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的通感：入于诗，出于艺

罗韬《移花就镜：二十四品诗书画印通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罗韬跟我们戏言，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书”。我想，此话应理解作：这是最能体现他的旨趣和修为的一本书了。

罗韬论学，尤其是谈艺之学，最大特色在于一个“通”字，艺与艺的通，艺与文的通，还有艺文与世俗的通。此书的性质，首先是透过风格类型，透过《二十四诗品》所设定的风格类型，以观照艺术，此可谓“批评的通感”；同时，它所观照的艺术，并不限于一端，而是打通了诗、书、画、印，囊括最有“中国特色”的四大古典体裁，此又可谓“鉴赏的通感”。入于诗，出于艺，堪称《二十四诗品》的升级版。

不过，套用“二十四诗品”，称得上妙着，但其实也是险着。

《二十四诗品》过去一般指为晚唐司空图所作，今人陈尚君力辩其伪，惟不甚影响其作为诗学文本的价值，可置不论。但它作为旧诗学的经典，实先天有所不足。它将诗风分作二十四类，过于追求整齐，有“凑单”之嫌，而风格类型的区别也确嫌不够清晰。比如，何谓“形容”，何谓“精神”？“纤秾”与“绮丽”，“冲淡”与“自然”，“劲健”与“豪放”，差别又在哪里？同时它还有个优缺点并存的特色，即用了诗的语言，而非批评的语言，这使得它本身亦成为需要阐释的对象。故钱锺书就指它“理不胜词，藻采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

《诗品》的风格分类及定义本有其含糊处，罗韬既已充分发挥其长，亦不能完全避免其短，特别表现在对具体作品的风格认定方面，自有见仁见智之疑，未必即能一言而定。

说到这，话就要说回来了，欣赏艺术本就是见仁见智的事啊。

谈艺由风格入，尤其由“二十四诗品”入，相当于通过二十四扇窗口来看风景。应该承认，所谓风格之为物，天然的带有主观性，更无论二十四种风格了。这二十四扇窗并非天成，而是人为，则隔窗观景，所见者自然不能说就是“艺术真谛”。然则，存在不主观的审美吗？真有跟主观契合无间的艺术客观吗，真有客观的“艺术真谛”吗？真正的艺术在哪里，桃花尽日随流水，但桃花源有径可寻吗？

说到底，理解艺术，不能不有所凭藉，借用西洋文学批评的概念，“二十四诗品”实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为我们理解艺术开了一大法门。藉此观照艺术作品，有如戴上了一副审美的3D眼镜，定能使我们能见所未见，有触发之时，有悟入之处。艺术的鉴赏和批评之路固然不止一条，但假道于风格，假道于风格的“二十四桥”，不失为深入艺苑的通幽曲径。从这一角度来说，罗韬拈出此题，实为具深识者的“方便说法”。其行文亦明白通达，随处融汇一己之心得，浅者能见其浅，深者亦见其深，诚可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也。

作为写过《学林点将录》的人，我对这种体裁的挪移自然有充分的同情。“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若能得鱼忘筌，渡河忘筏，才算得上是善读书者。我论学取“点将录”之体，罗韬谈艺取“二十四诗品”之体，皆宜作如是观。 

谈艺之难，难在不能离于学养，又不能限于学养，非仅依凭学问的积累可以达致，更需要学识的均衡与眼光的高明。谈艺是实证主义的边境，却是直觉主义的领地，“实事求是”只是入手功夫，更难得者在于“别有会心”。罗韬深造自得，遂能接续古典艺术批评一脉，其学识固非今日艺林中人所能及，其眼光又非今日学院中人所能得，我以为是其最称独步之处，“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远矣”！

在我个人来说，自信能积力于学，但于艺文一道，辄苦于“踏枝不着空归去”，眼见罗韬已有“独钓寒江雪”之态，我则“徒有羡鱼情”而已。

约模记得多年前，在一次饭局上，罗韬跟大家形容某君的相貌，用了“高古”一词，当时为之绝倒，印象极是深刻。以后我读书凡遇“高古”二字，辄联想及于某君，即网络用语所谓“不能直视”者也。再后来，才发觉“高古”乃“二十四诗品”之一，始知罗韬当是久蓄《诗品》于怀，以至于出口付诸戏谑。这么说起来，他假借“高古”以拟人，是不是最早活用“二十四诗品”于诗外的例子呢？甚至，他再活用“二十四诗品”以谈艺，是不是竟肇端于此呢？

至于罗韬本人，若是我们照葫芦画瓢，也以“二十四诗品”拟之，那么最贴切的风格，恐怕是“超诣”吧。

本文为胡文辉为《移花就镜:二十四品诗书画印通释》所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