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对苏策略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历来受到学者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这些成果初步还原了事变的基本过程、发生原因、各方态度及舆论反应等问题，但是对于蒋介石在事变发生后的对苏策略尚缺乏系统考察。本文拟利用斯坦福大学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及台湾“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等史料，考察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苏应对的全过程，以呈现战时中苏关系的特殊性，加深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内政与外交互动关系的理解。

一、强硬处置前的闪躲与回避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苏心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希望获得苏联在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防范其对日妥协及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他的对苏心态又是动态的，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际局势以及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等因素密切相关。到皖南事变前夕，后一种心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蒋介石对苏联以及中共的猜疑是皖南事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苏联力图与英法等国合作，共同遏制法西斯侵略，并且大力支持中国抗战。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及国共关系总体上处于良好状态。但是在苏联与德国签订条约以及展开对波兰、芬兰等国的军事行动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政府高层对苏联充满疑惧，总是担心其与日本妥协。《苏日诺门坎停战协定》的签订更是加深了蒋介石的疑虑。他认为，苏联的政策重欧轻亚，“已实行大俄罗斯主义”，“其主义与信义以及国际之道德已破败无余，能不寒心？”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外交方针渐显，其褊袒侵略国，与反对英、美，而且诱引倭寇，使加入其集团。于是左倭右德，以佐其称霸欧亚两洲之势。至其所谓扶助民族独立之口号，乃全放弃而不提矣。”蒋介石认为，苏联并不乐见中国抗战获胜。“俄之所恃者，为中共在我国内以制我，怂恿倭寇向南发展以困我。彼以为此时不惟无助我之必要，而以为如我胜利，于彼有害矣。”他还认为，苏联企图使中国脱离英美阵线，完全倒向自己。“如此或能得其一时之协助，然而中国将永受其支配，此与倭寇对华之野心有何差异？岂革命政府所能忍受乎？”

蒋介石惯于综合考虑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他的对苏心态自然会影响其对中共的认识与政策。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更使他忌惮不已，决定“抗倭”与“剿共”双管齐下。后来，蒋介石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共的危害甚于日本侵略者。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以共匪猖獗坐大，谋害党国，而且其凭借俄国外援，麻醉民众，消灭民族，其为害甚于倭寇，而决非可以政治与道义感召也。”“倭寇以我三年抗战乃知中国之不可屈服，则其心理与政策已经改变，而我抗战之目的已达，且倭寇孤立已无外援，故不患其再来侵略。即使来侵，以我之军力与西南基础尚在，亦有恃而无恐也。”只是顾虑到国内外情势，蒋介石才难以断然与中共决裂。他表示：“在抗战未得完全胜利段落以前，决不能对中共及其他反动明白讨伐，惟有严密准备与防范不测之叛乱而已。”可以说，在皖南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并不主张与中共全面破裂。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共用兵，此时不宜积极，应以制阻为重”，“一面准备军事，一面仍主以政治方法解决，而不致全面破裂”。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还批评以白崇禧为代表的强硬派“不识大体与环境”，“对皖南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旨”。

蒋介石

既然蒋介石声称并不支持与中共决裂，又为何会作出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项英、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样的强硬决策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苏联的态度与此有无关系呢？笔者认为，苏联未能公开表示强硬态度是蒋介石作出这一决策的重要原因之一。皖南事变发生时，恰逢一批苏联援华武器到达，从而导致蒋介石产生苏联并不关心此事的印象。蒋介石认为，苏联为了对德国、日本备战而需要拉拢国民政府。他在1941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新四军被围攻受创，而中共只求不加追击，表示遵命渡江，俄人亦对我表示接近，而无不良之反响。此乃大可注意之事，岂其决与德、倭开战，故对我表示真诚合作乎？”1月13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俄武官特于此时来通知增我飞机，是其有意为中共无形求饶乎？”1月14日，蒋介石再次写道：“第三战区围攻新四军后，中共求饶放行，俄国增加我飞机数量，可知俄对德、倭备战之急也。”

虽然蒋介石判断苏联不会因为皖南事变而向国民政府发难，但是在与苏方人员实际接触之前，他并未作出强硬处置的决策。1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军政大员，会商皖南事变的善后对策。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军方人员态度强硬，而张治中、贺耀祖等文职人员则态度和缓。徐永昌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健生主张宣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及其谋窜扰后方等等经过，即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贵严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文白相当附合之。余与敬之、为章则同意健生主张。”蒋介石未明确表态，只是表示“再考虑一夜”。从其日记看，蒋介石此时考虑的因素包括苏联的态度、日本的态度、英美关系、德日关系等，并“预防决裂后之收拾与利害”。

1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与蒋介石会谈。崔可夫在会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可能是蒋介石下定决心强硬处置的关键。崔可夫没有采取单刀直入的策略，反而从日军动向、苏联对华援助物资、苏联顾问等问题谈起，不但未能给蒋介石造成压力，反而容易使其产生错觉。皖南事变前，蒋介石就认为：“俄国对华惟一之策略，是在要我完全脱离美英关系，而独与其合作。”“此时俄仍需要我抗倭，不至使中共叛乱。”崔可夫的态度强化了蒋介石的上述认识。

皖南事变发生后，苏联最关心的问题是国共关系是否会因此而全面破裂。所以，崔可夫在会谈中只是一再向蒋介石追问事件真相，而未明确表现出反对态度。他反复提出：“不知此事之真相如何，请示知，余拟报告敝国大元帅。”“现在事既发生，情况如何，请委员长简单示知，以便敝国大元帅问及时提出报告。”崔可夫甚至向蒋介石透露，斯大林在其来华前要求他支持国民政府。面对崔可夫的询问，蒋介石以“此事真相尚待调查”“俟调查完毕后，再派员与贵武官详述其经过”“俟余获得前方报告时，再派员通知贵武官可也”等外交辞令加以搪塞。为了安抚崔可夫，蒋介石向其保证，只要中共领导的军队“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冲突将不会继续扩大。事实上，1月14日，蒋介石就已收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电报，对冲突详情基本知晓。所以，他在与崔可夫会谈时明显采取了闪躲与回避的态度。

崔可夫自称，在会谈中表现出对事变毫不知情的样子是为了留下转圜余地，避免给中苏关系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他只是希望委婉地提醒蒋介石，“让蒋介石懂得，他侵犯共产党，调军队反对人民而不是侵略者，可能对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产生影响”。实际上，在与蒋介石会谈前，崔可夫就已经从中共方面获悉事变基本情况。在与周恩来谈话时，他甚至表示，国民党如继续内战，自己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那么，为什么崔可夫在与蒋介石会谈时并未以苏联援华武器为工具，直接向蒋介石施压呢？主要是因为当时苏德关系日趋紧张，苏联需要中国在东方拖住日军，以免两面受敌。

此外，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态度和缓，崔可夫则必须与他保持一致，毕竟潘友新才是苏联对华外交的主要执行者。1月15日，潘友新对周恩来表示：“我认为，目前中共的主要敌人依然是日本，倘若中共对国民党主动展开进攻，这会促使中国内战扩大，于抗战不利。必须千方百计保持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该自甘受辱，必须继续进行业已开始的对国民党的政治进攻，以便为自己伸冤并向广大群众指出皖南事变的真正祸首。”因此，虽然同为共产党人，崔可夫内心深处十分同情中共，但他认为，如果公开表达这种同情，“会使蒋介石疏远我们”，甚至再次使中苏关系“出现麻烦”。换言之，对于皖南事变这样的中国内政问题，苏联应该谨慎地表态，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共，防止蒋介石进一步扩大事态，又必须“防止我们的表态被视为干涉盟国的内部事务”。可见，苏联方面的指导思想是：外交关系必须以国家利益为第一导向，不能完全被意识形态所左右。

苏联的和缓态度当然不可能使蒋介石悬崖勒马，相反，他因此下定决心，“对此案处置更应严速坚决”。他表示，自己“为新四军事研究颇切”，“然决心甚坚，对此事正应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即使俄械与飞机停运，亦所不惜也”。他认为，必须排除苏联对国民政府军令的干涉。“为国家民族独立自由计，若处置军令，而有外人一分之干涉，则以后国权旁落，比抗倭失败之惨酷更甚，故决心下令严处。即使俄已运到边疆野炮与飞机等多量之武器停止不来，亦所不惜。”

1月17日，蒋介石亲拟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声称：“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同日，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

军事委员会的通令与发言人谈话，一方面强硬指责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遣”“扰乱战局”“破坏抗战”，另一方面将皖南事变限定为“整饬军纪问题”，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蒋介石认为，在冲突已然发生的情况下，不能示弱，否则就会被苏联及中共看破心理，导致“国权全操在人矣”。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制裁新四军问题，此为抗战成败最大之关键。若无最后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借俄势以要胁，而俄械之已允者亦必以此为其容共要求之工具，以后国权全操在人矣。故因俄械将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为俄国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迁就与疑虑。此等得失存亡之大事，决不为外人物质之关系而动心也。其来也，吾固如此；其不来也，吾更应如此也。”

蒋介石显然错估了国内外情势。他原本以为，“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发生有效而自主之良好反响也”，所以才接受军方的强硬主张，“决定发表撤消新四军番号与惩治该军正副军长案”。然而，这一决定非但没有“良好反响”，反而招致国内外有识之士猛烈抨击，其结果只是亲痛仇快，“敌对我解决新四军案表示惊异，且有佩服之意，而其一面甚望此事之扩大与不即了结”。

1月18日，宋庆龄致信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在宋庆龄等看来，共产党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世界之病态不除，此种势力组织必存在”，即使可以凭借“武力作一时侥幸之解决”，“仍必复生滋长，决不能以人工加以消灭”。已投降日本的汪伪政府大员周佛海则兴高采烈地表示：“国共火并，恐从此开始矣。甚盼从此宁渝两方国民党同志能渐趋接近，以至于完全合作，当日夜馨香顶祝以求之。”

二、撤销番号后的解释与疏通

在全面抗战之际，对国民政府而言，维持对苏友好关系意义重大。蒋介石虽然对皖南事变作出强硬处置，却并不希望中苏关系破裂。他当然明白，在会见崔可夫后的第二天就作出强硬决策，一定会引起苏方不满，因为“此事对俄关系最大”。但他认为：“正可因此以试验俄国助我抗战之用意如何也。”

1941年1月17日，苏联外交部突然通知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要求取消当晚中国大使馆为苏联外交、贸易两部部长及高级人员举行的晚宴。“这在外交惯例上是没有的事，对我真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明知必有重大原因，但无法探知真相。”显然，这是苏联在向国民政府发出不满的信号。为了缓解苏联的不满情绪，蒋介石分别通过邵力子和潘友新作出解释，尽量淡化皖南事变的政治意义。

邵力子是国民党内亲苏的左派代表人物，确实是缓和中苏关系的绝佳人选。1月17日，蒋介石命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致电邵力子，将皖南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新四军身上。电报称，新四军不遵命北渡，主动袭击第40师，“窜踞苏南，挟制中央”，“我为自卫，被迫应战”。蒋介石还在电报中亲笔写下如下内容：“如苏友来问真相经过，不妨直告之。以后对于新四军之处置问题，今以军纪关系，不得不严明赏罚，以利抗战，对于其他政治与党派问题，绝无关系。”蒋介石将皖南事变限定为“军纪问题”，而非“政治与党派问题”，目的就是破除苏方对于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疑虑。接到电报后，邵力子当即前往苏联外交部，根据电报内容向苏方作出解释。

1月21日，邵力子回电陈布雷，报告苏联的态度，表示苏联舆论虽尚未公开评论皖南事变，但毫无疑义，苏方“十分重视此事”。邵力子在电报中表示：“经多方探查，知其认为不干预事件，而希望不扩大与妥善处理，俾不影响抗战，此时正作密切之注视，故彼决不正式询问，而我能有友谊之通知，实为有益。”邵力子认为，当前要务在于防止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希望蒋介石能够约束党内强硬派。他指出：“中央虽决定不牵涉其他党派与政治关系，但或因中共反响过恶，或因各方步骤不一，更相激荡，终致破裂，此则全赖我委座大仁大勇贯彻国策，各同志一德一心遵从命令。”

就在蒋介石通过邵力子进行疏通之际，国际局势的变化更强化了改善中苏关系的必要性：一是苏日两国就渔业问题达成初步协定，这预示着苏联可能进一步对日妥协；二是美国取消对苏联的“道义禁运”，美苏关系由此获得很大改善。于是，1月23日，陈布雷再度奉蒋介石之命致电邵力子。电文表示：“军事如不照此处置，则抗战局势万难持久，情势危急，实非局外人所能了解。”但是，中央的态度一以贯之，即“仅限于维持军纪与贯彻命令，并不牵涉党派及政治问题”。唯有如此处置，“方能团结抗战、增强实力”，“否则民族前途，必致功败垂成也”。“如友邦有人来问时，可以此意答之。”

仅仅通过邵力子作出解释，显然不足以消除苏联的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争取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的理解。1月25日，蒋介石与潘友新会谈。此前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俄大使求见，不外谈武器、橡胶或新四军事。如其谈新四军，则以内政问题严正对之。”但是，他并未这样做，反而态度相对和缓地对苏方关切的问题作了详尽说明。首先，针对潘友新担忧此次冲突会引起国共内战，进而损害中国抗战力量的问题，蒋介石作出四点解释。其一，根本否认中国存在内战，因为在法理上，中国所有军队都是国民革命军，“新四军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根本上无中央军与新四军之分，亦无所谓冲突或斗争，更无内战可言”。其二，此次事件性质单纯，“处置新四军之问题，纯为一军纪问题，而绝非政治问题，更非党派问题”。其三，此次解散新四军不仅不会有损中国抗战力量，反而会增强抗战力量，因为整饬军纪可以使军队令行禁止，“正足以增加我全部军队团结抗战之力量”，进而给日本侵略者以精神上的打击。其四，从反面立论，声称“一旦军纪废弛，命令无效”，“必无以抗战，更无以答复友邦援华抗战之盛意”，因此中国为达抗战胜利之目的，“必不容军队中有违背纪律、反抗命令之事”。其次，潘友新作为苏联大使，不便对中国内政过度干涉，也很难反驳蒋介石的上述原则性说法，因而便回归到皖南事变的事实层面，即双方谁主动挑起冲突。针对潘友新的这一问题，蒋介石采取模糊焦点的策略，未正面回应。他一方面表示，新四军的种种宣传“纯为谣言”，“绝不可信”；另一方面声称，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及妨碍抗战，如不断然处置，“以后无法指挥全国数百万军队，而国家亦因此必致灭亡也”。再次，潘友新询问今后局势如何，包含国共关系是否会继续恶化、中国抗战是否会中途停止。这是苏联当局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蒋介石爽快地保证：“大局绝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变动，中国当继续抗战，直至最后之胜利为止。”复次，潘友新询问将如何处置江北的新四军。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新四军番号已经取消，今后“再无新四军问题可言”；另一方面表示，此次事件不涉及第十八集团军，只要中共领导的军队服从命令，“中央仍以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待之，自当一视同仁”。最后，蒋介石在谈话即将结束时，向潘友新重申：“此次解散新四军，毫无政治或党派问题，更无损及抗战力量之顾虑。”随后，蒋介石还将谈话的详细内容电告邵力子。

蒋介石虽然在会谈中对潘友新态度和缓，但是内心深处相当不满，以至于多次在日记中表示，今后尽量不亲自接见苏联使节。1月25日的日记云：“以后如无斯大林函电，不再亲见俄使。”1月26日的日记再云：“对俄使与武官决不亲自接见。”蒋介石认为，潘友新的态度乃是“正式质问”及“变相之压迫与恫吓”。与此同时，他也很庆幸苏联对华外交“尚无突然变化”。“凡所觉察者，皆在意料之中也。”这反映出蒋介石“友苏而不亲苏”的立场。其在日记中曾写下对苏联及中共的方针：“甲、以革命精神、独立自主立场与之应对；乙、以甲项之精神与立场对俄尽量周旋，不使其丧失体面；丙、对中共朱彭以有限度之制裁，使之就范；丁、准备俄态之恶化；戊、抱定坚强之决心，决不姑息养奸，亦不过求既往，如此而已。”这种立场的形成是客观形势造成的，陶希圣即主张：“吾人之亲友苏联，为事势所需，但决不可以亲苏者忠苏。忠苏之心近于宗教，迷惑吾人，莫甚于此。”一方面，中苏两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国家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抗击日本侵略、解决边疆问题以及其他国内政治问题上都需要苏联支持。所以，蒋介石谨慎地维护中苏关系，以使其不至于彻底恶化。他对苏联的举动十分敏感，例如对于崔可夫取代福尔根成为军事总顾问这一苏方正常人事调动，蒋介石认为是“对新四军案表示之又一姿态也”。实际上，崔可夫来华继任军事总顾问是苏联在1940年12月就已决定的事。

除了通过双方外交人员进行解释与疏通外，蒋介石还通过国内舆论及公开谈话表达自己的立场，降低苏联的敌意。1941年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联名发布经过蒋介石许可的皖南事变宣传要点代电。电文特别强调，此次制裁新四军“乃纯粹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实际上，在该命令发布前，国民党主要宣传机关的基调就是如此。1月18日，《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这不但与政治问题无关，而且与其他部队也风马牛不相及，责任完全在叶挺、项英几个人身上。”总之，就是要把问题尽可能“单纯化”，避免牵动整个抗战大局。

鉴于皖南事变余波未息，而蒋介石自诩“每当危急之秋，必有一种真实之分析为军民告诚，而且所言必行，无愧于心，此种精神力量，比之任何武力所不能及也”，因此，在1月27日的“总理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演讲，对皖南事变公开作出详细解释。首先，蒋介石将许多不利于国民政府的言论斥为“敌人的谣言”。他说：“这种种的谣言大别之可分二项：一则说自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国家从此发生内乱，重召分裂；一则说国际上同情并援助我国抗战的友邦将因此而转变其对我国的态度。”蒋介石称，敌人制造谣言的目的是“恣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其次，蒋介石试图为事变定性，称其“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他辩解道，“抗战中的中国，就只有执行纪律与服从军令的问题，绝对没有什么分裂，更没有内乱可言”。再次，蒋介石称，国际上的友邦都希望中国军队纪律森严，增强战斗力，“而决没有任何友邦因为我们整饬军纪，制裁少数违法抗命的军人和部队而表示疑虑或犹豫的；反之，他们只有关怀与欣慰而已”。最后，蒋介石表示，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有两点积极意义：其一，“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破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其二，“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有所警惕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

蒋介石明显低估了苏联的反对程度。就在他发表演说的同一天，苏联各报发表题为《中国之内部军事冲突》的塔斯社消息，指出：“此事件颇引起中国爱国各界尤其劳动大众甚大不安，彼等多认为此不仅为取消新四军且为取消八路军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开端。倘果如此，则中国或将展开内战，而内战则只能减弱中国之力量。”蒋介石认为，自己的演说可以打消苏联的疑虑。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各报廿七日登载新四军消息，其字句虽为共党张目，然尚无过甚之词。其外交部对邵大使谈话，亦不为敌人所笑之言相劝，其用意仍在使我知止。若彼见我讲稿，自当了然耳。”实际上，蒋介石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根本不符合事实，也不可能说服中共及苏联。针对蒋介石的这一演讲，毛泽东在1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

蒋介石之所以宁愿冒得罪苏联的风险也要强硬处置皖南事变，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1940年《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蒋介石成为英美苏等国争相拉拢的对象。“此同盟徒促成英美之合作，使英美对于中囯抗战一心皈命而尊重之，中国抗战因而与欧战渐趋联系，此乃中国前途至为乐观者。”“无论美俄，今日决不能缺乏或离弃我国抗倭之局势。”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也表示：“德意日三国缔结同盟后，日美之间斗争加剧了。英国、美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援助。蒋介石已敢于更加放手地进行反共，现已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其二，蒋介石对于中共的意图作了充满恶意的揣测。他认为：“中共对我中央之心理：甲、以为中央在抗战中决不敢制裁中共朱、彭、叶、项；乙、以为苏俄最近接济中央之武器已到新疆而未缴付之时，更不敢制裁中共，因此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更放肆无忌矣。此种匪心奸谋，如不以革命精神临之，整个国家几乎为其所卖矣。余今以断然处置，殊出其意料之外也。”蒋介石性格敏感多疑，对中共充满猜忌，因此颇为此次“断然处置”而沾沾自喜。他在日记中写道：“解决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此为抗战历史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在广州发难救党之运动也。自验决心坚强，不为物质所诱，不为谣诼所动。经此一举，威信树立，而内外形势必更好转矣。”

三、事变结束后的示好与缓和

皖南事变后，“内外形势”并未如蒋介石预想的那样“更好转”。相反，他陷入了左支右绌的境地。第一，事变发生后，中共实行“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应对策略，赢得社会各界普遍尊重。中共在国内外的威信更加高涨，而国民党政府则在政治上更加孤立。第二，日本乘国共嫌隙之际，向驻守河南的汤恩伯部发动进攻，中国军队丧师失地。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豫南敌军集中三个师团以上兵力，专攻汤恩伯集团军，以期歼灭我野战军。余为政治、外交及新四军问题所扰，不克专心研究部署，而仅示其敌情与其作战目标及注意要点，未及详定部署，所以不能制敌死命，乃反遭受若干损失，殊为可痛。”第三，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美国非但不支持，反而强烈批评他的对共举措。驻美大使胡适指出，“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多次致电宋子文，请其向美方解释，但是美方不为所动。1941年1月18日，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表示：“新四军抗命谋叛，兹已将其全部解决，明令撤消其名义番号，故江南共军已经肃清，以后可无后顾之忧。共党因无实力，故只有扩大宣传，摇撼国际视听，一面以内战不利于中央名义，使中央对其不敢制裁。其实中央抗日之外，确能控制国内一切，决无他虑也。此外人不明底细，易为共党谣惑，请详告各友放心为盼。”宋子文虽然积极向美方解释，但是美方并不“放心”。2月8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带来了罗斯福的口信，希望国共团结抗敌。罗斯福在口信中表示：“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团结。双方之距离，如为二与八之比，殊少融合之望，如其距离为四与六之比，则接近易矣！”

蒋介石虽然将美国的态度归咎于中共的宣传，认为“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受共党宣传鼓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华政策几乎动摇”，但是客观效果已然显现。在无法获得美国强力支持的情况下，蒋介石无力得罪苏联，因此不得不进一步对苏示好，以改善中苏关系。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致信斯大林，表示“在苏联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的同时”，“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对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舆论”。在此情势下，缓和中苏关系有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因而成为蒋介石的必然选择。另外，此前苏联就对国民政府在国联会议讨论开除苏联会籍时弃权而深感不满。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对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表示：“苏联对华政策仍是一贯，但国联开除苏联会员籍时，如中国代表反对，决不致有此结果。此次中国出席国联代表之举动，无异帮助英法打击苏联，是何用意，令人难解。”苏联甚至怀疑中方此举是西方国家指使的。“岂英法美等国以反对苏联，而允许援助中国抗战，向中国出席代表活动之结果？”蒋介石如再不采取对苏友好措施，则中苏关系必将陷入更严重的僵局。

首先，亲自致信斯大林表达亲善之意。蒋介石希望通过元首外交改善双边关系。2月3日，他亲拟致斯大林的信函，请即将离华返国的原军事总顾问福尔根转达。在信中，蒋介石感谢苏联自抗战以来对中国的援助，希望中苏继续合作。他写道：“两国为革命国家，无论现在或将来，必为完成世界和平之共同使命而相携奋斗也。”他向斯大林表达了中国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表示要“努力加强我军队之实力，以期对日作战早日获得胜利”。此外，蒋介石还分析了远东国际格局的变化，认为美国对日政策渐趋强硬，故日本的失败更可预期。最后一点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可以从美国获得更多援助，对苏联的依赖程度不会如前之甚，故国民政府不会因为苏联的压力而对中共妥协。

应该说，蒋介石透过苏联所传递的关于淡化皖南事变影响的信息，在国共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1月20日，季米特洛夫将相关信息通报给毛泽东。电报指出：“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件视为地方上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扬。他保证，这个事件不会影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军官将被释放。”1月29日，毛泽东回电表示，“新四军事件不影响国共合作”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其目的是“试图用欺骗手段从英美那里获取资金，而从苏联取得武器装备”，因此中共“必须准备全面抗击蒋介石”，“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让步，要么是同他彻底决裂”。针对中共方面的强硬态度，2月4日，季米特洛夫再度致电毛泽东，要求避免内战爆发。电报称：“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

其次，在外交礼仪中表示对苏联特别尊重。2月23日，即苏联红军创立23周年纪念日，为了对苏示好，蒋介石改变以往不主动到各国大使馆的惯例，亲自到苏联使馆祝贺，“以示隆情”，“亦所以补其往年特邀而谢绝之遗憾耳”。蒋介石认为，这一举动有助于改善中苏关系。“俄国对我武器与飞机之接济，不以中共之背叛而改变其态度，余亲赴其使馆，祝贺其红军纪念日，未始无关。”在美国相继通过《租借法案》和罗斯福发表援华声明后，为了防止苏联产生国民政府将疏远自己而彻底倒向美国的疑虑，3月22日，蒋介石特意约苏联驻华使馆人员到重庆黄山野餐，并向他们表示：“美虽对我声援，而我仍重视俄交。”

再次，尊重苏联军事顾问，继续维持中苏秘密军事合作。蒋介石多次与崔可夫会谈，征询这位苏联军事总顾问的专业意见。3月16日，他还特意致电顾祝同、胡宗南、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要求加强与苏联军事顾问的合作。电报指出：“应切实与之联络，并加以优待，对其工作须有详细规定。”“凡部队之训练、教育以及作战等事，皆应使其参加贡献意见，并希转饬所属各军师长与之合作，切勿冷淡或歧视为要！”

最后，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隐而不发，忍而不语”。国民党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对盛世才主政的新疆缺乏实质影响力，而盛世才本人当时又以亲苏自居，默许苏联在新疆扩张势力。比如，苏联在未经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迪化设立飞机制造厂，在哈密驻兵，“置我主权于不理”。然而，面对所谓“新疆已成为东北”的状况，蒋介石认为“当忍之”。

蒋介石采取的上述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皖南事变后的中苏关系，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中苏关系再也没有回到抗战初期的状态。尤其是同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两国关系更趋恶化。

总之，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后采取的对苏策略，鲜明地反映出他“友苏而不亲苏”的心态。其对苏应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没有下定决心强硬处置前，针对苏方询问，采取搪塞与回避的策略；在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后，极力向苏方解释，将事变定性为整饬军纪，称其无关政治与党派；在事变结束后，采取若干措施对苏示好，试图缓和中苏关系。应该说，蒋介石的对苏策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苏联和共产国际都要求中共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要使之破裂，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共关系趋向缓和。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原题《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对苏策略》，作者何飞彪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