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死亡了吗？百年来的经学研究中有几种范式？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与现当代新儒学三派的解读有什么特点与渊源？随着出土简帛等新材料的问世和在西方诠释学刺激下中国经典诠释方法的重新审视、发掘的讨论，经学研究有了什么样的新机缘？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关于礼乐文明的解读，有重新认识的可能吗？与西方经典诠释相比，中国经典的诠释是封闭的吗？有什么特点？其核心精神何在？本文拟讨论这些问题。
百年来经学与经学史的研究范式
经学无疑是传统学术之最重要的门类。百多年来，传统学术，从分类到研究方法，都被强势的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标准、规范所限制和宰割。这些规范和标准，以单线进化论为背景，系从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移植过来。此一话语霸权，套在中国传统学术上，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文学术的尴尬。
中国经学自不能以西方宗教、伦理、哲学、历史、社会、政治、文学、艺术诸门类所限定或裂解。经学就是经学。经学有自身的范围与内容，亦有自己的历史。经学史有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当然，这一发展逻辑包括不断受到秦汉以降以至清末、“五四”等社会政治等外缘环境变化的刺激而做出的回应，也包括经学家们内在的派属关系、学术取向、师承门户的纠葛。
就经学研究而言，“五四”以降的沉寂是不幸的，但这种沉寂并不是坏事。通过近代的洗礼，笼罩在经学上的权威主义、神秘主义、教条主义得到清洗。
饶有兴味的是，经学(或经部)在近世之被冷落，反而比其他未被抛弃而可与西学相类比的学科幸运。比照文学，经学所受到的内在伤害并不大，此乃西学没有可以与中国经学类比的东西。西方解释学传统来源之一的基督教神学，特别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与中国经学之差别自不可以道里计，而六十年以来，神学在中国不可能特别传扬，因之也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规范。
经学死亡了吗？范文澜“山穷水尽的经学”的断言可能在一定的层面上反映了部分事实，但在另一层面上，我们亦可以说“不绝如缕的经学”，此亦反映着另一部分的事实。我以为，经学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于经学的流派，纪昀、江藩、阮元等主张汉学与宋学两派说，龚自珍主张汉学、宋学和清学三派说，康有为主张汉学(西汉今文学)、新学(包括古文学)、宋学三派说，叶德辉主张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四派说，周予同主张汉学(包括今文学与古文学)、宋学、新史学三派说。周予同留有余地，说如果加上五四运动以后的，则有四派。第四派大约包括古史辨和唯物史观派。至于周先生本人，据他的学生朱维铮先生说，周先生属于“超经学”的研究，由否定经学转而研究经学史，清算“封建遗毒”，但认为经学在历史上并非仅有否定意义或反面教员的作用。周先生是一位真诚的学者，把经学与经学史作为客观对象来做实事求是的研究，虽是比较倾向于今文的，却始终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在研究上亦超越了汉、宋诸流派的门户之见。
关于经学的分期，有刘师培主张的四期说：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清代；有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六期说：两汉、魏晋至宋初、宋初至宋末、宋末至明初、明正德嘉靖至明末、清初；有江藩的十期说：三代、秦与汉初、西汉、东汉、晋、宋齐以降、唐、宋、元明之际、清；有皮锡瑞的十期说：孔子删定六经至孔子殁，乃“经学开辟时代”，孔子殁后至秦，为“经学流传时代”，西汉为“经学昌明时代”，东汉为“经学极盛时代”，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为“经学分立时代”，隋唐为“经学统一时代”，宋为“经学变古时代”，元明为“经学积衰时代”，清为“经学复盛时代”。周予同先生肯定皮锡瑞的十期说简明扼要，但认为只是现象的求同存异，而没有从根本上探究原因，亦批评了他的今文学立场。周先生提出二期三世说，二期指前期与后期传统社会，第三世指鸦片战争后“山穷水尽”的经学，其中包括：第一，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社会性质改变以及议政派出现；第二，议政派发展为戊戌变法；第三，今文学“经师派”、古文派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四、经学的终结。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文化热中，经学中的易学的研究异军突起，风靡全国，其热潮至今不衰。这是经学复兴的最重要的标志。除了《周易》热(包括易学史与帛书《易》)之外，三礼之学、《书经》《诗经》《四书》学、公羊学等等的研究热潮不减，研究方法更加多样，且均不可以用“汉学”“宋学”加以界定或分类。今天，在这一研究背景下，经学研究的范式：既不是汉学的，又不是宋学的，而是汉宋之综合；既不是“六经皆史”，又不是“六经注我”，也不是“我注六经”，而是三者之综合。这是经学自身发展逻辑使然，也是经学与西学、经学与现代学术互动的结果。当代中国学者的经学研究将综合哲学的进路与史学的进路，跳出今古文、汉宋的樊篱，并融合中西新旧的方法。
出土简帛对经学与经学史的挑战
近世以来，随着地下发掘的新材料日益丰富，古史研究的方法与成果更加多样。王国维先生依据甲骨文考察上古史，并提出地下材料与地上文献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目前，经学研究复兴和经学研究范式改良的契机，则是出土简帛研究的勃兴。
中国出土的简帛展
五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获得重大突破。其中，大量的先秦、秦汉之久已失传的佚籍的出土，令人叹为观止！20世纪50年代，河南信阳出土了有关墨家、儒家内容的楚简，甘肃武威出土了记载《仪礼》的汉简。70年代，古代文献的出土震惊世界，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丰富的兵家丛书，河北定县汉简中的《论语》《儒家者言》《文子》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周易》《黄帝四经》《五行》《德圣》《刑德》等，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中的《诗经》《易经》等。90年代，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中的《归藏》等，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中的《老子》《太一生水》《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尊德义》等一批早期道家、儒家文献以及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流失到香港文物市场上的楚简(其中有《周易》《孔子诗论》《缁衣》《性自命出》《季康子问于孔子》《民之父母》《仲弓》《子羔》《从政》《君子为礼》等孔子与七十子佚书等一大批儒家文献，以及《恒先》《彭祖》等道家文献)。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的许多内容涉及诗书礼乐、天道观与心性修养论。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记录卜筮祭祷等文辞的简牍和历代官私文书、秦汉法律文书等。
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认为：六经之学、之教形成与传授的时间远比人们估计的要早得多。六经是先秦最基本的教材和普遍知识，“经”并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共有资源。战国早中期，孔子已被尊为圣人。儒学分布范围甚广，不限于中原，儒学经典是列国教育、政治的核心内容。最原始的儒、墨、道家的分歧与对立，并不像后世学者所说的那么严重。彼时南北文化的交流互动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而深入得多，楚文化中含有大量的中原文化，如齐邹鲁文化的内容。郭店《老子》受到邹齐学者影响，与稷下学宫有关，因而没有“绝圣”“绝仁弃义”的主张。《子思子》早已失传，沈约认为小戴《礼记》中的《中庸》《缁衣》《表记》《坊记》四篇皆取自《子思子》，前人屡有辑录。现在在楚地发现的《鲁穆公问子思》、两种《缁衣》与两种《五行》，均与子思学派有关，恐非偶然。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简中均有内容大致相同的《性自命出》。其中关于礼、乐与心性问题的讨论与公孙尼子或荀子的思想颇为相近。公孙尼子历来被认为是《礼记·乐记》的作者。《性自命出》是迄今为止最早最系统的心性论著作。而讨论子思“仁义礼智圣”关系的《五行》之经(郭店楚简)和经说(马王堆帛书)的道德形上学思想已初具规模，是孟子学说的先导。今本大小戴《礼记》虽编定于汉代，但其中的一些篇章则出于战国早期，与孔门七十子后学有关。出土文献中直接反映孔子的言行、思想的内容亦有不少。
对于经学和经学史研究来说，出土简帛中的新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取得哪些突破呢？
第一，孔子与六经，特别是与《易》的关系。
近世以来，持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或关系很少的观点的学者，甚为普遍，此说几成定论。周予同先生曾说：“我认为，孔子与六经关系很少。”“《易》与《春秋》跟孔子关系不大。”出土简帛却不断证实着孔子与六经关系密切，周先生如果活到今天，很可能会修改自己的看法。
郭店简《性自命出》谈到圣人与诗书礼乐的关系：“《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训之，体其义而即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这是讲的孔子的诗书礼乐之教。关于这一点，传世文献首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又见《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郭店简《六德》有：“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郭店简《语丛一》有：“《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者也。”廖名春改排为：“《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
关于孔子与《易》的关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与《孔子世家》指出：“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近代以来，包括周予同先生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怀疑史迁之说。马王堆帛书《易传》却为史迁提供了佐证。《要》篇指出：“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二卦，未尝不废书而叹……”其中还有子赣(贡)与夫子的辩论，子赣不理解晚年夫子易学观的转变，夫子则向他解释自己对祝巫卜筮的态度：“《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本文所引帛书《易传》的内容，综合了廖名春、赵建伟的整理本。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理性。帛书《易传》的《二三子》《易之义》《要》《系辞》《缪和》《昭力》中大量的孔子的言论，基本上亦是今本《易传》的内容(《二三子》作“孔子曰”，《易之义》作“夫子曰”，《要》《系辞》《缪和》《昭力》作“子曰”)。从帛书《易传》中，我们可以理解孔子对《周易》的创造性诠释。简帛中发现的子思、公孙尼等七十子后学的资料，亦与《易传》相会通。
今人李学勤先生说：“孔子之于《周易》不仅是读者，而且是某种意义上的作者。他所撰作的，就是《易传》。”“孔子晚年好《易》，《易传》或出其手，或为门弟子所记，成书约与《论语》同时。自子思以至荀子等人都曾引用，绝非晚出之书。当然，那时《易传》的面貌，不一定和今传本完全相同，这是古书通例，不足为异。研究孔子，不能撇开《周易》经传。”这与近世以来学者们认为只能据《论语》来研究孔子的看法，大相径庭。李学勤又发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论定孔子修或作《春秋》是难以否定的同上书，第16—22页。。随着简帛研究的深入，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肯定会取得突破。
第二，《诗经》与《书经》。
关于“诗言志”，上海博物馆购藏战国竹书《孔子诗论》有：“孔子曰：‘诗无吝志，乐无吝情，文无吝言。’”本篇论诗，特别强调《诗》之情感抒发及其与初民之性的关系，主张报本反始，导情入礼：“……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者[□也。《甘棠》之褒，美]召公也。《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一本夫葛之见歌也，则《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动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李零认为《子羔》篇应含三部分，一是《三王之作》(即现上博整理的《子羔》)，一是《孔子诗论》，一是《鲁邦大旱》。《孔子诗论》涉及《诗经》篇名六十篇，我特别关注引自《文王之什》诸篇的诗及孔子评《诗》所涉的天命论思想。此外，《孔子诗论》与《论语》中保留的孔子关于《诗》的论述相映成趣。郭店简《维衣》以诗证说，引《诗》凡二十三条，与《礼记·缁衣》有一些差别。《五行》引《诗》证言论事，简本引《诗》凡七条，帛本引《诗》凡十七条。
简帛中发现了一些《书》的佚文。其中引《书》既见于今文经，又见于古文经，还有不见于今存今古文经《尚书》之佚《书》。郭店简《缁衣》还引了《祭公之顾命》，引文见于《逸周书·祭公》。关于《逸周书》，湖南慈利1987年发掘的楚简中即有其中的《大武》篇。目前学术界因《尚书》佚文的出土，讨论到《古文尚书》的问题。《古文尚书》是东晋元帝时梅赜所献。朱熹是第一个怀疑《伪古文尚书》的人，明代梅《古文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等成果，使《古文尚书》之伪成为定谳。能不能据简帛中所引古文经及佚《书》而为《古文尚书》翻案呢？恐怕不行。裘锡圭先生对于近年来把《伪古文尚书》当作真《尚书》来引用和据郭店简为《古文尚书》翻案的学者，作了中肯的批评，证据充分。我们走出疑古时代，其实包含着尊重与吸取清代和近世疑古辨伪学者们的所有成果。这种“走出”是辩证的扬弃。但不管怎么说，简帛佚籍的发现，有助于《诗》《书》研究的深化。
第三，礼乐文明。
我们对于三礼和礼乐文明已相当陌生。《论语·子罕》第十章：“子见齐(zī)衰(cuī)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据杨伯峻《论语译注》：齐衰是用熟麻布做的丧服，其下边缝齐。斩衰(cuī)则是用粗而生的麻布做的丧服，其左右和下边都不缝齐。齐衰有三年、一年、五月、三月的区别。斩衰是最重的孝服，子对父、臣对君才斩衰三年。过去读此印象不深，郭店简《六德》出来后，又涉及这些过去的常识。郭店简《六德》：“内立[位]父、子、夫也，外立[位]君、臣、妇也。疏斩布、绖(dié)、杖，为父也，为君亦然；疏衰，齐，牡麻绖，为昆弟也，为妻亦然。袒免，为宗族也，为朋友亦然。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瑟[杀]朋友，不为朋友瑟[杀]宗族。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
据李学勤，上引这段话与《仪礼·丧服》对读，即可知“疏斩布、绖、杖”是指的斩衰，疏即粗，指上衰下裳都用最粗的麻布，只裁割不缉边。绖是苴麻做的孝带，在冠上的为首绖，在腰间的为腰绖。苴杖实是竹杖。“疏衰，齐，牡麻绖”是指齐衰，衰裳缉边。袒免，并非正服，袒是袒左臂，免是布做的冠，宽一寸。以上说的是丧服依据血缘亲疏的关系和社会等级秩序而有严格的区别。子为父或臣为君服斩衰，兄弟间或夫为妻服齐衰，为族人或朋友则袒免。据彭林，“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是指如果父丧与君丧同时发生，则服父之丧而不服君之丧。对于这句话有很多人望文生义，说明我们对古礼很不了解。“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据李零、彭林等学者，此与《小戴礼记·丧服四制》和《大戴礼记·本命》的“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相同，即门内以恩服为重，朝廷以义服为重，私恩与公义是有明确界限与区分的。
简帛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礼教与乐教的内容。关于德—情—礼—乐—德的关系，《性自命出》讲“道[按，道在此即指礼]始于情，情生于性”，“乐，礼之深泽也”；《语丛》讲“礼生于情”；“礼因人情而为之”；“德生礼，礼生乐”；“乐，备德者之所乐也。得者乐，失者哀”；《尊德义》讲“由礼知乐，由乐知哀……有知礼而不知乐者，无知乐而不知礼者”；“德者，且莫大乎礼乐”。《性自命出》又说：“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舀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敛……郑卫之乐，则非其声而从之也。凡古乐龙心，益乐龙指，皆教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俱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此外还有很多内容，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礼乐文明。
第四，大小传统。
与经典研究相关的是数术方技的研究。流传于民间的例如近几十年大量出土的《日书》之类的东西等等，当然属小文化传统，但确乎是上述经学等精英文化的背景和基础。经学是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的学问，它不是突兀产生的，其基础、源泉正是社会习俗、民间信仰。所以，与古代人的生活世界密切关联的阴阳五行、数术、方技之类，虽然难登大雅之堂，却与大雅之堂上的六经，与古代人的世界观、哲学形上学和科学技术，有着不解之缘。例如“五行”就是显例。我们将会看到，下一步人们研究的兴奋点正是数术与经学、数术与形上学的关系问题。通过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我们将会对中国的宗教，特别是儒学的宗教性，道家的生存体验等等，有新的理解，从而对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思维方式有新的认识。
第五，经学史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从经学史研究来看，如下课题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1.简书《归藏》、简书《周易》、帛书《易传》的特点及其与今本之比较；2.简帛中所见《尚书》佚文考释；3.竹书《诗经》与孔子诗论之意义与诗教之研究；4.简帛中所见三《礼》、乐论及礼教、乐教之研究；5.简帛所涉及孔子与七十子问题与汉简《论语》及上海博物馆购藏孔子与七十子佚书；6.简帛中透显的思孟学派及思孟五行学说研究；7.墨、道、兵家简所涉及的经学问题及儒、墨、道、兵诸家关系；8.《日书》与阴阳数术思想研究，简帛所见先秦、秦汉民间宗教思想；9.简帛所见先秦天道观、天人关系论、心性情才论与身心形神观等等。
关于出土文献与经学史研究，仍存在不少难点：第一，经学史的问题。六经佚文及相关文献的出土，使我们有更多材料研究六经及经学的问题，与此相关，可以进一步梳理孔子与七十子后学对经学的具体发展。当然，《诗经》、《书经》、《周易》经传、《仪礼》逸文的逐条处理、定位，《论语》版本的考订，六经及每一单经的传授世系，汉代经学及其前史，经学所涉及我国古代诠释学体系问题，十分复杂，颇有难度。出土文献诸篇、诸段落与《管子》、《荀子》、《吕氏春秋》、大小戴《礼记》、《淮南子》、《新书》、《说苑》、《新序》、《韩诗外传》、《孔子家语》中的一些相同或大体相同的文字及思想的比较，需要下工夫探究。第二，思孟学派及《中庸》前史的讨论和先秦心性论、性命天道关系问题，是又一个重点和难点。郭店简和上博藏简均有《缁衣》，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简均有《五行》，使思孟学派有了坚实的证据。当然，这里还涉及子张、子游、子夏、曾子、公孙尼子、告子、世硕等人的思想问题，他们关于心性情才的讨论丰富多样。天道、天命与人性，人性与人情，身、心、形、体、情、气与心气、心思、心志的关系，“心之思”的功能及治身、治心与礼乐的关系的讨论，孟荀人性论的前史等，仍是需要下苦工夫才能弄清的问题。简帛中反映的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及“德行”“心术”问题，值得认真厘清。第三，出土简帛中大量《日书》、卜筮祭祷文献、文物与古代社会民间宗教观的讨论，亦很复杂。第四，在轴心文明时代，西方发生了“超越的突破”，而中国则发生了“哲学的突破”，并由此奠定了华夏文明发展之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即张光直教授所说的“中国—马雅连续体”的道路，于此可以理解中西之异。出土文献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此说。
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有关经学的研究和孔门七十子后学的研究。重新估计六经和早期儒学的价值与意义的时代已经来临。诸子的资料，例如老、庄、文子的资料，兵家的资料，墨子的资料，在近五十年的出土简帛中亦占有显赫的地位，曾经并将继续成为热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在未来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借助于郭店、王家台、阜阳的出土简帛和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竹书，经学的研究，早期儒家的研究，肯定会成为重中之重，并获得长足的进步。《归藏》(王家台)、《周易》(阜阳、马王堆、上博)的整理研究，将使古代三易的原貌及其流派更为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尚书》《三礼》的研究也将得到较大发展。儒家思孟学派及子夏、子游等的研究，《中庸》《大学》《乐记》等前史的研究，都会使早期儒学史更为丰富。儒家心性论、身心观、性情论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天命、天道观的细节将进一步显豁于世。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之所在。有人说，马王堆、阜阳的《易》是“道家易”，这个论断尚待商讨。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以今人之门户为古代思想家或典籍争门划派。我们理当超越于门户，客观地做研究。从这些出土文献中似乎可以窥见，经学是先秦各地域文化共享的精神资源，是古文明的精华，是我国古代的瑰宝。但经学主要是靠儒家学者传承下来的。
本文摘自《中国哲学史十讲》，郭齐勇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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