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苏丹谈太原：灰色的底色会给你一种动力

导演和艺术家们怎样去理解一座城市又怎样去诠释一座城市？

最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苏丹出版了新书《闹城》，书中写作了他亲身经历的太原的现当代历史：“闹”的景象此起彼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烟尘滚滚的工业建设，六十年代汹涌的红色波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流变不息的时尚大潮。“闹”既是一个城市发展变化的动因，还是一个城市生命的迹象，它形象、生动，深入人心。

同样作为山西太原人的宁浩是否与苏丹共享着某种时代记忆，他导演的电影中是否有故乡的痕迹？而与苏丹同为当代艺术家的宋永红怎样理解故乡和故乡经验？最近，“困顿的青春，难忘的故乡——《闹城》分享会”在京举办，导演宁浩、艺术家苏丹与宋永红进行了分享。

《闹城》分享会现场

太原记忆：影像中阳光灿烂的日子

太原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青春？苏丹、宁浩、宋永红聊及在太原的记忆时，都描述其为“阳光灿烂的日子”。

和苏丹一样，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太原人，宁浩出生于一个太钢普通工人家庭，从小学画画，因为爱画没念完高中就去考了山西电影学校，在美术专业学画电影海报，毕业后去了太原市话剧团，后又来到北京，报考了中央工艺美院考前辅导班。同时，为了生存干过自行车装配、舞台设计广告、记者、拍照、拍MTV，24岁考北京电影学院……直到成为一名导演。

在他的影片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有太原人的影子。他还常设计人物讲太原普通话，增加幽默效果。电影《疯狂的外星人》中，黄渤饰演的角色 “耿浩”，其实就是宁浩同学的名字，而这一点上，也可见他是个念旧的人。

现场聊及自己在太原的记忆，他们都描述其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宁浩年初拍了一部短片叫《巴依尔的春节》，是在太原取景的，“这是一个关于父母和回忆的故事，从我的视角出发最简单就是回到太原，到那寻找的感觉更强烈。我小时候住在十三野的周围，十三野周围大片的绿草，我们马路对面是十三野，他们有很多苏联人盖的红楼。我对那个楼的印象特别深刻，那种楼应该比八十年代盖的板楼还要早，它是五六十年代的，承载着后来工业时代整个的信息。我喜欢把目光聚焦在工业城市本身，因为我们经历了整个这个阶层的辉煌到走向市场化，到变成其它的形态。所以我对于那段记忆很有触觉，我想去寻找那个东西，找到很多地方还留有这些，只是大家并不会特意的去保护，我希望能够尽早的把它拍下来。”

《巴依尔的春节》剧照

宋永红10岁的时候来到太原学习生活，和哥哥一起学画画，在太原居住了将近十年，回忆起当年的太原生活，他说：“苏丹小时候玩过的游戏我也玩过，比如扒车，扒带挂斗的省劲。从河西去下原，扒车就省得骑了，一手扒着车，一手扶着车把。车上的司机特生气，他在那晃，我们就在那甩。还有就是小时候吃的特别差，基本就是窝头。我在吉林的时候还不像太原，太原还能吃到削面，面还挺好吃的，但在东北的时候玉米多，土豆多，地瓜多，基本日常吃的，掀开大锅盖就是东北的地瓜，每天都是这样。吃饺子特别罕见，一个月可能就吃一次，如果吃饺子那天只吃两个菜，晚上才能吃到饺子，早上喝点粥、吃点地瓜，到晚上才能吃到饺子，所以饿的不行，就在那等，猪肉馅包好之后要等，在等的时候偷两个生的，去院里嚼了，觉得特别深。苏丹的书里有很多特别具体的描写。”

苏丹谈到，这些年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反映太原这个城市的好像很少：“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以拍自己城市为荣，要有一部故事片，但那时候好像只有《马良》，讲骑自行车比赛的一部电影，那里面讲了几句太原话，那时候让我们在外地读大学的这些人很兴奋，终于有话题讨论我们的城市，讨论我们从小生长的地方。今天这个城市还是被忽略了，但是从历史来讲它不应该被忽略。”

在写《闹城》的时候，苏丹表示自己有意识地把画面感写得很强，其实是有心思把里面涉及的“工业文明”拍成电影，因为国内关于工业题材方面的电影基本还是空白。

《闹城》

“太钢晚上倒钢水，一出炉，整个西边的天就红了”

太原是一座工业感很强的城市。1949年后，这个古老的城市被政权赋予了新的使命，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力“闹”工业成了新时期的主要任务。

苏丹认为太原的工业史是一段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如果你的城市是一个工业城市会在一个阶段受到嘲讽歧视，因为工业城市比较粗犷，它不够时尚、不够细腻、不够美好。但是工业文明对于人类文明进程来讲又是非常重要的。工业的文化、工业的社区、人和人相互的关联形成新的关系之下培养出的一代代的人，仍然有生命力、有激情。”

工业空间的机理是粗大的，太原的北城区和河西区是重工业和大型轻工业的分布区域，大型工矿企业一个连着一个，形成了城市新的机理，每一个工厂都是一个巨大的院落。“工业社区新构筑的一种社会模式和过去村落是截然不一样的，它是全能型的社会，在这样的社区里什么东西都要配备齐了。”苏丹说道。

“小时候太钢晚上倒钢水，一出炉，整个西边的天就红了。那时候宿舍经常停电，停电时西边的天是红色的，很壮观，大家站在院子里看，议论太钢在倒钢渣，把天空都印红了。工业的确有强大的力量，它像魔兽一样在一定程度改变了自然。工业区就是这样的景观，巨大的厂房、烟囱、卡车、粉尘。一部分人被这些东西征服了，一部分人强烈地反抗它，最后可能会挣脱出来。”

谈到太原的工业社区时，宁浩说：“太原其实在整个工业的大形态之下固化了好长时间，整个城市没有特别多的变化，你如果是一个学艺术的，或者你喜欢这些东西，在厂矿里相对比较另类，大家不会跟你有特别多的交流，觉得你是另外一伙人。”

“但这种灰色的底色会给你一种动力。”宁浩说道，“有一种动力要往前走，或者离开这个工业的系统。我印象中的树都是黑的，没有绿的。可能也就是发芽的绿两天，紧接着就变成黑色的。”

八十年代的生活图景

在《闹城》一书中，苏丹还原了儿时的乡亲、玩伴、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有电影放映员、崩爆米花的人、木匠、卖烧土的人、售货员、技术员、武术大师……这些陌生而熟悉的名字在苏丹笔下成为鲜活的时代群像。书中不仅收录了杜宝印、刘力国、王宏剑、王宁、宋永红等20多位当代知名艺术家的作品，还有众多珍贵的相关历史影像资料，真实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北方日常生活图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迎泽大街、八十年代的迎泽公园，提及这些老照片，苏丹表示，“网罗这些照片非常非常不容易，大概发动了有上百人去通过各种方式找照片。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即使是在非常贫穷的生活阶段，在重要的节日里，我的父母还是有这个情趣，我们家还会到公园去一起照相，比如过周岁或者中学毕业，全家会有一些合影，所以还是留下来一些照片。我和同龄人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很羡慕，因为那时候照相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作为《闹城》中“集体大澡堂”一节插图的贡献者，宋永红说道：“‘洗澡’是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系列，大概是2000年左右开始，2010年左右结束，这批画传播得比较广。我88年毕业创作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比如之前在太原南宫做过行为艺术，那时候中国还不知道行为艺术是什么。88年毕业的时候我们在画校园生活，画身边的人，我们不再画西藏、不再画少数民族，我们只画真实的生活。九十年代到北京以后也是融入到社会去直面现实，看到生活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去针对那部分创作。苏丹要选择这些人的画？其实这些人从感情上和情绪上特别接近，他本能的就会喜欢这些东西。”

谈到太原时，宋永红说道：“太原也是我很重要的成长阶段，我的青少年是在太原。1976年我从东北跟我父亲转业以后回到太原，我父亲祖籍是山西晋元的。76年我去到太原，84年我离开太原，因为考上浙江美院，所以大概不到十年时间，18岁高三毕业就去浙江美院了。但是太原这段生活对我来说几乎是转折性的。因为我15岁以前完全没有理想，但到太原以后这几年成长过程中，我突然对绘画感兴趣，意味着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都跟太原的生活紧密相连，因为太原才使我变成一个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