，我们讨论的仍是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第四个是“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清帝国”“大清国”和“清朝”，这四者的差异后文会提到，我在书中也做了说明。

清鲜宗藩关系的建立及其影响

早在元朝时期，双边的宗藩关系已经基本定型。元朝政府曾经筹划进攻日本，便在朝鲜半岛也就是当时的高丽王朝设立了一个特殊的行中书省——征东等处行中书省。一直到元代灭亡，高丽几乎都是处于行省的建设制度之内。在此过程中，元朝政府派达鲁花赤管理高丽，元朝的一些公主也嫁给了高丽国王，因此公主实际上控制了高丽政权，高丽国王也自称天子驸马，可见元丽关系是一种宗属关系。不止是与高丽，元朝跟伊尔汗国等蒙古汗国之间也存在着相同的关系。这是一种家庭伦理制度，更重要的是，它在顶层统治阶级上是一个家族关系。

元朝被明朝推翻以后，明太祖对高丽王朝并不感兴趣，因此他列有15个不征之国，首列高丽。但后来在靖难之乱期间，建文帝为了获取朝鲜的支持，便于1401年册封朝鲜，以使朱棣腹背受敌，然而他失败了，因此永乐帝第二次册封朝鲜国王李芳远。所以明朝和朝鲜王国的宗藩关系的正式建立是在15世纪初，之后明代就将朝鲜国王作为一个亲王来对待。从礼治上来讲，天子服是十二章冕服，而朝鲜国王则与亲王一样，是九章冕服，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朝鲜君臣也常自认是中国的“外服诸侯”等等，史不绝书。朝鲜与高丽不同的是，前者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性，而高丽时期几乎牢牢地被元朝所控制，尤其是被嫁到高丽的公主所控制，到了明朝时期明廷对控制朝鲜不感兴趣，因此朝鲜能够开始长期处于自主的状态。

随着清政权的崛起和战争的爆发，1637年2月两国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从这个节点来看，明朝崇祯皇帝还位于北京，明鲜关系被迫截断，由清鲜关系所代替。清朝在两国的双边关系之内，取代了明朝中央王国的地位，他通过与朝鲜之间关系的界定，把自己的政治文化认同做了非常大的转变，并建立了一系列传统的礼仪伦理秩序。

为什么清朝能够统治这么长时间？传统的解释是清朝的成功汉化。随着新的史学研究趋势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这个汉化理论。大家的争论点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汉化，一个是所谓的满洲政权的特征，或者说所谓的满洲本身的习俗等等。前者强调根源，后者强调满洲本身。实际上，从1627年至1644年入关之前的清鲜关系的变化来看，清朝中国化的进程是相当明显的，或者说满洲政权的汉化进程非常明显。然而很多人对汉化这个词不满意，认为似乎是一种从民族或种族的角度上来看待。但其实这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治国之术（statecraft），它并不分你的统治阶级是汉人还是非汉人。因此在我的书里，我很少用“汉化”一词，用的时候我也十分强调这是指治国之术，而不是统治阶层本身的民族认同。

早在入关之前，清代不仅发生了从后金到清的名字变化，还有一批汉族官员不断地往后金政权输送统治术的政治变化，因此在入关后，清廷政要各项都进行得井井有条，国家建设十分完整。而且汉化一词也不光是我们如今历史叙述采用的一个抽象概念，它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就屡次被提及，可见他们清楚地了解到进入中原地区后会变成汉人。

本书第一部分讲的是清鲜关系在清入关之前的运作对清代的中国认同产生的巨大作用。为什么会如此巨大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朝鲜是一个全面儒家化的王朝，一直自命为“小中华”。朝鲜从建立起便全面吸收明朝的各项体制，包括官僚体制、科举制度、服饰法律等等，所以清朝希望用清鲜关系来塑造自己的传统中国王朝的认同，例如清鲜之间的使臣交聘就完全模仿了明朝礼部迎接朝鲜朝贡使臣的方法，在双方宗藩关系建立之后，流程变得更加体系化。在朝鲜国王投降时建立的盟约中有一条，规定这些礼仪、文书、行礼等都“毋违明朝旧例”。所以，朝鲜国王给清朝的表文和表笺都十分正式化，从抬头到字体大小，再到用印，都有非常详尽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已经完成的，所以清朝也就获得了相当的明朝形式的中国认同。

我们中国有若干代王朝，但没有一个王朝称自己为“中国”，都是有自己的名号，例如大清国、大明国等等。只有在对外的时候，才会讲到我们是中国以及这里的人是中国人，所以这个中国认同更像是一种中央王国的认同，它对任何一个统治王朝的政权都相当重要，这是一个王朝之所谓为中国的一种合法性。清代在入关之前就已经获得了中心认定，而获得这个中心认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恰恰是清鲜关系。这里面朝鲜作为儒家化的小中华的本质认同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在臣服大清国的各个部落和各个政治单元之中，只有一个国家是儒家化的王朝，就是朝鲜；只有一个国家明白这些文书礼仪如何操作，也是朝鲜；只有一个国家用汉文完全的来进行典型建设，这个国家还是朝鲜。由于是“毋违明国旧例”，之前明鲜之间所有的体系现在都照搬到清鲜之间，因此大清国在入关之前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宗藩体系，或者说外交关系体系。它具有双重性，一个是负责朝鲜事务的礼部，另一个是由蒙古衙门改变成的理藩院。

1637年-1644年的清明宗藩关系示意图

如果把大清国看作一个中心的话，那么蒙古部落便是作为一个个政治单元存在，和朝鲜是并列的。而在清朝入关之后，这套体系便原班搬到了北京，没有做什么大的变化，只是负责的范围进行了扩张。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便是1644年清朝不入关，明朝能够存活下去，但是大清国迟早是要称中国的，这是不可抵挡的一个趋势。在入关前，清国已不是什么蛮夷，它的各种建设相当成功，尤其体现在宗藩体系上。

清鲜关系与清朝宗藩体系的构建及运作 

本次讲座第二部分是在清朝入关后，对清鲜关系与清朝宗藩体系的构建及运作作讨论。这里面我分三小节给大家简单讲一下。第一节是天下秩序构建中的朝鲜的模范作用（朝鲜事例），第二节是华夷之辨的强化，这是用来强化自身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第三节是清朝文本内对朝鲜的内省化。

首先我想谈谈我所用的“帝国”这个概念。现在“帝国”一词仍没有一个确切定义，因为随着这些年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向，帝国热是非常流行的。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还是比较小心的，很少用the Chinese Empire即中华帝国，可是在后期的修改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个无可逾越的事情，所以我后来甚至给中华帝国一个定义，在使用层面上我用这个词只是对清代中国的一种整体的描述。另外，“大清帝国”也是一个常见的词汇，清代时期中国人是不用的，第一次使用是在《马关条约》里，是为了跟所谓的“大日本帝国”对等而使用的，但它并不是一个中国国内喜欢的词，真正用这个词的很少。

由于我处理的是清代，清代又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所以我把中华帝国一词做了一个层次上的划分。

清代中华帝国的各个层次（A是满洲朝廷，B是内省/直省，C是理藩院下的外藩，D是礼部下的外藩，E是礼部名单上的西洋各朝贡国。）

ABCDE全部加起来便是当时的天下观念，而ABC加起来就是领土意义上的中华帝国。所以实际上我在书里把中华帝国进行了两重界定，一个是领土意义上的中华帝国，即大清国；另一个就是政治文化上的中华帝国，其边界就是在朝贡国处。而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边界的问题。

在入关之后，清廷的礼部和理藩院两重体系继续进行作用。在顺治初年时期，清廷以朝鲜为样板联络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为什么要将朝鲜作为样板呢？因为朝鲜是清廷非常优待的一个属国，虽然朝鲜世子也被作为人质，但在入关后世子即被释放回国。朝鲜已成为大清一个典型的外藩，清廷可以用来展示它是如何治理好朝鲜的，而朝鲜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通过朝鲜事例，清朝告诉其他国家：只要来向清称臣，清朝就会给予优待。

以具有法典性质的《钦定礼部则例》内的《朝贡通例》为例。礼部是六部之一，它分下有四个司，其中一个是主客清吏司，东道主要用宾礼来对待朝贡国的使臣和国王。主客清吏司主要负责外藩朝贡事务，这里包括朝鲜朝贡、越南朝贡、安南朝贡和荷兰朝贡等等。这时朝鲜扮演着模本的角色，比如在《钦定礼部则例·朝鲜贡使宴图》中描绘了清廷对朝鲜朝贡使臣的欢迎和筵席摆设，并在下方备注“各国贡使仿此”，表明其他各国的朝贡事务皆按照朝鲜事例。

《钦定礼部则例·朝鲜贡使宴图》

在清朝大部分时期，礼部名单上有7个朝贡国家：朝鲜国、琉球国、苏禄国、安南国、南掌国、缅甸国、暹罗国。最初列表上还有荷兰，但这只是一个误解，当时东印度公司派了一个使臣来华，然后清廷误以为这是荷兰国王来朝贡。

在实际过程中，宗藩关系主要体现在册封、使用年号、历书、遣使朝贡、封谥、奏事和贸易互市等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对朝鲜国王的册封。朝鲜的国王是中国皇帝册封的，因此国王要奉清朝正朔，使用年号和历书，是来拱卫中国天子的。这是一个家族关系，也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即“家国天下”。无论是明鲜关系还是清鲜关系，它都具有两重性，第一层是朝廷和朝廷之间的关系，是家长和儿臣的关系；第二层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朝鲜事例的运用有很多例子，例如在康熙年间攻打台湾时，郑经表示愿“照朝鲜事例”作清朝属国，然而康熙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他认为郑经本身就是中国之人，可见康熙对于清朝内外是区分很清楚的。

清康熙八年（1669）九月招撫鄭經敕諭

清鲜关系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夷夏之辨。朝鲜方面一直饱受华夷之辨的内心挣扎，虽然被清国打败了，但是他们长期以来认为满洲是蛮夷，自己才是正统的小中华身份。明朝的中华已经灭绝了，所以现在真正的中华应该是我们朝鲜。然而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无论朝鲜如何贬低清朝，它在整个宗藩构架中是远人、是夷。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讲，朝鲜才是夷，清朝不是夷，这是朝鲜不能选择的。

不仅如此，清朝也同样面临着华夷之辨的问题，比较明显的是雍正时候的曾静案。雍正皇帝于1729年刊行了《大义觉迷录》，表明清朝就算是夷，也是天命所归，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皇太极在称帝之前，八旗大臣和诸蒙古部落写给朝鲜国王劝说他一起到盛京拥护皇太极称帝的信中，便已开始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来树立自身的合法性。另外，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把夷的概念给模糊了，只是从地理概念上界定夷，其本身不具备文化贬低的意思，然而乾隆皇帝并不认同其父的做法，他把华夷之辨重新拉回到了政治文化舆论里，否认清朝是夷，认为只有中国之外的才是夷。他命人耗费十年时间创制了《皇清职贡图》，第一图就是“朝鲜国夷官”，以此表明虽然朝鲜是小中华，但是它仍是在大清的天下里边，从而华化了清代政权。

1761年《皇清职贡图》

实际上清朝不认为朝鲜是夷人，但在政治文化上清廷必须要强调它的外夷性。比如在1776年朝鲜的贡使在锦州被人抢去了银两，乾隆皇帝在谕旨中要求给予赔偿，他写道因为朝鲜是外夷之人，清朝要给予优待。满文也说朝鲜国是外藩，它没有用“夷”是因为满文里不存在这个字。

华夷之辨和朝鲜内部的尊周思明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能被朝鲜《燕行录》里的那些故事影响了我们的理解，因为《燕行录》所体现出来的尊明贬清并非是政治文化层面的宗藩关系中的主流，只是其中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的描述。尊周思明的思想长期在朝鲜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一位朝鲜知识分子保存的朝鲜翻刻的清朝历书中，他把“大清光绪四年”一词划掉，可见他并不认同清国年号。随后他改成了“大统余分”，因为明代历书叫“大统历”。这是一个小的例子。

到了1858年，《天津条约》第51款明确规定不准称“夷”，嗣后就由“洋”来替代。但是这条规定并不适用于朝鲜等外藩国家，在中国的外交话语里那些外藩国家仍是使用“夷”，朝鲜在中国中央和地方官公文中照样以“夷”出现，直到1895年甚至1900年代。因此近代国际法体系并没有取代宗藩体系，在清朝建立了总理衙门以后，这两套体系是并行存在的。

在文本之上，清代对朝鲜一直强调“两国一家”，这是从元明时代以来就有的思想，清初也延续下来，有“两国为一家”、“朝鲜之民即我民也”等言论，到了盛清也有“覆帱之恩，视同内服”等言论，因此在晚清，很多人把朝鲜视为大清国的一个不可丢失的部分。在清代的历书里，朝鲜与各个内省联系在一起的，越南和琉球亦是如此，并没有因为他们被法国人或者日本人侵占了，而把他们给去掉。在康熙末期耶稣会士马国贤创制的铜版《皇舆全览图》中，山海关以北用满文来做注解，包括朝鲜也是满文注释，而进了山海关内则一切都用汉字，这是清朝入关前的一个领土认识，在雍正时期的全览图中特别明显；但到了乾隆时期，一切都以汉字注释了，没有明显的区分。

十九世纪中期以降清鲜关系与欧美国际法之关系

在有关清代的内省化朝鲜方面，我把历代的一些类似情况做了一个汇总，后来写了一篇文章Provincializing Kore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the Borderland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通报》2019年第105号，第128-182页）来专门探讨。我们知道清鲜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在国际法引入以后，由于中英文术语的差异，就更难解释清楚。

一些中英文术语差别

比如英文国际法里的“Colony”，之前翻译成屏藩属邦，但现在是翻译成殖民地；而“vassal state”在中文术语里是藩属，还有“dependency”则是属邦，因此这三者在中文里就很难区分。至于“suzerain”，也就是所谓的宗主，他们翻译为主。“sovereign state”则叫做自主之国，但是大清国认为，朝鲜、安南、琉球、缅甸这些都是自主之国。对他们自己来讲，他们是“sovereign state”，可是对清国来讲，他们是“vassal state”。还有“right of sovereignty ”自主之权也是一个问题，自主之权在他们本国是有的，可是在清代皇帝的面前他们是没有的。因此主权要分成两重含义，一重是大清国之内的，一重是大清国之外。而对于藩属国朝鲜而言，主权一词也得分成两重，一种是国内的，一种是对清国的。可以说，晚清很多的边界纷争与跟国际法引入以后所造成的术语差异有关。

1875年12月，清朝刚刚派遣敕使去汉城册封朝鲜国世子，日本新任公使森有礼就来到了北京与中国总理衙门进行会谈，围绕朝鲜到底是不是中国属国的问题展开辩论。森有礼是到欧美训练的近代外交家，他用的是国际法的术语，引用了埃及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匈牙利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还有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等来做例子，但是总理衙门大臣们并没有接受过国际法的训练，因此中日双方都力争己见，无法切实交流。于是森有礼又前往保定找李鸿章辩论，但是李鸿章认为朝鲜历来是清朝的属国。最后日本只能采用炮舰政策，于1876年2月26日与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至此整个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到1882年的时候美国和中国也陆续通过条约的形式进入了朝鲜。

1884年中国在朝鲜获得了第一个租界——仁川租界，后来又开辟了釜山和元山租界，这可以说是晚清在海外拥有治外法权的三个地方。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帝国主义，因为中国在朝鲜有租界和治外法权。但我们知道，清韩关系是有双重体系的，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复杂。因此我认为这不能叫做帝国主义（imperialism），它更倾向于一种经验主义（empiricism），是16-17世纪以来的一种延续。

十九世纪晚期中朝近代主权国家与新式外交体系的形成

在书的最后，我对中国是什么时候演变成近代主权国家的问题作了简单的探讨。我认为是在1950年代，也就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一切几乎都能通过国际法来规范，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政权也都转变为了主权国家。

在过去，传统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华帝国的边界是到朝贡国边界的，甚是可以说是无远弗届的，但在甲午战争以降一直到1950年代，中国的边界完全缩减为本身的边界，即现代中国国家的边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概念逐渐缩小，并与领土意义上的概念重合，这两个中华帝国终于重合。延续了2000多年的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的帝国永久性的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用西方国际法来明确规范主权、公民和边界领土等等概念的近代国家。书的最后处理的就是这一个巨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几乎是在清代完成的。也是到了这个时候，东亚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的主权国家，包括越南、日本、朝鲜、韩国和蒙古等等。

总而言之，这本书全体上也就是12万字，实际上12万字也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去描述清韩关系，而是要通过清韩关系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变化。

评议者发言

王元周教授：

我认为此书和报告一个比较大的长处在于，元崇把握了整个清朝与朝鲜王朝的关系，从女真兴起、到后金、到清、一直到入关以后、最后到辛亥革命。而且他通过各种资料，对一些制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还把一些重要的值得思考的细节都揭示出来了，我认为这会对我们研究者非常有帮助，也对以后的研究有很大作用。我们知道现在中韩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近代，尤其是李鸿章的时期，但实际上通过这么多年各国学者的努力，在近代短的时间段里面再有大的创新已经是比较困难了。然而如果我们拉长一点，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可能会更好的理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我们中原王朝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到底是什么？元崇的报告也能够启发我们从这些方面来进行思考。

跟元崇的思路正好相反，其实我这些年主要是从朝鲜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所以可能会互相有一点补充。从朝鲜的立场来讲，我认为首先是他们自身成长的一个结果。在高丽后期，朝鲜半岛的学术思想发展起来，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开始兴起，逐渐形成一种民族认同。随后他们开始思考天下秩序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怎样认同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个秩序。一方面，他们很乐意与中原王朝建立宗藩关系；另一方面，一部分朝鲜人也非常担心未来朝鲜会不会也彻底的并入中国，成为中国内地的一个省份。

所以从宗藩关系的角度来讲，双方有各自的理想，也有现实政治的需要，比如说像朝鲜要维持他的王权，因此他要处理好跟大国的关系，同时也要借助清来平衡与日本的关系。所以宗藩关系可能也是国际力量格局和国际交往的现实需要，所以这是一个多种因素的结合点。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些关系的本质意义。因此，我觉得元崇的研究对我以后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启发的。

再者，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延续的是明朝体制，而明对元也有继承的成分，但其中又发生很大变化。元跟朝鲜半岛的关系是最近的，明清实际上是都后退了，这种后退可能跟朱元璋他作为南方人有关系。但是这个变化对后来的中国也有利弊，比如藩属对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到了近代面临更复杂的情况时，就非常难以处理。所以元崇刚刚也提到了，近代以后中国对朝鲜应该怎么办？当年马相伯也认为中国要么放弃，要么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后来清朝虽然有一些积极的措施，但是也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所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明清留下来的一个遗产。这可能不光有学术意义，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说到近代，我认为东西方确实对不同的国际秩序的一些概念和原理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我也感觉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外交的策略。如果英美等国想跟朝鲜直接交涉甚至开战的话，实际上他们提出种种的辩论只是为了让总理衙门或者李鸿章来表明朝鲜是自主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便宜行动了。所以，是真的相互之间不能理解，还是说只是一种外交策略，这可能也是需要思考的。

关于华夷之辨，其实朝鲜人也明白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他们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如果他们彻底承认自己夷的地位，那么两次“胡乱”之后的“忍痛含冤，迫不得已”的心理怎么纾解？王朝的权威怎么重新树立？另外他们还面临着尊周思明的大旗已经被在野儒生扛起来了的问题，如果说国王彻底放弃小中华的身份，那么它的存在合理性就会受到冲击。因此从现实上讲，国王其实也非常重视跟清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从心理上讲，他不得不又要拉开一些距离。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也提到，这些使节到了中国后都不太愿意跟中国官员多接触，因此这对于中韩关系也是有实际影响的。

最后，我认为元崇提到的清韩关系要放在清跟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来讨论，这个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

王元周《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

宋念申副教授：

谢谢海斌兄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也非常高兴能再一次听到元崇兄对他的大作的一个比较系统的阐述。我本人的研究和元崇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交流也非常多。元崇的书刚出版不久，我就陆续接到了两三个杂志的书评邀请。我的英文书评刚刚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韩国学界也针对此书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读书讨论会，有韩国学者发布了一篇很长的书评。所以可以说这本书出版以后，确确实实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和比较正面的反响。

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清代的“中国”概念的构建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这本书的三个启发。一个就是“宗藩主义”概念和“政治文化帝国”的分析；第二个是他对于礼仪和话语元素的处理，第三个就是他提出的“朝鲜事例”，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以朝鲜作为一个模型模范在重塑中华帝国、以及中华帝国解体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关于宗藩关系、朝贡关系和朝贡体制这些概念，我跟元崇也是经历了挺长时间讨论，最后我们发现，无论是哪一个词，都无法有效概括以中朝关系为代表的近代早期中国和周边政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最后选择直接音译，就用“宗藩”来指代，然后再强调它其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元崇在此书里并不是处理双边关系，他想处理的是中华帝国在政治文化层面上是怎么样表现自己或塑造自己的。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他没有否定领土帝国，就是通过军事征服或经济手段所进行的帝国塑造的过程。他是想将塑造领土帝国的所谓硬实力和塑造政治文化帝国的软实力区分开来。在不否定军事征服这些硬手段的前提之下，来探讨一下软实力这一部分是怎么样去构建。这实际上是回应着很多西方的政治学者对于权力本身的界定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权力不光具有强制性，它还有规矩性和同意性，这本书其实更强调的是后两者在塑造政治文化帝国时候的作用。他也明确提出来，宗藩主义不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这里最大的差别在于，帝国主义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迫，包括文化的渗入、对对象的重新定义、分类、改变本土的文化逻辑等。但是在清鲜关系里，究竟是清朝更依赖朝鲜，还是朝鲜更依赖清朝，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说清朝几乎是依赖朝鲜去建立和界定政治文化帝国，之后再把这层关系扩展到其他周边政治体制之中，所以朝鲜扮演着一个自下而上创造中华帝国的重要角色。从认知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挺新的一个角度。

实际上朝鲜在中华帝国的重塑上进行了两次，一次当然是清在占领中原地区之前塑造的一个在关外的中国形象；另外一次是在19世纪后期国际法体系进来以后，中国的概念又再度被重塑，而此时朝鲜扮演着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经过第二次重塑后，宗藩体制和天下体制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看似平等的相互独立的体制。

第二点，我觉得元崇对于礼仪和话语的处理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历史学家处理史料的时候往往更注重文本本身，也就是文字的内容。但是元崇在细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揭示给我们不光是文本内容，还有文书格式问题。文书格式本身也是一种权力，代表了清朝对于自身的认定，也代表了朝鲜对于自身的认定和塑造。从皇太极到乾隆一系列文书往返，清朝不断利用文字和文书格式来进行这种角色的定义。这个研究揭示了一种隐秘的文本，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强大的礼仪性和权力性。而西方对于这套宗藩关系的冲击，也首先从文字和定义方面开始。我们知道，日本非常强调概念的运用。在森有礼和李鸿章的对话中，他首先是对话语的突破，随后才是军队的暴力征服。

第三点，元崇此书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运用了“朝鲜事例”。任何一个帝国建立起来都需要有自己的合法性，清朝的合法性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最近很多新的讨论有强调清朝的族群性，或者也有传统路径强调政治文化的内生性。但是元崇提出，除了这些接近“现代”的方式之外，我们要看到清朝还有一套政治合法性的论述。这便是以朝鲜为样本，然后与琉球、越南、暹罗等建立了宗藩关系。清要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困境，就是华夷之辨。这种政治合法性的困境其实并不是从雍正写《大义觉迷录》时暴露出来的，在后金处理满人政权时便开始了。这种塑造到底算不算成功？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到了乾隆时期，华夷之辨的顺序发生了转变，满人的清变成华，朝鲜变成夷。元崇在书里也提到，很多清朝的文本、图像和书籍里面，都是把朝鲜作为夷人的第一位，以此来建立自身作为“华”的论述。

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清朝本身的性质呢？最近的论述倾向于把清朝看作是一个内亚性王朝，这和传统东亚性的王朝不太一样。但是从元崇的论述里，我们得知清朝的宗藩关系是始自于朝鲜而终自于朝鲜，它接续的是明朝而非元朝的正统性。因此从这一点来说，不能很绝对地认定清朝一定是个内亚性王朝，它实际上是非常多元化的。到了晚清，清朝之所以要派兵帮助朝鲜和派人驻扎朝鲜，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解释，这也是接续了明朝，因为明朝的万历皇帝曾在壬辰战争中救助朝鲜。但在西方的话语进来以后，它又有了新的内涵。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帝国主义式的扩张。这说明在两种体系相互碰撞的过程中，同一个事件能提供丰富的解释性。但是，这种机制又不是完全来自明朝，它也带有某种内亚属性。比如说清朝派遣的朝鲜使臣大多是旗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清。

然后我想向元崇提三个小问题。第一，在你提到的清朝政治秩序中，礼部和理藩院这两套体制是并行的，但是你同时又在书里面提到朝鲜它经常和蒙古王公并列。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呢？即代表东亚性的礼部宗藩关系，和代表内亚性的理藩院宗藩关系，他们在清朝眼里有什么异同呢？

第二，我认为“夷”在历史上是更多的是一个灵活的概念。我们知道英国人特别反感这个词，后来的费正清学派也坚持认为中国的外交秩序和正常外交秩序不一样。最近美国汉学界出现修正的声音，他们认为对于过去我们对“夷”的理解太过固化，其实夷并不一定代表文化蔑视。我自己在研究中也发现，其实很多地方官员在文书和行文中对于朝鲜的称呼不是特别固定，有的时候用“夷”，而在处理边民的时候则还是用“民”。所以可以讨论是否清朝仅仅把朝鲜看作是一个蛮夷。与之相关的，元崇认为中国领土国家的完成是在1950年代，但我个人觉得有待商榷。因为领土国家本身可能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很难说它已经塑造完成。

最后，元崇他提到了最近北美学界非常活跃的中朝关系的研究脉络，我们知道英美学家对于清史的研究、对于近代帝国的研究、还有把中国纳入全球史框架来重新看待的研究都十分活跃，而且新生代的学者的语言能力和视野也都非常开阔，所以我想请元崇谈一下这种研究趋势对我们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有什么样的启示？

Nianshen Song.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Chin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王元崇教授回应：

像我刚刚说的，本书字数较少，因此我要做的是从一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演变，很多问题我可能都没法全部一一回答。但是像王老师所讲的，近代的话语近代的话语是否是外交策略这一点，我认为是的，对日本人来讲这很明显是一种外交策略。当时征韩论上升为一个主要日程以后，日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瓦解清韩之间的宗属关系，他们要去掉中国的威胁，避免出现明末壬辰战争的情况。因此日本要通过外交策略，让中国保证不对朝鲜负责，然后他才敢动手。日本与中国是同文之国，他很明白宗藩关系的操作。

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874年日本讨论台湾问题，即牡丹社事件。在1872年的台湾南部地区，牡丹社杀害了几个琉球的船员，日本认为琉球是他们的，因此他要求和北京进行交涉，而北京也认为琉球是中国的，最后总理衙门用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地方志论证了台湾南部是归中国管辖的，即便他们是蛮夷，也是中国的蛮夷，与日本无关。因此在签署《北京专约》时，第三项内容特别规定此次讨论一切作废，因为这是日本唯一一次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带西方的法学家顾问与中国进行谈判。至此之后，日本在每次行动之前都会咨询英美法学家，他们用奥斯曼帝国和埃及之间的关系来比拟清代和朝鲜之间的关系，指出既然英法可以对埃及进行干涉，那么日本也照样可以对朝鲜进行干涉。这便是1884年的甲申政变日本出兵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不光是外交策略，近代中英话语之间的差异也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第一个去否定清韩是宗藩关系的国家是日本。英美等国在1850年代左右就已经清晰地意识到，朝鲜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所以他们主要是和中国交涉而非片面地动武。然而日本走的是炮舰外交政策，两者差别很大。 如果没有日本的话，恐怕清韩的宗藩关系也难以断绝。

再者，就像王老师刚才讲的，一些朝鲜人也担心国家会不会变成中国的一个内省，这确实不好说。因为在1884-1885年就有台湾建设和新疆建设等等。还有王老师提到与越南等国进行横向的比较，应该说自费正清做完比较以后，很少有著作能重新把这些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横向的比较。所以我们希望大概在10~15年内我们学界能呈现一部这样的作品。

至于宋老师对我的讲座的点评和问题，我都十分赞成。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在清代外藩蒙古和外藩朝鲜这两重机制是存在的，但是在礼制的时候，比如施礼、行礼、正朝行礼等场合，这些外藩国家只是根据秩序排好，然后共同行礼，以此来营造一种万邦来朝的场景，即大清所谓的天朝体制。一个很典型的体现是马戛尔尼事件。马戛尔尼因为使团命令失败了而很不高兴，在他离开后的不久便是新年，台湾的部落首领、朝鲜和缅甸的使臣、蒙古部落的代表都在北京对乾隆帝行礼，可见整个大清国并没有因为马戛尔尼的离开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清朝对这两个外藩概念是不会混淆的，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典章制作和法律。

其次，对于“夷”的灵活性和多面性这一点，我是完全赞成的。比如马戛尔尼来华时他便称为夷，朝鲜在文书上也叫夷。但实际上，清与朝鲜使臣在北京时都是进行笔谈，因为他们都写的汉字，这时没有人认为朝鲜是夷，他们是小中华。然而政治文化与现实是存在着脱节的，在政治文化朝鲜是作为东夷存在，这与王朝的正统性有关系。

关于中国近代国家的最后形成，朝鲜是外藩之一，蒙古是另一外藩，他们两个是清朝最重要的外藩部分。但到了1950年代，这两个当年的外藩都变成了独立国家。在这片土地上，以前是大清国、朝鲜外藩和蒙古外藩，而在1950年就变成了三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当然不同的边疆地区也是要具体的因地制宜的看待。最后，我十分感谢两位老师提的问题和海斌兄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