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和想象从未停止。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第一次提到《山海经》，称其荒怪而不敢言，《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数术略”形法类之首，《隋书·经籍志》把《山海经》归入“地理类”，此后历代经籍志皆循此例。到了明代，胡应麟否定其内容的真实性，视之为“古今语怪之祖”，清代《四库全书》因此将之列入子部小说类。《山海经》的性质就这样不断在真实和虚幻之间摇摆。现当代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也因此分为地理和神话两大阵营：地理学家如顾颉刚、谭其骧等致力于考证书中地域之范围、山川方位之所在；神话学家如茅盾、袁珂等则专注于阐释其中神话之内涵、神怪之原型。地理学者推论的《山海经》地理，或广或狭，或南或北，广至超出中国的范围，远达世界各个角落；神话学家阐释《山海经》神话，则视之为中国上古神话的渊薮，欲借以重建中国神话体系。当今大众传媒时代，《山海经》因其中充斥着种种光怪陆离、形态各异的怪兽异物，深为普通读者所喜闻乐见，因此成为文化创意热衷的素材，玄幻小说、动画片、魔幻剧、网络游戏纷纷打出《山海经》的旗号招揽眼球，2015年风靡一时的《大圣归来》动画片就声称其中的怪兽来自《山海经》。但是，这些异彩纷呈的观点并没有增进人们对《山海经》的认识，反而愈发迷乱视线。刘宗迪教授的《山海经》研究，正是一次新奇大胆的尝试，引领读者放下回到原初语境去了解这部神奇的天书。
《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是刘宗迪教授长期钻研《山海经》的成果。不同于前人解读《山海经》所用的地理学与神话学的两条路径，本书采取了文化史、知识史的视角，或曰民俗学的研究视角。这条路径看似新奇却并非前无古人，其学术思想之渊源来自作者的导师钟敬文先生。中国民俗学的守护者钟敬文先生早年曾致力于《山海经》研究，但其相关成果却未受到学界的重视。身为先生晚年入室弟子，刘宗迪十分推崇老师的独到见地：“钟敬文先生《山海经》研究的胜义主要体现在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山海经》一书属于古代民众知识范畴，从而超出传统的经史之学以及因经史之学而带来的偏见，也避免了现代神话学和人类学对于传统的傲慢和无知，他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此书进行理解和阐释，从而为《山海经》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野。”（刘宗迪：《古典的草根》，三联书店，2010年，第239页）这种把《山海经》当作反映古代民众知识和信仰的文献进行理解和研究的民俗学眼光，超越了现代性知识架构之外，回到历史的源头，置身于《山海经》所处的文化传统之中。
不过不管是钟敬文先生，还是有着相似研究路径的日本学者伊藤清司，都只重点关注相对清晰明了的《山经》，而将更为怪诞和令人迷惑的《海经》悬置一旁。而《失落的天书》一书，则尝试更进一步，把文化史、知识史的眼光带进了《海经》的研究之中。
由于《山海经》中充斥着众多匪夷所思、不可方物的怪诞记述，现代学者和一般读者一直都是从神话学的角度解读《山海经》，将此书视为小说家言和志怪之祖，从而大大低估了其史料价值，致使此书的价值一直遭到主流学术界的严重忽视。本书从文化史和知识史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山海经》文本所依据的古图的重构，对《山海经》中的“神话”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作者指出，《海经》中出现的大量“神话”并非古人凭空的想象或杜撰，它们大都有着真实的经验原型，源于上古时期的原始天文历法知识和农时庆典，譬如《海经》中夔龙、应龙、相柳、共工、女娲等龙形之神的神话是东方苍龙星象四时方位和形态的生动写照；共工触不周山神话反映的是秋冬之际苍龙星象即将潜入地平线的天文景观；夸父逐日的神话是冬至之日立表测影天文活动的反映，而夸父其实是一位天文学家；日神羲和生十日、月神常羲（即嫦娥）生十二月，说的是中国传统历法分一年而十二月、分一日为十时的时间制度；西王母是生殖和丰收之神，与西王母有关的不死药神话反映的是秋收之后的祭祖尝新的秋收庆典；昆仑作为传说中沟通天地的宇宙之山，其原型为原始的天文观象台，即常见古书记载的明堂，历代王朝祭天的天坛就是由之演变而来；大禹治水奠定大地九州的神话则是对现实生活生产中司空平治土地、修整堤防、疏浚水道等农田水利建设活动的反映……
《山海经》记载了大量的山川方国地理，从古代学者司马迁、郦道元、毕沅直到现代学者顾颉刚、谭其骧等，都是把它作为地理书看待。但是，书中的山川方国究竟在何方？《山海经》尤其是《海经》的地域范围究竟有多大？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失落的天书》基于对《海经》与原始天文学关系的认识，对其地理学内容做出了独到的解释。刘宗迪认为，《海经》文本源于对一幅描述原始天文学赖以观象授时的山峰坐标系的叙述，其地理范围原本极为有限，这幅图画在战国时期被叙述为文字，由于叙述者不了解此图的本来意义，将之转述为一部描绘海外方国的山川地理书，致使后人对此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误解。随着华夏国家的地理版图逐渐扩张，知识分子的地理视野日益扩大，《山海经》的地域范围也被不断夸大。尤其是在秦汉之际，随着秦始皇、汉武帝东征西伐，广开疆域，秦汉王朝依据《山海经》想象和命名其新开的四裔之地，其中那些原本或出于虚拟、或出于误解的山川方国地名被作为真实地名，陆续坐实于华夏世界的周边地带，《山海经》其书在构筑华夏版图、构建华夏地理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书中关于昆仑山从神话地理到现实地理、自东向西不断推移的历史进程的考证，就是一个精彩的例证。
总体来说，《失落的天书》是一部跳出了固有知识框架和解释模式、极具想象力和解释力的著作。作者既有超过常人的理论能力，又有扎实的古代文献功底，还全面掌握了中西理论方法，而深入浅出、晓畅明达的文字表述更使得原本应是繁冗枯燥的学术性著作变得可读性极强，其中一些精彩片段直可作为散文来读。
该书思理深湛，文采斐然，已成为《山海经》研究之经典之作。此次商务印书馆再版，作者补充了《山海经古本流变考》一文作为附录，凭借细致的文本剖析，对《山海经》的成书过程和篇目变迁做了耐心而精到的梳理，从清代开始的关于《山海经》篇目构成问题的争论至此大概可以盖棺定论了，这一考证为学术界和一般读者正确解读《山海经》其书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失落的天书》是一部《山海经》研究的杰作，为对《山海经》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提供了一份重回神秘世界的“穿越指南”。对于学术界而言，该书不仅有助于重估《山海经》一书的史料价值，其所展现出来的涵括神话学、民俗学、文献学、古史学、思想史和天文学史的广阔学术视野，对于因学术分科而日益窄化的当代文史学术研究有着广泛的借鉴价值。
（《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本），刘宗迪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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