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算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女作家了。她已经出版了十部小说和四部非虚构作品，文学杂志《格兰塔》对她青睐有加，称她为20位“最优秀的英国青年小说家”之一，她本人还曾三次入围金史密斯奖终选名单。
但获得荣誉的同时，她也因为在两部自传体作品《成为母亲》和《余波》的言论而遭致猛烈抨击和抗议。其时，她每天早上要骑十分钟的自行车送女儿上学，但为了躲避人行道上吵吵嚷嚷的抗议者，她只得把自行车拐上行车道。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资料图
如今出现在公共视野里的卡斯克偶尔开怀大笑，回答观众的质疑还能幽默面对——很难让人想象她几年之前遭受过舆论重创。
那么如今的她如何看待那个处在舆论暴力下的“灵感枯竭期”，无法写出任何作品的自己？又如何看待作家作品和大众目光的关系？
一位女作家想要书写自己眼中的“真实”又要面对多大的阻力？
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写作副教授海蒂·杰拉维茨（Heidi Julavits）归纳了卡斯克起起伏伏的写作生涯：第一阶段，她的作品语言优雅，思想睿智，包含着英式小说惯有的幽默和讽刺，她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第二阶段是更多的自传体作品。大女儿诞生后，她开始记录养育子女的最初体验，写了回忆录《成为母亲》。在这之后，她相继写了四部小说和一部旅行游记。这其中，有些作品给她带来了争议甚至是诉讼。
2012年出版的《余波》是她写作生涯的分水岭。这部关于离婚、夫妻矛盾、争夺子女养育权的作品出版后，有诋毁者开始抨击卡斯克的人格，称她“自我沉醉”、“自恋”，也批评她把家务事抖进公共视线。
在《余波》之后，她进入写作真空期，因为她无法找到合适的文学体裁，能在表达观点的同时，免于舆论伤害。
而第三阶段由《边界》的出版为起点，卡斯克创作了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她摒弃了以往使用的小说和自传体裁，开始了新的尝试，作品也收获好评。
《成为母亲》带来耻辱
面对《卫报》的采访，她曾说“创造面向大众目光的东西，总会带来耻辱”。
《成为母亲》便是一个例子。初为人母，卡斯克在书中讲述了生育给她带来的身心变化，也通过生活点滴来反映养育孩子的琐碎劳作和巨大责任。
《成为母亲》的确如实描绘了卡斯克在“成为母亲”过程中的第一手体验，但这份诚实打碎了大众眼中理想化的母亲形象。
生育猝不及防地让她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让她看到过往生活中虚假和多余的东西。她把精力让给了女儿，不再能够自由地支配时间，也照着社会的要求悉心照料着孩子。
一旦偏离了完美的母亲形象，她就会听到他人的贬低。她仿佛被困在一个未开化的世界，她的自我就这样被磨平了。
这其实不是她个人的孤立的体验，数以万计的母亲们也有类似的感受。这是母亲身份带给女性的桎梏，她们有着同样的命运，却没有人将其书写下来。于是，她觉得自己要站出来，为母亲们发声。
然而，《成为母亲》出版后，读者的误解接踵而至，其他母亲也抛来了批评。人们开始对她指指点点，她一时无法接受，她在写作中曾得到了缺失的平等和共情，如今她的作品却招来众人的攻击。她经历了“人生中最糟的事情之一”。
卡斯克忍不住发问，这么多女性明明遭受着同样的煎熬，为什么没有人把自己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为什么完美的母亲形象其实是女人的牢笼，而其他女性一直都在迎合、延续这样的形象？
为什么没有人尝试挑战社会的刻板认知，没有人试图解放母亲？！
她把自己受到的指责归因于大众心理，对约定俗成的异议是不受欢迎的，对刻板印象的质询是被忽视的，所以女性们选择三缄其口。她们看到了多数人的暴政——把个体经历作为证据来讨论母亲形象，只会让个体暴露在聚光灯下，让个体变成被攻击的靶子。
她认为，批评她作品的同为母亲的读者，她们只想在既有的性别框架中生存下去。她们照顾着自己的子女，只是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卡斯克对于母亲形象的反思中，母亲有着独立的人格，不再屈服于社会的要求，不愿一味地牺牲自我。她们认为卡斯克在污名化母亲形象，因为她笔下的母亲不再是完美的，那她们所做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社会不会再继续褒扬母亲的无私精神了。
卡斯克认为，为了维持自己的完美形象，她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漠视自己和其他女性遭受的磨难。她们开始说谎话：成为母亲是一种荣幸，母亲的角色让她们完全满足。
她们把不同的声音看作是玷污自己完美形象的危机，继而开始对卡斯克进行人身攻击，批评她的体验是异常的，是她自己的人格有问题，是她不够有爱心，她厌恶儿童。
就这样，本来能代表全体母亲体验的控诉沦为个人的抱怨，卡斯克作为发声的个体开始被妖魔化。同为母亲的人们忘记了自己也曾经历过同样的痛苦，她们的倒戈让“母亲的解放”失去了可能。
个体经历与社会运作之间有很大的摩擦，社会的运作赋予了母亲养儿育女的集体责任，它要大于女性对于自我的个体追求。正是由于群体高于个人的社会文化才带来了人们对于真相的逃避，在集体责任的重压下，女性很难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卫报》上的相关评论文章
“我已经没有了自我”
《成为母亲》和《余波》之后，卡斯克的生活和工作被混为一谈，对她作品的评论成为了对她生活的指指点点。她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登上了报纸，成了广播节目。她不再能把自己的个人生活撇开，专注于写作。
这些书评中也有显而易见的矛盾。比如，它们一边斥责她为何要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公之于众，一边又批评她没有给出足够的细节来体现真实。
她一直遭受着外界炮轰，作品被政治化的点评淹没。英国的文学环境厌女、老派、传统，对她的支持不够。她一边要面对外界的挑战，一边要照顾她年幼的孩子。
一开始，她还能斗志昂扬契而不舍地尝试书写自己的生活体验，而读者和评论家也继续他们的批评。
但是渐渐地，她开始厌烦这些评论，也开始更加小心地发言。她只是感到不解，很多时候作家只想要对一个问题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但他人却会把它看成对于自己的侵犯，是对他们个人的攻击。
卡斯克不理解，为什么仅仅因为她的“真实书写”与人们对于女性的期望不符，外界就把她的写作看成是一种对于社会的批判，深深的无力感包围了她。
究竟如何通过个体的写作去代表群体？她陷入了长久的困惑和矛盾之中。
她很想把个人经验和公共知识连接起来，也做了许多尝试，发表了多部自传体作品。但是，她意识到这两者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无法互相越界。私人体验得到的知识，一旦进入社会空间就不再是私人的，也被期待要能代表群体体验。
卡斯克把自己当作样本，尝试延伸出集体的真相。她“不留情面地进行着自我审查”，但同时对自己又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只是把自己看成是茫茫大众中的一个例子，通过反思自我来揣摩群体的问题。
她甚至说，相比爱自己，她觉得自己更爱他人。她把写作的快乐归于对他人的共情，在创作时，她能体会他人，了解人们的真实生活，她认为这是写作对她的馈赠。
卡斯克在当代小说中看到了类似的矛盾。很多作家的作品大多脱胎于私人体验，却不可避免地触及更加公共的话题，或是议论社会问题，或是谈论作者之外的其他人物，谎称了解公共知识，装作能代表大众。
卡斯克意识到社会的言论空间是很有限的，她质疑，话语权不能集中于白人男性，甚至白人女性。当作家习惯于借自己的体验为他人发声时，其他人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说话。
认识到这点后，卡斯克开始寻找挖掘社会真实和尊重他人体验的写作方式。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边界》就是她长久努力的结果，得益于作品特殊的体裁，她终于能放心地在个体写作中描绘和演绎他人，探讨社会现象。
《荣誉》里主人公的出版商认为小说读者异常肤浅，都是“没事找事，在寻求打发时间的方式”。满足这样的读者，作品“好笑就行”，无需引人深思，提醒读者看清自己的问题，只需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生活的荒谬。
小说中的这位出版商远非愚昧之人，他早已看穿出版行业的资本主义逻辑，知晓问题的根本。他将资本主义的运作比喻成燃尽时间积累的一场大火，不光消耗着存储的自然资源，也在榨取人类历史中累积下来的知识和文化，用尽一切牟取经济收益。他旗下成功的作家，都在消耗着文化积淀得来的“文学”这一概念，把庸俗标榜成艺术，换取钱财。
既不想局限于自我，又不愿臣服于市场而改变写作，卡斯克的写作严格地扎根于自己的体验，忠于自己认识到的真实。
她确信自己的作品中没有编撰的虚假成分，没有谎称自己了解着陌生的领域。同时，她选择“当只有我的体验和经历能带来不可或缺的社会贡献时，我才会发声”。
卡斯克认为作家和叙述者应该是生活在类似的环境里，这样写作时她能忠于自身经历的真实，不需要过分地捏造叙述者的视角。但是，她和叙述者必须是不同的个体，这样她才不会局限于自己的世界。
我们可以说，卡斯克没有被《成为母亲》的批评击垮，现在的她没有任何畏惧，她意识到自己的写作有着意义，她碰到了大众的痛处，迫使人们面对他们一直以来逃避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她的三部曲小说里的叙述者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
她透过主人公说道，一个对父母和伴侣言听计从、服从外界约束的人，只有一个虚假的自我，在生活中也仅仅是进行着表演。这样的人并没有活着，而是平静地面对着周遭发生的一切，随波逐流。
最近，卡斯克在路易斯安那当代美术馆YouTube频道（Louisiana Channel）的采访中说道，“我曾受的诘难，都源于我潜意识的流露。我发现自己不经意间就写出了惹恼、侵犯他人的作品，触及人们不愿谈论的话题”。
卡斯克接受路易斯安那当代美术馆YouTube频道（Louisiana Channel）的采访
卡斯克继续说，她发现，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两方在争夺如何去书写真实。而她仍然想毫无保留地书写真实，同时诘问他人对于真相的掩盖。
新作得到好评，她也不再是媒体抨击的对象，但曾经的创伤是不可挽回的。
这位女作家说，“我已经没有了自我，我也不想要有一个自我。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总是会遭受他人的非议”。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