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想像中，“江湖”是核心主题之一。而在江湖中，义气又成了一种普遍的伦理规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师冯庆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他甚至专门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义气》来系统地分析“江湖义气”背后的情感动员机制和政治美学，很有意思。
近日，冯庆又在中信出版联合优酷新知共同推出的暑期文化历史课上，为听众系统讲述了“江湖”是如何出现的，还有，为什么80后90后的年轻人们仍然在向往“江湖”呢？
江湖是如何出现的？
现实中江湖的现身离不开游民群体的出现。
回顾历史，在清朝时我国实现了巨大的人口增长。随着土地和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减弱，人们开始“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游民群体。这些游民和当代的农民工群体相似，也会聚集在一起成立一个个帮会。
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是愈发猖獗的流寇，应人们在旅途中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的需要，众多镖局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镖局中练武的武林人士，比如《卧虎藏龙》中的李慕白和俞秀莲，就是江湖中的重要人物。
俞秀莲和李慕白（图源豆瓣）
茶楼听书是当时的底层民众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它对民众所起到的教化作用不容忽视——说书实现了儒家道德文化中“义”的传达。这便是现实的江湖秩序之外，我们所建立的通过文艺作品展现的感性诗意的秩序。通过说书先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中英雄好汉们的江湖故事绘声绘色地讲述，听众们获得了一次次琢磨品味人物道德心灵状态的机会，既“让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受道德教化，也让在社会剧烈变化的年代中的人们拥有心理安慰，相信温情的存在”。
这种教化调节了人们的心理状态，对底层人民来说是有好处的。在这里，冯庆举了《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例子：“有人说‘韦小宝身上唯一的好处便是讲义气’，考据文本我们就可得知：韦小宝的最大爱好就是天天去听评书。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受到教化的底层游民角色。”
孤独让现代青年更向往“江湖”
“义气”二字不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伦理用语，更是江湖故事的核心议题。而“江湖”既有浪漫的诗性的体验这一褒义的一面，也可以指代复杂凶险的环境。这两个词语义暧昧、褒贬难以统一，却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冯庆用前些日子热播的电视剧《隐秘的角落》作为例子，指出在当代法治社会已经没有了江湖的直观体验，但我们却仍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江湖的痕迹。剧中两个少年男主角间就是一种义气关系。“义气”这个词在严良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甚至可以说严良就处于一个“江湖状态”。
《隐秘的角落》——严良（图源豆瓣）
剧中想要传达的友谊和义气的主题之所以能让我们长期回味，是由于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人大都是独生子女。在缺少兄弟姐妹陪伴的情况下，我们的成长历程更加孤独。和父母辈通过宗族、血缘等建立关系相比，我们更多地建立以友谊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从小我们所接触到的武侠电视剧又同时加深了我们对友谊义气的向往。
“现代的江湖概念，是一个个类血缘共同体的扩大化。”冯庆为江湖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这里的类血缘共同体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背井离乡进入举目无亲大城市工作的农民们为取得支持和庇护，和自己的同乡通过结义等方式所形成的共同体联系。
文艺作品对江湖的美化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说书先生的表演还是其他的艺术表达中，三国水浒中的英雄人物都经过了艺术化和美化。原文里，这些人物在散发人性光辉的同时，也蕴含着人性恶的一面。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呈现让人物塑造更加真实，小说内涵更加丰富，让我们知道我们始终无法逃离恶的状态。文艺演说的过程将这一阴暗面掩盖，实质是文学艺术对这一阴暗面的约束和道德化。通过这样一个艺术化的过程，更多地给观众展现人物英雄美好的一面，有利于人们惩恶扬善、也能促进社会安定。
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美化。文学作品的美化过程一般以情节实现，如古龙笔下一对宿敌因落入了生活困境而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情，对“兄弟情”进行了再定义及升华。在李小龙的电影中，他强健雄伟的肉体和功夫动作让观众获得对英雄气质的直观体验，并将人物身上的道德内涵同样直观地传递到观众视野内。此时，教化通过身体表演发生，身体表演与教化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最后，冯庆指出江湖带给人的悸动和一些热血主题的日本动漫是异曲同工的，不仅激起了人们对友谊和义气的美好想像，更蕴含着人们对男性的“血性”等品格的向往。当然，这种品格也可以体现在女性身上，最为著名的应是TVB的高分电视剧《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中九姑娘的形象。“刘醒和九姑娘之间，恰如陈近南和韦小宝。讲述的正是一个底层流民如何被江湖知识分子牵引驯化的过程，也是一段二人最终建立长久、坚固的共同体关系的故事。”
冯庆新书《中国人的义气》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已于今年7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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