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的命运与救赎：过不被定义的人生可能吗？

近来，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新词，“小镇做题家”，指的是来自小城镇，擅长应试，考上了一流大学，却经历了学业或求职挫折的“失败”青年。“小镇做题家”的兴起让教育公平和社会晋升的问题再一次回到公众讨论的热点。如何看待“小镇做题家”？他们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是接受小镇青年的命运，遵循这个身份所带来的既定设定，还是有可能冲破“小镇做题家”的限制，过一种不同的人生？我在2015年到2017年对中国四所精英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的低阶层学生进行过三轮追踪访谈，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小镇，我将他们的人生故事浓缩成一张缩略图，就“小镇做题家”这一话题做一些讨论。

参加高考

成为“小镇做题家”的宿命

有句流行的话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讲起来豪情万丈，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着命运的强力牵制。成为“小镇做题家”，对于小镇青年来说，背后就有着命运的推手。

出生在小城镇又想走出小城镇，有多少条路可以选择？跟父辈们一样出去打工，跟着有见识的亲戚朋友出去做生意；上个职业学校学门手艺出去闯荡，如果有一些天赋，遇上了不错的机会，一夜成名也并非没有可能；还有，靠拼上自己的时间和比别人多很多的努力，考上一所好大学，毕业后在大城市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对于小镇青年来讲，在这所有的选项里，考上好大学，似乎是最稳妥、最摸得着的一条路。而要考上好大学，除了成为“做题家”，他们还有其他途径吗？

应试教育或许有千万种弊端，但对于小镇青年来说，应试教育是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搏的希望。拥有通过教育博取出路的机会的小镇青年，其实已经屈指可数。这里有所谓会“做题”的天赋，有比常人多很多的努力，有不服输的韧劲，也有在重要的时刻难得的运气，以及比其他小镇青年多一些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支持。

陈译（本文涉及的所有访谈对象皆为化名）在访谈中反思自己为什么能和周围的邻居小孩不一样，成为了成绩好的同学，他觉得是因为父母从小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心学习的环境，而邻居小孩们可能并不能获得和他一样的家庭支持。崔珊提到她有个成绩好的姐姐给她做课外辅导，唐达说他的一个亲戚在他所在的学校做老师。这些成为“做题家”的小镇青年们，所基于的并不完全是天赋和个人努力，他们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成为“做题家”提供了支持。而其他的小镇青年，哪怕曾经有那么一瞬间表现出会“做题”的能力，因为缺少这样的支持，他们的能力也会被逐渐消耗。而会“做题”的能力只是众多“才华”和“天赋”的一种，因为缺少必要的外在条件支持，其他才华和天赋也都会被逐渐消耗，从结果上看，他们慢慢成了没有天赋的人。

也就是说，读书上好大学这条就社会晋升而言最稳妥的路，对于绝大多数的小镇青年来说，也已然是奢望。他们能指望的不过是渺茫的运气。就这一点来看，能够成为“小镇做题家”，本身就已经拿到超出小镇青年命运的剧本了。

备战高考

“小镇做题家”的挫折

这些有幸成为“小镇做题家”的人，在进入大学之前，通常不太会被挫折感所笼罩。哪怕在经济、技能、眼界、品味方面，会有强烈的局限感，“做题家”所能够带来的希望和力量，都能够大大削弱局限感所带来的无望。哪怕往后看是无尽深渊，往前看是一片光明坦途，那是属于“小镇做题家”的征途。如林晔引用《论语》来形容她在中学时的状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做题家”是小镇的“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如贾鹏所说，“我的整个高中可以用‘如鱼得水’来形容。”

真正的挫折感大概都是从走出小镇开始的。走出小镇，“做题家”这一身份所能带来的希望在逐渐黯淡。在大学里，这些“小镇做题家”发现，“做题”带来不了优异的口才，广博的视野，孤注一掷的勇气，放手一搏的魄力，“做题”带不来爱的姑娘，想要的工作，甚至带不来一直习惯拿到的好成绩。这些“做题家们”第一次意识到除了“做题”技能之外自己一无所有，也第一次意识到“做题”技能并无用处。

姜耘说她那个时候特别土，普通话也不标准，她说：“能上复旦的人本身学习也不比你差，有可能比你还好很多，高中的经历也非常辉煌，不管是见识，还是家庭背景各方面，我会觉得我又开始自卑了。”唐达说他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哭过好多次，他说以前上课的教室都是固定的，现在每次上课都换，他根本找不到教室在哪里，“当时就感觉怎么那么大啊，骑车也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求助。”唐达说第一学期上计算机课，第一节课就讲编程，他连打字都不会，其他有的同学十几分钟就编好了，他编了好几个晚上还是编不出来，“实在坚持不下去，还要做化学实验，还有数学课，忙得受不了，别人还参加社团，我就觉得这社团怎么参加啊。”何想说他在来北京之后很多东西他都是第一次见。他没有吃过肯德基，不知道正式场合要穿西服，很多礼仪都不懂，他要花很多时间学习城市里的孩子早就习以为常的东西。

变成单一的人，是成为“做题家”的代价。但小镇青年没有选择，他们可能意识到这么做的代价，但还是要专注成为“做题家”。因为“做题家”是那个艰难时代的慰藉，是希望，是未来，无论有多少代价都要去争取，无论有多少代价也只能去争取。

而且，当他们处于“北极星”的位置时，往往会有这个代价可以弥补的错觉。以考试成绩为导向的教育环境也会一直鼓励“做题”的正道，忽略背后的代价，形成了一种“一切到大学再说”的文化，仿佛一切到了大学就都可以被解决。然而这个代价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只是延长了“惩罚的时间”，而越延长越难弥补，最后只能接受自己“不配”的事实。

清华学堂

“小镇做题家”的出路

这些“小镇做题家们”在大学里拼命想要改造自己，想要改变自己的语言、外表，改变表达的方式、站立的方式、走路的方式，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格格不入，想要跟上其他人的步伐。然而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改变的艰难。改变意味着去追逐别人18年的积累、训练、耳濡目染、习以为常，意味着去和时间赛跑、和时间战斗。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的很多访谈对象决定接受自己的出身，接受出身所规定的能够到达的地方。何想说，让他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是，“环境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你可以达到的高度。”当他在学习别人早就知道的常识时，别人在适应大学生活，努力获得一个优秀的学业成绩，当他终于适应了北京，开始为成绩而努力的时候，别人已经在准备出国。自己总是落在别人后面，追不上。

布迪厄说，“资本是劳动的累积”，尤其是文化资本，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投入，需要长时间的体悟和内化。这些“小镇做题家们”在追赶的，是城市孩子18年的资本积累，是其个人和家庭18年的劳动和投入。追不上才是常态。

所以他们只能去接受自己的来路，接受自己内敛、稳重、认真、刻苦的“性格”，接受“小镇做题家”的命运和未来，这对他们来说是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很多人在讲，你要突破“小镇做题家”的限制，不要被“小镇做题家”所定义。谁不想呢？但过不被定义的人生太艰难了，绝大多数人走不了，也不敢走。用熟悉的方式生活，顺其自然，哪怕获得不了超越别人的成就，比过去的自己好就行了。“自己跟自己比”，是面对命运的无奈，也是面对命运的妥协。

但哪怕是这个看起来顺其自然的选择，恐怕也与他们所预想的相距甚远。在今天，“小镇做题家”们面对的是一个好学位也不一定能换来一份好工作的时代。一份体面、高薪的工作需要你在好学位之外再加上耀眼的实习经历、得体的谈吐以及这项那项的“综合实力”，而“综合”恰恰是“做题家”们所缺少的，在大学所选择了熟悉的生活方式，专注于学业和做题的他们，又会愈加强化这个缺少。他们面对的求职困境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延迟惩罚”。为成为“做题家”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个时刻被凸显出来，然而到了这个时刻，“做题家”已经很难再改变自己是谁，自己可能成为谁。

即便那些在大学里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做题家”，他们积累了综合技能和经验，幸运地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大城市的房价、消费，在工作中的见闻和对比，仍然每一天都在提醒着他们小镇的落后和自己的异乡人身份。我从小镇来，却再也回不去了。我在大城市，却也不属于这里。小镇青年的本体归属在他们成为“做题家”想要脱离小镇的那一天就已经被打碎了。

“小镇做题家”的救赎

这种夹在中间的挣扎，或许只有同样身为“小镇做题家”的人才能感同身受。这也可能是“小镇做题家”这个词诞生的地方——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成员人数为什么能在2020年5月10号成立后迅速从个位数增长到八万人的原因。现实生活中谁也不能认出谁的“小镇做题家”们，在这里找到了同伴，找到了共鸣，找到了理解。

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

原来我并不是一个人，这就是组织的力量。

在所有或颓废或戏谑或鼓励的故事中，“小镇做题家”们理解了彼此，也更加理解了自己。“小镇做题家”或许是无法改变的命运，但这个命运并非全部是苦涩，这里面包含的还有你年少时的全部努力，被幸运照顾到的每一个机遇、支持，有你为自己、为父母、为后代所创造和打拼来的一点点新世界。如陈译所说，“辛苦我这一代人了，但是对于我的后辈，就可以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就比如几年、十年或者十几年后，我在上海落地生根了，对我的孩子来讲，他们从一出生就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他们就不必遭受我处在社会流动这种快速道中所要承受的负面因素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哪怕在这一代没有摆脱“做题家”的束缚，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因为他们为下一代人争取了更多自由的空间与资本。

哪怕在自己这一代，“做题家”这个身份可能是无法摆脱的，但在这个大身份之外，依旧可以有空间、有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出一点点超出“小镇做题家”的丰富性。在单一的“做题家”之外建立起自己的兴趣、爱好、专长和志业，在努力实现社会晋升之外，为自我保留一些空间，不完全被社会晋升所支配，成为往上爬的工具人。

林晔从小就喜欢画画，小时候爸妈送她学了一阵子画画，后来就自己在网上学画画和设计，因为自己的专长，也因为自觉社交能力的缺乏，在中学就参加了学生会和模拟联合国，大学因为画画加入社团，慢慢从社员做到了社长，后来去广告公司兼职，和策展人办展览，在自己的专业之外找到了做交互设计的兴趣，在Coursera上学编程，跨校上研究生专业课程，一步步实现了去美国最好的交互设计学校读书的梦想。她是“小镇做题家”，但她也不全是“小镇做题家”。

讲林晔的故事不是为了说明有人可以，为什么你不行。林晔能够摆脱小镇做题家的身份，不仅是因为她从小就有的画画天赋和兴趣，以及她超强的反思和运用资源的能力，还在于她父母从小对她的教育，她的大家庭对于她的支持，以及她所在的中学所能提供的资源。林晔为自我争取的空间，也是基于一定程度上的资源优势。但从林晔的故事里，小镇做题家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对于“做题家”的风险有更清醒的认识，对于大学的资源可以有更充分的利用，对于“小镇做题家”的轨迹不再一股脑地坚持，也不过早给自己下身份和人生可能性的定义，试着去探索和开发除了“做题家”之外的自我，去培养它，去增强它。

这些或许可以带来些许安慰的故事和观点，我相信一定也可以从“985废物引进计划”中来，从小镇做题家每个人的感悟和思考中来，从他们互相的帮助与开导中来，从他们的合作中来。“小镇做题家”这个身份是被单独经历的，但不代表这个身份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被单独消解、单独对抗。每个人都需要同伴，“弱者”更需要同伴，需要同伴的力量来放大自己的力量，需要同伴所结成的组织，来为弱者发声，为弱者声张，为弱者开辟道路，为弱者创造归属。而每一个帮助同伴的弱者，或许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与自己的和解，与命运的和解。

被听见、被理解可能只是第一步，去改变或许才是更任重道远的事情。去理解自己不得不成为“做题家”的原因，去思考所经历的教育的导向和后果，去反思“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一思想逻辑的由来与合理性，然后集体地，像救赎自己和同伴一样，去一点点改变桎梏弱者的思想与环境，努力去争取一个更加公平而健康的社会，让小镇青年有选择，可以过一种不成为“做题家”的人生，或许才是一个组织更加任重道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