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105周年：胡适与《红楼梦》研究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于8月25日-31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启幕，展出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这也是尘封百年的亚东遗珍首度集结面世，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文化遗产”。其中，《跋<红楼梦>考证（一）（二）》是胡适在20世纪红学论战中极为重要的史料，也是文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原稿，可以在手迹中管窥具有时代性的思想轨迹，对新旧红学的研究起到助力作用。

“红学”自光绪年间盛行，经民国至而今，研究热情不减。其中，以胡适与蔡元培的研究成果颇为引人瞩目。胡适于1921年出版《红楼梦考证》，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结论，自此开启红学研究的新阶段，俗称“新红学”，并对过往红学研究予以尖锐批评。过往红学的代表人物蔡元培难以接受，在自己考证《红楼梦》的研究《石头记索引》第六版中明确表示胡适的观点“不能征服他”。胡适随后发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其中含“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亦指出蔡元培所用方法过于守旧。

两大学者就《红楼梦》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其时蔡、胡之争各执己见，几番往来并无结果。但这场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使得《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不断获得全新的阅读视角。

另据悉，8月31日北京站落幕之后，“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将开启全国巡展，重访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生命中最重要的另外4座省市，9月初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最终回到陈独秀与胡适的故乡安徽。

为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在艺于8月25-26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联合举办“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主题学术研讨会。以下为参会学者就“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与百年新红学之路”所做的专题发言。

研讨会现场

“重视文本，不重视史料是当下红学研究的一个缺点”

中国红楼梦学会原副会长、著名红学家胡文彬首先发言，他认为《红楼梦》的历史背景已经无需赘言，“就是它的研究史，也够今天年轻一代去认真地进行研究”。

他首先回顾了上个世纪初，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与胡适《红楼梦考证》两本著述所引发的新、旧红学论争并直言：“以胡适所代表的新文人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文人间的那场论争非常激烈。而这场争论到现在实际上仍然在延续，在当下红学研究的争论上，仍然打着胡适的烙印，也打着蔡元培的烙印，并没有完全地去掉胡适的观念，也没有完全去掉蔡元培对红学研究的观念。”

胡文彬

“今天沿着蔡元培先生的研究道路，索引红学仍然还有市场。”胡文彬举例说近来有人研究提出曹雪芹几十代的老祖宗就是曹操，丹东大孤山的，“这说明蔡元培的灵魂影响到今天，作为一种学术的理念、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还有着很强的市场。所以今天来讨论这一问题，我想胡适先生当年提出的那些观点，包括治学上一些新的方法，从学理、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我认为到今天还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胡文彬认为在西学方面有很大造诣的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特别重视材料、文献的收集。“当年顾颉刚先生、俞平伯先生都应胡适的要求找了大量的材料给他，但在提供给胡适的材料中存在错讹，他拿去全部当真的运用。胡适的许多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比如说他对后十回的看法、他对作者的看法，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但胡适的心胸是这样，发现错了就是错了，（敢于）承认错了。胡适的这种精神、这种态度、这种治学的严谨的态度令我非常得感动、敬佩。”

胡文斌直言目前红学研究有一个缺点，“过去不重视文本是一大缺点，那么现在重视文本，不重视史料是不是缺点呢？没有历史资料的支撑，我们许多所谓的解读、判断恐怕就有问题。所以我对这样的展览，这样的发现是抱着学习、敬畏的态度。”

红学研究学者乔福锦在发言中认为在胡适的“新红学”是新人文学术的一个代表、一个切入点，是从新学术到新文化到新文明的“三新”，“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出研究问题、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心中是想从白话文、通俗小说做起，有一个更大的期望是从学术介入再造文化，再造我们的文明。胡适是把《红楼梦》研究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学问或者是科学的人文学术在中国做实验的一个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年红学研究到现在有五代学人。” 乔福锦还认为，亚东版《红楼梦》标点本目前学术界还是看轻了，“最近跟几个出版界的朋友商量明年能不能重印一下亚东版。亚东版的底本不是程乙本，（也）并不是程甲本，而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本子，是以道光十二年双清本为底本。在程甲、程乙两个系统之外，其实有三个系统。”

胡适 《跋<红楼梦>考证(一)》手稿四纸

“胡适打开了现代意义上红学的大门”

曹雪芹纪念馆副研究馆员樊志斌当日发言时，由于受限于研讨会总时长只是抛出了几个提问。会后澎湃新闻记者通过主办方联系樊志斌，要来他原先备好的发言稿“《跋<红楼梦考证>》与新红学百年”。文章开宗明义：“今年不仅是新文化运动105周年，还是新红学建立一百年，明年算是一百周年。”文中他明确反对将《红楼梦》只是视作一部小说的提法，“诸多的研究者把《红楼梦》的体裁和《红楼梦》的表达混为一谈，你能说《周易》只是算卦不是思想杰作吗？能说《论语》是孔子的闲聊，不是孔子的家国人生主张吗？《庄子》是散文集不是哲学著作吗？毛主席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胡适、周汝昌把《红楼梦》当曹雪芹的家世读，我们把《红楼梦》当小说读，之所以如此，正是清人诸联说的，‘见浅见深，随人所近’。”

在发言稿中，“作为职业的红学研究者”樊志斌提出，“一部书成为一门学，在中国五千文明史上也不过五六部而已，可见《红楼梦》对国人的意义。无可置疑的是胡适与他包括《跋<红楼梦>考证》在内的一系列红学文章，打开了现代意义上红学的大门（西方白话逻辑系统论文架构下的红学研究）。”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胡适之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最早引西方文学理论进行系统《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但在当时影响有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在当时影响极大，但在实际研究方式、探求方法上更多地为传统经学研究范畴（小说背后隐藏历史和实际人物、故事）。为了对抗蔡元培的《红楼梦》传统经学模式，宣传自己从美国带回的杜威实验主义学说（胡适认为与乾嘉考证重视证据的精神一致），胡适用自己能够查到文献资料撰就了《红楼梦考证（初稿）》《红楼梦考证（定稿）》，后来又用买到的曹雪芹友人敦诚诗集《四松堂集》，写作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篇《跋<红楼梦考证>（一）》（四纸）。”

樊志斌认为这篇文章的价值、意义，在胡适本人的文字里表述的非常清楚：“（1）曹雪芹名沾，不是曹寅的儿子，是曹寅的孙子。（页二一二）（2）曹雪芹后来很贫穷，穷的很不像样了。（3）他是一个会作诗又会绘画的人。（4）他在那贫穷的境遇里，纵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骚的心境。（以上页二一五－六）（5）从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诚弟兄的关系上看来，‘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一七六五）’。又说‘我们可以猜想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未叶（约一七一五──一七二零）；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在樊志斌看来，这些结论奠定了一百年红学的基础认知。他同时指出《跋<红楼梦>考证（二）（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更是极为重要的学术资料。“我们都知道，蔡元培、胡适的红学论证，在当时、在学术史上影响都非常大，一般学术书上都写，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出来，新红学就被广泛承认了。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二）》是答复蔡元培的。看到实物（不仅）有更多的细节资料，更多的是一种文人情怀，似乎是与古人会面，与古人交流。”

胡适 《跋<红楼梦>考证(二)》手稿十纸

“警惕把胡适鸡汤化的出版倾向”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小明在发言时说，自己从上海专程来京拜观这么重量级的文献特别是手稿、原迹，“感受一下它的气场。有一些东西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新文献的发现，‘罗王之学（以罗振玉和王国维为其代表的研究甲骨学方法论）’四大发现都是和文献有直接关系。”

在发言最后，丁晓明呼吁说，（今后如果有）第一手文献资料应该立刻拿出来让大家分享。《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朱中原对此表示赞同，“博物馆藏了很多好东西，但并没有好好整理出版，哪怕出一个简单的图录也好，这是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跟国外的不同。”

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孙袆萌在发言中提到“材料是学术的生命”，而“出版则是学术生命的一种延长，至少是开枝散叶的可能之一。”她介绍说，2012年胡适作品成为公版后作为编辑自己的心态是很矛盾，“一方面一个知识产权或者是一个大IP进入公共领域，对出版人肯定是非常丰富和优秀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引发一种低水平的竞争或者是一个劣币驱除良币的存在，2013、2014年左右把胡适鸡汤化的出版倾向（非常明显）。为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我很警惕这样的一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