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是我担任责编后编辑出版的一部大书,从传记文学的角度讲,罗振玉这样的大学问家,纵横晚清民国年间的政学两界,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本就值得为其立传;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位从传统转向现代过程中极具标本意义的人物,研究罗振玉对了解中国近代学术、政治发展历程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能见证本书的出版,并深度介入本书的编辑校订,是一件十分难得且荣幸的事。
写这本书准备了几十年
罗振玉和王国维很难分开谈论,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罗、王二家之学,学术界公认没有罗振玉就没有王国维。辛亥革命前,罗振玉曾资助王国维赴日留学,辛亥革命后,他们二人又一起东渡扶桑,做清朝的海外孤臣。他们亦师亦友,又是儿女亲家,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帮助料理了王国维的后事,向溥仪转呈“遗折”,讨来了“忠悫”的谥号。与此同时,罗振玉和王国维关系又十分微妙,不少人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罗振玉有莫大的关系。罗振玉和王国维同为国学大师,无论是二人学问思想上的交流碰撞,还是日常琐事中的交结往来,人们对此的兴趣从未因为时间而衰退过。
罗振玉
陈鸿祥先生是著名的王国维、罗振玉研究专家,三十年以前他起意撰写一部反映罗、王交往的著作,然而深入之后发现二人之学浩大如海,难窥涯涘,很难在当时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他决定从王国维研究入手,由王而罗,最终完成大作。2007年《王国维全传》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因考订翔实、研究细致,甫一出版,就被视为王国维传的权威之作。而在那之前,他的《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也很见功力,深受学界好评。在钻研王国维时,他细心搜集罗振玉的研究材料,像《永丰乡人行年录》《洹洛访古游记》《五十日梦痕录》这类专著资料必定要一网打尽,另外罗振玉早年在上海所办的《农学报》,陈先生竟然也全部搜罗了来,至于他所获取的罗振玉和友朋宾客间的往来书信,那就更多了。从开始搜罗到动笔写作,资料积累了近二十年。
陈先生写罗振玉传还有一个常人不具备的条件,那就是他同罗振玉的后人关系非比寻常。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同陈先生是好友,罗先生在吉林大学执教,陈先生在南京寓庐治学,两人书信往来不知有几多,信中谈的不仅仅有学问的问题,还有一些家常琐事。罗继祖18岁就协助祖父罗振玉作《朱笥河年谱》,他和祖父有直接的接触,因此他的口述资料,价值之高是毋庸多言的。罗振玉的侄女罗守巽生前长住南京,陈先生得闻这一消息后,经常上门讨教,由此结下深厚的情谊,发展至后来,老人竟想认陈先生的女儿为女儿,临终前又将珍贵手稿交给了陈先生,陈先生细心整理,不少资料也用到了《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的写作中,这是另一段佳话了。
《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
罗振玉传,从开笔到终稿,耗时8年;从交稿到出版,耗时两年。从起意算起,到现在则整整过去了30年。“写这本书准备了几十年。”陈先生所言不虚。十年磨一剑已经十分了不得了,而陈先生竟磨了30年!
“到时候要麻烦你到医院来”
陈先生生于1937年,今年已83岁。他的住所在南京龙江,距离出版社所在的玄武门还有些距离,考虑先生高龄,每次校改后的清样都是我拎着送到府上。初到陈先生家,是出版社的前辈王宏波先生引见的,他知道我本科时代就深受敦煌学的熏陶,罗振玉的研究里就有敦煌学的内容,他觉得我是合适的人选。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先生的判断是对的,我同陈先生交往十分顺畅愉快。在编辑稿子的过程中经常遇到问题需要请教陈先生,比如我对罗振玉收藏的金石拓片感兴趣,会和他探讨拓片的下落;又比如我对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各本真伪存疑,就和他谈论罗振玉日记和书信中的有关内容,谈论罗振玉在日本售卖字画的往事。陈先生很爱护后学,知无不言。能和这样一位专家近距离接触探讨学问,获得的满足感难以言表。2020年春天陈先生将日本藏《王忠悫公遗墨》线装影印本转赠于我,里面夹着一张颇为雅致的便笺,上有行草书墨迹两行:“鸿祥先生惠存,丁酉仲夏王亮敬奉。”王亮是王国维曾孙,复旦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专家。足见此书的珍贵了。
一年多以来,去陈先生家的次数已多到记不清,多数的时候他身体看起来都很好,但这只是看起来的那种好。去年陈先生因肺部有恙数度住院,情况好转后就回到家里静养,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家里购置了一台家用呼吸机。陈夫人已经过世,家里多半都是先生一人,他是读书爱书之人,一辈子潜心治学,客厅沙发旁边有一张褪了色的小书桌,这部70多万字的稿子就是在那张书桌上一笔一划诞生的。学问是从寂寞中来的,到了他家里就会明白为什么陈先生虽不在大学教书,却能够写出这么多让学术界震动的著作来。
去年年底,陈先生遵医嘱又要到医院住院,去之前他打电话跟我说:“我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编稿子遇到什么问题,要麻烦你到医院来了,我的房间号是……”他生怕我没听清,又说了好几遍。陈先生对罗振玉传的出版很是关心,心心念念都围绕着这本书,为了写书,从身体好写到不好,几十年的研究心血全都在里面了。
好的学术著作不轻言褒贬,更不刻意作翻案文章
有人说谈罗振玉,写罗振玉传,除了传主的学问精深,没有一定的水准很难写好以外,还有一点就是视角不好把握。这一问题在任何人物传记中可能都存在,过于褒扬会近乎谄媚,过度贬低则又近乎轻狂。陈先生写罗振玉,是下了真功夫的,他对罗振玉的了解程度在当今学界少有人能出其右。比如谈到王国维之死,学界多认为王国维上奏溥仪的“遗折”是罗振玉伪造的,伪造的原因是罗、王为儿女亲家,出于姻亲关系,罗振玉要为王国维营造一个殉清的光辉形象。很显然在这个叙述中,罗振玉是圆滑的、世俗的。然而在陈先生的研究中,却并不仅仅如此,他认为罗振玉替王国维上奏的那封“遗折”是罗氏自我心境的表白,他把自己殉清未成的所有惭愧都写进了那封奏折,他对王国维之死怀有愧疚,事后编纂出版王国维的遗著也是这种心绪的展现。
罗振玉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一方面,他先大清,而后民国,之后又投身溥仪的伪满洲国,这是他人生的污点。另一方面,他精通国学,在甲骨文研究、敦煌研究、简牍研究等艰深学问上成就斐然,是近代学术史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一座高峰。这是他值得称道的地方。作为研究者,陈先生作传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姿态,一份材料一句话,言必有据。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适合评价陈先生所做的工作:“好的学术著作不轻言褒贬,更不刻意作翻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