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呼唤现实主义精神

●儿童经验在看似趋同中其实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在当前儿童文学创作中体现得远远不够

●当下儿童的经验和内心世界需要了解，也需要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加以观照，这样的作品才不再是对童年生活表象的描摹，而能够深入少年儿童的内心，进入到孩子们生活的内部

●“写实”并不只是一种手段和技巧，更是一种作家从整体性上建立与这个时代、与当下关系的能力

●对生活深入的体验是创作的基础，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扎实的表达能力则是创作的重要保证，优越的阅读条件惠及的不应该仅仅是普通读者，更应该惠及写作者

如何书写中国式童年？这是近年来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出版人一直在频繁讨论的话题，探讨的热切缘于这样的共识和判断：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社会巨变，使当下中国儿童的生活经验、精神世界呈现出既不同于父辈也不同于国外同龄人的独特面貌。正如学者方卫平所说：“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亟须对这些独属于中国童年的新现象和新命题做出回应。或者说，对于中国式当代童年的关注和思考，应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核心艺术话题”，今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显示了来自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对中国童年、中国故事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可能形成又一种驱动力，使得“关注当代中国式童年”这一命题的紧迫性进一步加强。

“现实储备”捉襟见肘——写作与生活存在较大隔膜

现实主义写作是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持续的主流，几乎每个时代都留下了折射着那个时代光谱的儿童形象。这些年我国现实主义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尤其是幼儿文学和童年文学方面，郑春华的“马鸣加系列”“小饼干和围裙妈妈系列”、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等等，都是被万千小读者所认可的；曹文轩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更是抵达了国际一流水准；张炜、赵丽宏等文学名家跨界写作，根据自身童年经验创作的作品也都有很好的社会反响。

但是，在一系列荣耀和成绩面前，当下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依然面临着待解的挑战，面临着困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儿童文学作家和这个时代的儿童存在着隔膜。网络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儿童的经验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但深入分析却发现儿童经验在趋同中其实又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差异。比如，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经验的差异。比如，伴随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变化空前迅速，造成了成人和孩子间的代沟加大加深。比如，不断暴露出来的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等等。而这种儿童经验的差异性在当前儿童文学创作中体现得远远不够。

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出现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的写作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鉴西方和本国前辈的写作经验，借助于我们自身的童年经验，甚至塑造的儿童形象都有原型可以追溯。如今，儿童自身阅读水平的提高和其自身经验表达的诉求，使其对儿童文学作品阅读提出了更高、更精细的要求。此时，面对当代中国式童年，作家们过往的经验有可能不足甚至失效。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样一种因为陌生而无法产生共鸣的危机已经呈现：一群中学生创作的“自画青春”系列小说和深圳女生郁秀的《花季·雨季》出版后均获得热烈反响；新世纪以后，韩寒、郭敬明、蒋方舟等人更是拉起“青春文学”的旗帜，形成低龄化写作的热潮，迅速占领了本属于传统儿童文学的“少年文学”的地盘。李敬泽在《儿童文学的再准备》（刊载于2015年7月17日《人民日报》第24版文艺评论）一文中说：“‘青春文学’铺天盖地，基本上是孩子的同龄人或稍大一些的人写的，成年作家的作品很少，现在的局面就是，青春期的大孩子相互抚慰，成年人默不作声。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这也从一个方面提示我们在面对浩瀚繁复的时代经验——尤其是当下经验中年龄层次较高的孩子时，我们在认识上无法做到游刃有余。

然而解决这样的难题并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像考古学者或者社会学者一样下苦功夫、笨功夫，要长期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而不是依靠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采访。当下儿童的经验、内心世界需要我们去了解，同时也需要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加以观照，这样我们的作品就不再是对童年生活表象的描摹，而能够深入少年儿童的内心，进入到孩子们生活的内部。

事实上，这些年来“当下性”较强的，反映留守儿童生活、反映边地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生活、反映当前都市儿童生活的优秀作品其实也有很多。比如阿来描写藏族少年成长故事的《三只虫草》、毕飞宇写校园生活的《家事》、韩青辰写乡村儿童的《小证人》，以及陆梅、王巨成、胡继风、孟宪明对留守儿童的书写，等等，应该说都是表现当下现实的优秀作品。然而，这些作品散落在不同的出版社，或者隐藏在某一套系列作品中，面对市场的喧嚣，难以像轻松好读的畅销书那样得到足够的策划、宣传与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呼唤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既是朝向作家的，也是朝向出版人的。

文学储备尚需增强——对现实精神体认不够

可以说，当代中国式童年书写的困境，不全是数量上的，甚至也不是表现生活宽度上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以为是儿童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对现实主义精神的体认还不够强。就拿“写实”这项基本功来说，那种在叶圣陶、林海音、张天翼、徐光耀等老一辈作家笔下的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把握和细腻描写的能力，在曹文轩、秦文君、沈石溪等作家的笔下体现得依旧很强健，但在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中却有弱化的迹象。

写实能力弱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儿童生活简单的故事化的表达。这样的写作基本上把儿童孤立了起来，斩断了儿童和家庭、时代、社会、成人世界的丰富联系，把文学等同于故事，不仅简化了生活，更简化了孩子的精神世界。这样的作品必然是飘忽、不接地气、缺乏生活质感的。事实上，当前幻想文学的创作同样存在着写实性不强的问题。作家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不是指天马行空地胡编乱造，而是能够把幻想世界“写实”，让幻想世界具有深切的现实感，否则幻想就会呈现出无根的、轻飘的特质。所以，“写实”并不只是一种手段和技巧，更是一种作家从整体性上建立与这个时代、与当下社会关系的能力。

有评论家指出，我们书写当代中国式童年时还停留在生活的表象。这样的判断有时会消解作家们付出的努力。我常常想，难道我们的作家“成心”要把作品写得浮躁而浅显吗？如今，得益于少儿图书引进的便捷，我们几乎可以和国外读者同步地欣赏到当前最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作品，可以说，我们正在成为“世界读者”——全世界任何优秀作品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视线——这样优越的阅读条件惠及的不应该仅仅是普通读者，更应该惠及写作者。但是，我在一次原创儿童文学作品评审中发现，当前很多写作者的阅读面还不够开阔，其借鉴、模仿的还是很古老的民间文学，最多止于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而看不到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后当前儿童文学最前沿的写作已经抵达的高度，看不到世界儿童文学丰盛的精神财富对其写作的滋养和提升，这就相当于机械化生产技术已经普及之时，我们还在用“刀耕火种”。试想，以这样的阅读视阈来写作，怎么可能创作出能够征服当前见多识广的新时代儿童心灵的作品呢？对生活深入的体验是创作的基础，而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扎实的表达能力，则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的重要保证。

面对现实困境与问题的冲击，儿童文学写作呼唤现实主义精神，这是要我们的儿童文学写作能够打赢一场在艺术上、思想上实现根本性突破的攻坚战，增强表达现实的能力，同时，这也是儿童文学对“大时代产生大作品”的呼应，是不可错失的时代机遇。正如方卫平所期待：“童书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作为其重要构成乃至支撑力量的儿童文学，正亟须一次新的现实主义的洗礼，以使其超越市场化的狭隘现实，走向更为开阔、深远、脚踏实地的中国童年现实。”（李东华 作者为《人民文学》副主编、儿童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