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之舞：俄国史的核心意象与研究转向

“娜塔莎之舞”是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幕经典场景，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国人东方与西方“两种灵魂”的撕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以这个现象为切入点，介绍了俄国史学界在语言—文化转向背景下的改变，并为论述了该如何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

本文整理自张建华教授的线上讲座“从娜塔莎之舞说起——俄国史研究已经转向和如何转向”，文稿经主讲人审定。该讲座系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思想史2020年暑期系列讲座”第七讲，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孟钟捷教授主持。

张建华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欧美同学会留苏（俄）分会理事，长期以来从事俄国（苏联）思想文化史、俄国（苏联）外交史、中俄关系史与俄国汉学史、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张建华教授曾参与许多国家社科基金的研究项目，出版过《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俄国史》等与俄国史研究相关的著作。

张建华著《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书影

这场讲座涉及如下内容：第一，为什么说“娜塔莎之舞”是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核心形象？“娜塔莎之舞”这个词听起来很美妙，其背后包含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可能更深刻。第二个问题常常被国内外学术界忽视，20世纪初，在语言学界和哲学界曾经刮起一股“语言学转向”之风。20世纪40-50年代，这股风刮到了历史学、社会学领域。随后的20世纪80-90年代又出现了“文化转向”，它是在哲学界、语言学界、历史学界同时进行的。它们也被合称为“语言—文化转向”。虽然这个词常常与美国的哲学家、语言学家们，以及英、法、德等其他国家的学者们相关联，但苏联（俄国）是这场国际学术风潮中被忽视的策源地。第三，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二三十年间，国际俄国史学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即发生了怎样的“转向”？第四，在国际俄国史学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时，中国的俄国史学界又该做些什么，以及是否可以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这一学科？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核心形象

《战争与和平》是列夫·托尔斯泰最有名的作品。托尔斯泰一生中写了百余部作品，类型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童话等，内容广泛，甚至包括他对宗教的思考以及对中国文化和汉学的论述。毫无疑问，托尔斯泰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在托尔斯泰所有的作品中，《战争与和平》排在第一位。托尔斯泰用了将近六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书中讲述的是从1805年到1820年第一次“卫国战争”，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进行的战争前后的一个故事。下图展示了三个版本的《战争与和平》，这三个版本在封面的选择上就有异曲同工之处——舞会的场景。下图俄文版和英文版小说封面选取了瓦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谢洛夫的同一幅画。

不同版本的《战争与和平》封面

《战争与和平》讲述了四大贵族家族的故事，以安德烈为代表的保尔康斯基家族素来忠君爱国，以保家卫国为荣。以皮埃尔为代表的别祖霍夫家族则以为富不仁闻名，以发财致富为目的。皮埃尔原本是他父亲的私生子，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父亲的突然死亡让皮埃尔得到了继承所有遗产的机会。因此，他一夜之间从被鄙夷的弃子变成了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宠儿。库拉金家族也为富不仁，并以攀援上流社会著称。在皮埃尔飞黄腾达之后，原本看不起他的库拉金公爵甚至把女儿海伦介绍给了他。第四个家族是罗斯托夫家族，他们中也有像安德烈那样为国捐躯的军人，娜塔莎就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了两场舞会，其中上图封面所绘的就是安德烈在舞会上遇到娜塔莎的场景。当安德烈从战场上回来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心里十分悲痛。之后，他在舞会上遇到了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娜塔莎，两人相识相爱，后来有了婚约。虽然他们后来曾毁掉婚约，但是最终安德烈还是回到了娜塔莎身边，那时他身负重伤，最后死在了娜塔莎怀中。他们二人相遇的那场舞会是富丽堂皇的上流社会交际场合，而小说中的另一场跳舞场面则更具有代表性：一次娜塔莎和她的两个弟弟——别佳和尼古拉去了一个住在农村的远房亲戚家中作客，她对农村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当娜塔莎与叔叔谈话时，突然听到了民乐声，这位贵族小姐就不自觉地跟着音乐跳起了舞。她的亲戚——那位农村大叔也抱起吉他，弹奏了一首动听的乐曲。娜塔莎作为一位贵族小姐，在农民的家中，和着民乐，跳起了得体的农民舞蹈。大叔的女管家阿尼西娅递给了娜塔莎一块手绢，娜塔莎也很自然地接过来继续跳舞。拿着手绢跳舞在贵族的舞会上是绝对不会出现场景，但在这座农村小屋中娜塔莎如此做了。关于这段“娜塔莎之舞”的描写，著名翻译家草婴是这样翻译的：“这个受过法籍女侨民教育的伯爵小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怎样从她呼吸的俄罗斯空气中吸取了这种精神？……她做得恰如其分，而且是这样准确，完全准确，以致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立即把那条她非用不可的手绢递给她……”

绘画《娜塔莎之舞》

托尔斯泰的著作闻名于世，罗曼·罗兰曾说过：“《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是我们时代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英国著名小说家赫胥黎也曾称赞《战争与和平》，他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读《战争与和平》，因为读了之后，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了。而苏联著名作家巴别尔在谈到《战争与和平》的时候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其实人一生不需要读太多的作品，七八本足矣。但是为了选出这七八本，需要先看三四千本书。在俄罗斯这些灿若群星的作品中，第一个应该读的就是《战争与和平》。”因此可以说《战争与和平》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代表著作，也是世界文学中的一块瑰宝。

但最先把这部作品变成电影的并不是苏联人，而是美国的好莱坞。1956年，在美苏关系开始缓和之后，签订了《美苏文化交流协定》。在此背景下，好莱坞把《战争与和平》搬上了银幕。在这部电影中，扮演娜塔莎的是奥黛丽·赫本，扮演皮埃尔的是亨利·方达，扮演安德烈的是梅尔·费勒。但是这部电影拍完后让苏联人很不高兴，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苏联人认为自己的宝藏被抢走了；第二，赫本虽然美丽，但并不是俄国人。苏联人甚至挖苦这一版电影的海报并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乱世佳人》。因此，1965年邦达尔丘克（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Бондарчук）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之下，拍出了长达六个小时，共分三集的《战争与和平》。电影的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分别是吉洪诺夫（Вячеслав Васильевич Тихонов）和萨维里耶娃（Людмила Михайловна Савельева）。此电影一出，便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然后英文版又被输送到欧美地区。这两版电影背后的故事不仅可以作为影像史学的话题，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材料。

“娜塔莎之舞”揭开了俄国历史上的一个伤痕：娜塔莎作为一位贵族小姐，应该在豪华的镜厅、大宫廷，而不是在叔父的小木屋里跳舞。接受过上流社会熏陶的小姐在听到民乐后竟然后以标准的农民方式跳起了舞，也就是说，在这位贵族小姐体内，居然有着农民的热血和爱好。而这个跳舞的场景也揭示了从18世纪初彼得一世以来推行的大规模欧化改革所带来的俄国社会的分裂：彼得大帝在从欧洲回来之后，从“剃须断袍”入手，使俄国社会开始了大规模欧化和西化的过程。改革的结果是出现了上层的欧化，包括语言和生活习俗的改变；而普通的下层百姓还是过着原来的生活，住在俄式的小屋中，留着传统的大胡子。当时彼得堡是欧化的代表，而莫斯科则是落后的本土俄国的象征。彼得一世改革的一个消极结果就是撕裂了俄罗斯的社会。有很多学者、政治家都对彼得一世的改革做出了评价，比如马克思认为彼得大帝“用野蛮征服了俄国的野蛮”。随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继续推进欧化的改革。彼得大帝更多地是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引入俄国，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把欧洲的典章制度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引进俄国，这更加剧了俄国社会的分裂。

小木屋里的娜塔莎之舞

因此，19世纪初的恰达耶夫（Пе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在其《哲学书简》中明确指出：“我们没有继承彼得大帝的事业，我们又回到了东方的俄国。”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感到了困惑，因为这场战争本是代表欧洲人的俄国人攻打东方的异教徒奥斯曼土耳其，但之后英、法、意大利等“标准的欧洲人”却帮助土耳其打败了俄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思考“我们是谁”的问题。于是达尼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Данилевский）在1863年出版了其最有名的作品《俄国与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他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地提出文明史观的学者。虽然之前的狄德罗、伏尔泰曾使用过文明史观的概念，但是并没有使这个概念变得丰富、完整。而在《俄国与欧洲》这本著作中，达尼列夫斯基明确指出从希腊罗马以来，人类有八种文明。他使用的是“历史文化类型”这一概念，并认为它如同人类的机体，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他认为，希腊罗马文明已经衰落，伊斯兰文明也衰落了，只有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正如日中天。他在书中明确表示俄国不是欧洲，俄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和文化。而“娜塔莎之舞”撕开了自18世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大规模的欧化进程以来所造成的社会裂痕。到20世纪初，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例如高尔基提出了“两种灵魂说”。他认为俄国人有两种灵魂，形成东方和西方、进步和落后、白色和黑暗等对立。张建华教授认为这可能更多是从革命和激进主义角度进行的思考。

在19世纪俄国贵族的生活经验中，的确存着这种“撕裂”。之前提到的恰达耶夫、达尼列夫斯基都是贵族，而恰恰是他们思考了“我们的根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俄国贵族们认为自己的“根”是与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欧洲人联合异教徒对抗俄国。就是在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自己“无根性”的反思。他们不承认自己与农民一样有着“东方情结”，但欧洲又不能接纳他们。他们曾经对欧洲顶礼膜拜，可以流利地说法语、德语、英语等欧洲语言，对黑格尔、康德、狄德罗、伏尔泰等人哲学的理解也不逊色于德国、法国人，但却被欧洲人视为“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这种反思表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娜塔莎身上，在他们的血液中有着俄罗斯人的“基因”。因此，当他们听到农民的音乐时，会自然地手舞足蹈，回归到俄罗斯文化、思想、性格的道路上来。

沃尔康斯基公爵（Серг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Волконский）人生的几个阶段

上图中的人物是沃尔康斯基，他是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起义中的一位领袖。当时，青年贵族军官们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其弟弟尼古拉尚未继位，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发动了一场大起义。参与起义的青年贵族军官中的部分人曾是尼古拉的好友、同学，但他们还是站到了新沙皇的对立面上。起义被镇压后，5位领导人被推上绞刑架，百余位起义的主要参与者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流放地中包括距中国不远的赤塔。沃尔康斯基的军衔曾是上校，在起义失败后，他先被流放到了赤塔，等年老体衰之后才被准许在伊尔库茨克安家。在第一幅画像中可以看出，沃尔康斯基年轻时代风流倜傥，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特权阶层后代；而在中间的照片中，沃尔康斯基已历经流亡，饱经风霜，虽然他脸上还留有一点贵族的神气，但更多显现出了普通人的形象；在最后一张照片中他已是晚年安居伊尔库茨克家中的普通老者形象。沃尔康斯基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由于他是公爵，周围的人会尊称他沃尔康斯基公爵。慢慢地，他被人们称为“农民的公爵”、“我们的公爵”，甚至是“自己的公爵”（свой князь），在俄罗斯人的交往中，“自己的”这个词用来表示很亲近的关系，这说明沃尔康斯基完全被认同了。沃尔康斯基形象转变的过程反映了在骨子里有真正的俄罗斯人情结但是在行为举止上完全欧化的贵族，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归了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精神的本性。换言之，沃尔康斯基最初“撕裂”的“两种灵魂”最后融合成了“一种灵魂”，他终于修炼成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玛丽亚·沃尔康斯卡娅女公爵（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олконская）的不同形象

上图中的女士是沃尔康斯基的妻子，她也出身于贵族，名为玛丽亚。在俄语中有一个词“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此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女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ка）的说法，但是在1825年参加起义的队伍中并没有女性。之所以有“女十二月党人”这一称呼，是因为这些女性是参加起义者的妻子或女友。起义失败后，参与的贵族军官们遭受了惩罚，或被处死，或被流放，而这些女性面临了与前者断绝关系或者失去贵族身份的抉择。感人的是，这些女子中没有一人选择与丈夫或男友断绝关系，她们也整理行装，一同前往艰苦的西伯利亚流放地。玛丽亚也随同沃尔康斯基公爵前往西伯利亚，并在1863年8月10日去世。她去世时仅有55岁，这可能是因为在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彼得堡等大城市。在西伯利亚一切都要自食其力，玛丽亚要教自己的孩子上学，还要给当地农民办启蒙学校。从上图玛丽亚晚年的照片中，已经很难看出她是一位贵族，而更像是一位来自“外省”，目光坚定、穿着体面的女性。在人生中的种种经历之后，这位女贵族也完成了自己“两种灵魂”的搏斗，最后它们合二为一，她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张建华教授认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生也是“两种灵魂”矛盾、妥协到最后结合成一体的过程。1928年，托尔斯泰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在他1岁半和9岁时，母亲和父亲便先后去世。但是托尔斯泰有伯爵的身份，并且继承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所以他早年的生活正如他小说中展现的贵族生活那样，行为放荡、始乱终弃。但托尔斯泰在结婚后，慢慢发生了转变，尤其是1869年，托尔斯泰的人生中发生了“阿尔扎马斯之夜”。阿尔扎马斯是俄国南部下诺夫哥罗德附近的一座小镇，小镇出产大鹅。当时托尔斯泰前往那座小镇处理田产，天色已晚，于是他在小镇夜宿。但晚上托尔斯泰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之后感到非常恐惧，似乎有声音在提醒他，不能再像原来那样了。这次事件后，托尔斯泰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思想转折。虽然托尔斯泰解放了庄园的农奴，为他们的子弟办幼儿学校，给孩子们写童话，甚至将自己发表作品所得稿费无偿捐出，但是在晚年，他依然无法调和自己“两个灵魂”的决斗，最终在1910年离家出走，并在一个三等火车站去世。

列宾的《托尔斯泰在耕地》

如果不特别提醒，普通人大概猜想不到上图中这位头戴农民的帽子，留着大胡子，赶着两匹马的农民是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当时人们认为俄国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在彼得堡的冬宫里作威作福，让人讨厌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另一个则是“文学沙皇”托尔斯泰。正因如此，以赛亚·柏林在他的名著《俄国思想家》中提出，托尔斯泰自认为是一只刺猬，但实际上他是一只狐狸。这里借用了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诗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来进行比喻，柏林认为，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是“一根筋”的刺猬，但他的思想其实是多元的，其中包括他贵族与平民、欧洲与俄罗斯的“灵魂”的持续斗争。到了晚年，托尔斯泰的“两个灵魂”终于达成妥协，使得他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托尔斯泰的坟墓也很简朴，难以想象一位“文学沙皇”的坟墓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土丘”。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928年到苏联访问，参观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后他非常感动，写下了《世间最美的坟墓》，称赞托尔斯泰的坟墓比荣军院大理石苍穹下拿破仑的墓穴、魏玛公侯之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更伟大、高尚。

英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在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英国史家们起了重要作用。在英国的史家中，有很多学者以研究俄国史或苏联史起家，抑或两者兼修，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以赛亚·柏林、《历史是什么？》的作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作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等。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有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这就是1959年出生的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虽然费吉斯还比较年轻，但是其学术成就已非常突出。他可以被称为一位“现代派”的史学家，他有自己独立的主页，这可能是老派的史家们所没有的。费吉斯非常勤奋，已经发表了俄国（苏联）史相关著作十余种。由于其作品可读性较强，所以很畅销，而且已经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他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等作品也被译成了中文。张建华教授曾为《娜塔莎之舞》一书撰写导读，其中谈到了一个现象：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很多学者的称赞，比如俄国史教授卡洛琳·布鲁克（Caroline Brooke）在书评中强调：“奥兰多·费吉斯的故事并不新颖，但它涉猎广泛并且讲得漂亮。带着他对生动散文的精妙的目光，他描绘的世界变得栩栩如生。作为一部专门写给普通读者的著作，《娜塔莎之舞》可能没有直接迎合到《革命的俄国》（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1991: A Pelican Introduction）的读者的品味。但阅读这本书完全是一种享受，它也同样值得收藏。” 但是同时，也有英国学者对费吉斯提出了批评，称其为“历史发明家”，认为他的著作中出现了很多瑕疵与硬伤。例如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对他的写作风格提出了疑义，认为《娜塔莎之舞》具有过多的文学性，让人无法判断其究竟是历史著作还是小说，其内容究竟是史实还是虚构。张建华教授发现，费吉斯的叙史方式——史学与文学结合恰好成了他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缺点。他的著作几乎每本都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甚至还获得了来自文学领域的褒奖。而对他的批评也是由于其作品的文学性和史实不足。《娜塔莎之舞》的写作风格和社会认识反映了两大信息：第一，俄罗斯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文学中心主义；第二，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新文化史书写方式已经悄然来到俄国史学界。

俄国史研究的转向

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ихачев）曾说：“俄罗斯文学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喜好文献’，喜好事务性的散文体裁。文献始终是编年史的组成部分……这也给编年史的风格打下了烙印：重要性使编年史的叙述变得较为华丽和崇高。”他谈到一个观点，从19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具有史学的特点。换言之，利哈乔夫认为，19世纪的俄国作家（也包括诗人、画家、戏剧家）其实是多重身份和多重担当聚集的形象。张建华教授举了具体例子：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是一位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仅是心理意识流的小说，在更深层次上还表现了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神学；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不仅有典型人物，作品背后还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支撑，或者说，他的每部作品都反映了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

谈到俄罗斯文学时绝对绕不过普希金。俄罗斯人用“太阳”和“月亮”称赞最伟大的诗人，阿赫玛托娃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这一称号被送给了普希金。中国的读者对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等作品已经耳熟能详，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普希金在写作《上尉的女儿》时还有一部“副产品”——《普加乔夫暴动始末》。

《上尉的女儿》讲了这样的故事：一个青年军官要到白山要塞上任，在路途中遇到了暴风雪。在他迷失方向，饥寒交迫之际，一个哥萨克救了他。为了感谢哥萨克，青年军官将自己的皮大衣送给了他，之后，两人依依惜别。后来，青年军官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了白山要塞司令米罗诺夫上尉和司令夫人的喜爱，他们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位军官。但好景不长，普加乔夫起义军来到了城堡，并将其攻陷。当青年军官和他的妻子被押送普加乔夫的面前时，军官才发现普加乔夫就是那位哥萨克……普希金在得到特赦后，以创作《上尉的女儿》为由向尼古拉一世请假。之后，普希金来到普加乔夫起义曾经过的奥伦堡等地实地考察。在搜集好素材后，普希金创作了《普加乔夫暴动始末》和 《上尉的女儿》。《普加乔夫暴动始末》显然是一部历史著作，在本书的前言中，普希金写道：“这本历史著述是我留下的作品的一部分。它包含了政府公布的关于普加乔夫的所有资料，以及在我看来，外国作家认为可信的相关资料。我也有机会使用某些手稿、遗留和活着的见证人的证词……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被允许出版普加乔夫材料的情况下，将很容易修正和补充我的工作，这个工作虽然是不完美的，但却是认真的。”普希金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形象出现，向人们介绍自己的历史著作，告诉人们他采用了可信的史料，并且对史学有认真的态度。

回到《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中写到了1805年-1820年的俄国历史事件，书中前后出现了五百多个人物。但是，在著作的尾声，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等小说主人公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理论论述。托尔斯泰此时已经按捺不住，要进行历史学、哲学的论述，因此他留下了一段文字：“有些传记史家和个别民族史的史家认为这种力量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按照他们读历史的阐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这段文字讨论了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如果不特别标注出处，它可能会被认为是某位历史哲学家、先贤所说。但这是托尔斯泰在脍炙人口的《战争与和平》最后要给读者留下的论述。这也正是文学中心主义的体现。在帝俄时代，由于沙皇政府建立了“武装到牙齿”的书报审查制度，那些直接评论社会现实的历史学、哲学著作可能不被允许出版，于是作家不得不采用“春秋笔法”，通过文学、诗歌甚至绘画的形式来表现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畅想。

接下来，张建华教授讲述了新文化史对俄国史研究的意义。新文化史可以算作一个新生事物，而文化史本身其实也是“新生事物”。19世纪20年代以来，兰克史学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正如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所说的，文化史曾是学科丛林中被人们瞧不起的灰姑娘。提到兰克就不应忘记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他在兰克活着的时候就不受重视，在兰克去世后又被其弟子们排斥。兰普莱希特在其多卷本《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中强调自己将用“文化史”来书写作品，他想要去关注被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所淹没的“真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当他的《德意志史》出版之后，在德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部作品成了每年召开的德意志国家历史学会的研讨会上的批判对象。张建华教授认为兰普莱希特可以说是以一人之力，面对整个德国的历史学界。其实，兰普莱希特的方法论也有支持者，比如德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德国的青年历史学家和德国的中学历史教师们。但是这些人并不能撼动兰克史学这棵“大树”，于是兰普莱希特在这场持续了十余年的对战中只得一再退却，甚至可以说是身败名裂。因此彼得·伯克把文化史比作“灰姑娘”并不夸张。

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首先出现在了哲学界。40-50代，这场转向进入了史学领域。1989年，以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为标志，又开始了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并且出现了“新文化史”的概念。彼得·伯克在谈论“新文化史”时，提到了对“新文化史”贡献最大的四位学者。其中一位是来自法国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三个概念：场域（field）、资本（capital）、惯习（habitus）。张建华教授认为这三个概念可以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相结合：“场域”就是代表结构变化的“长时段”；“资本”就是代表形势的“中时段”；“惯习”则是个人的习惯和对形势的理解。第二位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知识谱系”的提出。第三位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是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这本书从文化的视角对文明、教育、文化等概念做出了思考。最后一位则是米哈伊尔·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表示，巴赫金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多音性”（或译作“复调”）、“多语性”和“杂语性”。彼得·伯克是英国的新文化史大家，他有资格谈论什么叫新文化史，也有资格评价谁对新文化史的贡献最大。而他认为，在上述四位理论家中，苏联的巴赫金占第一位。另一位学者戴维·钱尼（David Chaney）在所著的《文化转向：当代西方文化史概览》（英文原名为Culture Turn: Scene-setting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中也认为巴赫金的贡献是最大的。

巴赫金一直是一个想和苏联政权保持一致的人，但他却始终被苏联政权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巴赫金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的历史语文系。在1929年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谈论了康德的作品，结果被苏联的内务部门视为反苏分子逮捕，并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流放期间，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这条断腿的后遗症伴随了他终身。流放结束后，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到处流浪。最后去了摩尔多瓦，并在当地的师范学院文学教研室担任教职，直至退休。因此有学者认为巴赫金是一位“流亡者”，他的“灵魂”在国内流亡。他写的著作和文学评论也无法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只能以化名或者好友的名字发表。1975年巴赫金去世之后，在苏联出现了“发现巴赫金”的热潮。人们突然发现巴赫金是“宝藏”，但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发表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巴赫金主要研究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认为小说是“复调”的，也就是主人公讲的每一句话所包含的意思是多重的，主人公所代表的角色也是多重的。总之，需要从各个方面来理解一部作品和它所表达的意义。他还提出了另一个理论：小说是开放的文本。小说是作者与文中主人公的对话，而读者除了欣赏小说之美外，也在与作者进行对话。“小说对话理论”“复调理论”“文本开放理论”“狂欢化理论”等，这些是巴赫金最主要的几个观点。

巴赫金在苏联国内虽然一直被视为不被政府所关注的人，但是20世纪50-60年代，巴赫金的名声就已经传到了国外。这与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密切相关，他的名气远远大于巴赫金，他名字常常和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联系在一起。雅各布森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言系。20世纪20年代，雅各布森在莫斯科创立了“莫斯科语言学派”，即形式主义的语言学派。他与另一位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并驾齐驱。但是后来雅各布森流亡国外，去往德国、法国、美国，他的思想也从形式主义转为了结构主义。雅各布森主要研究的是诗歌，他认为诗歌和小说不一样，诗歌讲究的是独白，它本身就具有文学性。他提出语言在进行传播时需要有发信者、受信者、渠道、符号、象征、意义，即“语言六要素”。20世纪50年代末，雅各布森在与从苏联出来的学者进行交流时，知道了在苏联国内被排挤巴赫金。而且他也读到了巴赫金的作品，感到非常惊讶，并开始在欧美各国介绍巴赫金。因此，巴赫金的名声虽然在国内被掩埋，但却闻名于欧美各国。

李工真教授认为20世纪出现了至少4次知识的“大离散”，而他本人研究的是“第二次大离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大量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科学领域学者或由于犹太人身份，或由于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而逃往国外。他们与欧美学界进行思想交流，甚至对欧美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张建华教授认为20世纪还有几次“大离散”：第一次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俄国、苏联的学者来到欧洲，这些人中包括雅各布森、以赛亚·伯林和科耶夫（俄文原名Александръ Владим?ровичъ Кожевниковъ）等；第三次则是1964年苏联政府批准移民以色列之后，大量苏联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中就有许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激烈的时期，当苏联政府对其打压之后，包括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内的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于70年代流亡国外。第四次是苏联解体之后由俄罗斯国内向欧美国家“大逃离”的知识分子流转过程。这些事件都对欧美的思想文化和科技产生了巨大影响。巴赫金和雅各布森也生活在这一背景之下。不管是彼得·伯克还是戴维·钱尼都认为，在“语言——文化转向”过程中，巴赫金、雅各布森等人的思想都对新文化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俄文著作《开放的结构》（Открыт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Якобсон-Бахтин-Лотман-Гаспаров）中也强调了这些俄国（苏联）学者开创的风潮对新文化史产生的影响。为什么雅各布森、巴赫金等人本身并不是历史学家，甚至也不是文化学家，但是他们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历史方面？张建华教授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20世纪上半期，学术潮流在发生分化、整合的巨大变化。另外，雅各布森和巴赫金出身与成长在文学中心主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他们所受的教育与此密切相关。这使得他们对哲学、语言学、文学等问题的思考能给史学以帮助和启示。

接下来，张建华教授谈到了在新文化史的背景下俄罗斯学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而1993年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给俄罗斯“当头棒喝”：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民族，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亨廷顿还断言，以斯拉夫和东正教为代表的文明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在“亨廷顿之问”的背景下，俄罗斯学者迫切需要寻找出路，于是在俄罗斯出现了“文化史复兴”和“文化学创立”的现象。所谓“文化史复兴”，是因为之前在俄国历史的宝库中有过文化史这门学科，只不过在苏联时期文化史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问”而打压殆尽。“文化学创立”则是真正的新生事物，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学”这一学科普遍出现在俄罗斯大学中，其研究的问题包括庄园史、知识分子思想史、风俗史、决斗史等等。在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中也纷纷设立文化学教研室。1996年俄罗斯教育部设立了文化学的副博士学位，而2000年设立了文化学博士学位。伴随着文化学的出现，用文化学的理论来研究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学”也诞生了。“文化史复兴”与“文化学创立”是用文明史观的理论来反击亨廷顿，因为俄罗斯学者认为，亨廷顿不过是借鉴了汤因比的理论，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理论源于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而后者的理论则可能继承了达尼列夫斯基的文明史观。

俄罗斯学界在新文化史转向后发表了许多成果，张建华教授推荐了3本当今俄罗斯的文化史和文化学方面的代表著作：沙波瓦洛夫（Ви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Шаповалов）的《俄罗斯学》（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康达科夫（Игорь Вадимович Кондаков）的《文化学：俄罗斯文化史》（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和谢缅尼科娃（Любовь Ивановна Семенникова）的《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除此之外，还有一本“极端”的成果——安东·乌特金（Ант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ткин）的《环舞》。乌特金是作家、导演，获得了2004年的“亚斯纳亚·波良纳文学奖”，而其小说《环舞》获得了2015年“全俄历史学和社会学奖”。虽然乌特金的职业与历史学看似无关，但他1992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文献学教研室。2016年乌特金携其《环舞》来到中国参加读者见面会，谈到历史学专业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时，乌特金认为这个专业使自己有机会阅读和研究一些常人很少能够接触到的史料，这对于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很有帮助。以《环舞》为例，小说讲述了19世纪俄罗斯青年军官的故事，他曾参加许多历史活动，包括镇压高加索、波兰的反俄起义，书中谈及了他对文化的感受。这是新文化史背景下当代俄罗斯史学的一个变化，而且此类变化在中国也发生了。比如，王笛的《袍哥》就获得了2019年首届“吕梁文学奖”非虚构类作品奖，其获奖词中写道：“……是考察历史与叙事、文学与史学关系的绝佳例子，是当代史学致敬本土史传统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罗马史》就获得了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

接下来张建华教授介绍了在新文化史的冲击下欧美学界俄国史研究中发生的变化。在苏联解体后，欧美学界对“预测不准”的重大失误展开反思，因为苏联解体是以一种“突然死亡”的特殊方式出现的。1991年12月8日，3位斯拉夫国家领导人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突然发起“苏联解体”的倡议，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停止存在。这种情况使得西方“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苏联是一个核大国，核武器广泛分布在其加盟共和国的领土中，如果苏联发生内战，就可能殃及整个世界。西方的战略家、国际问题专家们对“测不准”的错误纷纷自责，他们的反思结果是，以前的“苏维埃学”过于单一、功利、模型化，因此要“超越苏维埃学”。莫蒂尔（Alexander Motyl）在其《苏维埃学、理性、民族性：论苏联的民族主义》（Sovietology,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Coming to Grips with Nationalism in the USSR）中强调，要研究苏联的民族主义，必须从其“民族性”着手。欧美学界反思，以往单从线性的、理性的、实例的角度研究苏联历史是不够的，有必要进行综合性的国际研究。“国际研究转向”因此出现，在此背景下诞生了诸如《俄罗斯思想史》（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剑桥俄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等一系列代表成果。更直接的例子来自波兰裔澳大利亚籍的语言学家安娜·韦日比茨卡（Anna Wierzbicka），她在研究俄罗斯问题时采用了新文化史的方法——研究重要语词背后的文化伴随意义。在计算机的帮助下，韦日比茨卡选择了19-20世纪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她对其进行了筛选，从起初的1000个词逐次减少到了最后的3个——灵魂（душа）、苦难（тоска）和命运（судьба）。她认为这三个词最能反映俄罗斯文化的真实面貌，张建华教授赞同这种说法，并指出俄罗斯谚语也常常与这些概念相关，而且这些词也能反映俄罗斯人的历史文化。

张建华教授还分享了自己2016年6月2日至4日在慕尼黑大学参加为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举行的学术研讨会的经历。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俄国革命文化及其在全球的影响：语义-表现-作用”（The Cultur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Its Global Impact: Semantics – Performances – Functions），他所在小组主要谈论了十月革命在东方的影响。此次会议的发言反映了在史学新潮流背景下欧美学界的变化，比如马丁·奥斯特（Martin Aust）做了题为《俄国革命的全球化：一些史学评论》（“Globaliz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ome Remarks on Historiography”）的报告；张建华教授也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北京“老莫餐厅”的记忆：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化在当代中国形象的变迁》（“The Memory of Restaurant Moscow in Bejing: the Changes of Image of October Revolution and Soviet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的报告。

如何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

李剑鸣教授2012年在《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文化史”的方法论启示》中曾写道：“……新文化史在欧美史学界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国内学术界谈论这个话题也有十多年了，可是一直是说的多，做的少，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影响的新文化史著作。”张建华教授认为这些说法还没有过时，虽然中国学界了解新文化史已经很多年了，包括海登·怀特在内的新文化史大家也曾应邀前来中国，但是有影响的著作还是寥寥无几。对于这样的现象，张建华教授借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话题“谁之罪”与“怎么办”进行了发问，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的历史学者可以以中国历史为基础，借鉴“他山之石”，建立“中国学派”的“俄罗斯学”学科。张建华教授曾就这个问题发表题为《历史学视角：对中国俄罗斯学的战略性思考》的文章并在其中指出，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学科是可行的，它应当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的、多元化的、开放型的、宏观视野的学科，它应该是一个以文明史观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用来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张建华教授认为可以以中国史学传统，即“义理”、“辞章”、“考据”之学为基础，借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经世致用”、“秉笔直书”等史德，用它进行指导，再吸收国际史学界最新的成就，建立“中国学派”的“俄罗斯学”学科。

第二，从你我做起，人人都是史学潮流观察家，人人都做历史理论家。刚才谈到，巴赫金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雅各布森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起初在俄国乃至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历史学不单独设系，而往往是历史语言系或历史哲学系的组成部分。1934年在苏联才出现了独立的历史系，与哲学系、语言学系分家。从1755年莫斯科大学建立以来，历史和哲学、语言一直是合二为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学习历史的学生不仅知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历史事件的年代，还要知道文学、艺术、哲学等等，他们接收了完整的人文知识教育。现在的欧美国家还有古典系，是“打通文史哲”的大学科。张建华教授认为，恰恰是由于巴赫金和雅各布森在大学阶段接受了这种“打通式”的专业教育，才使得他们能够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出被不同学科采纳的观点。以赛亚·伯林虽然在1918年就流亡英国，并没有在俄国读大学，但是他曾在俄国接受过中学教育。相似的还有科耶夫，他是哲学家、政治学家，还是欧共体的主要创建者和欧元的主要设计者。他出身于莫斯科的富商家庭，其叔叔是俄国画家康定斯基（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ндинский）。十月革命后，还是中学生的科耶夫曾因倒卖粮食被捕，之后他越狱，并于1919年离开苏俄，前往德国。之后他在德国经商，并在莱比锡大学旁听。他雇哲学家到自己家中授课，其中包括雅斯贝尔斯，后者成为了他的博士生导师。毕业之后科耶夫前往法国，由于没有国籍，他不能在大学担任教职。不过他从1933年到1939年曾在讲习班中讲授精神现象学，而他的听众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拉康、雷蒙·阿隆等人。也有一些人没有亲自听科耶夫的讲座，而是间接接触了他的思想，比如萨特和弗朗西斯·福山，后者的“历史终结论”可能与科耶夫“历史终结”的观点有关。1939年科耶夫获得法国国籍，他在战后放弃研究投身政治，成为法国驻欧共体代表，可谓一位“奇才”。以赛亚·柏林和科耶夫都在俄国接受过中学教育。在帝俄时代，俄国有三类中学：在面向大众的中学（школа）中进行基础教育；在文理中学（гимназия）中主要学习语言学、演讲、修辞等人文知识，在这里只有上层子弟学习；此外还有贵族学校（лицей），这类学校也只对贵族开放，讲授人文知识。以赛亚·柏林和科耶夫就曾在这些上层的中学就读，所以他们尽管没有在俄国的历史哲学系接受学术训练，但在其中学时代已经在历史、语言、哲学等方面打下了很深的基础。张建华教授认为中学、大学时代所受的教育促使一些学者成为了新文化史的领导者。

张建华教授认为，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中，对历史学思潮和历史学进程把握最好的，甚至能对历史学进程产生影响的不是那些专门从事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学者，而是那些做断代史、国别史或其他专题史的学者。比如中国史学界的葛兆光教授，虽然他从事中国传统思想史研究，但是近年来他的著作已经从思考中国史学内部的问题拓展到思考长城内外的问题，从使用中国的本土文献转向使用域外汉字文献。葛兆光教授在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史学思考，其成果包括了《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瞿林东教授虽然身为史学史家和史学理论家，但他也一直进行着隋唐史研究，并撰写了相关论著。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张建华教授认为罗荣渠先生是用现代化的史学理论开展研究的第一人。此前罗荣渠先生也做过日本、美国、拉美地区的专题史研究，恰恰是在研究了现代化的3个最常见的具体案例之后，才提出了现代化史学的基本理论，即“一元多线”的历史观。而李剑鸣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史，但是他近年也写了包括《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在内的许多有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的论著。来自台湾地区的学者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王汎森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王明珂主要研究边疆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在做自己专业史研究时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发表了许多史学相关的论著。现在的研究生从硕士阶段开始就学习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业，可能缺乏国别史、断代史或专门史的支撑，而是更多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并没有落实到真正的史学问题上，这可能不利于长期的学术发展。

最后，张建华教授引用了果戈里的话作为结语。这位伟大的作家最初的职业曾是彼得堡大学乌克兰和欧洲史专业的编外副教授（приват-доцент），这个身份可以在正式教职空缺时填补职位。果戈里曾说：“世界史著就其确切意义而言，并不是由所有各自独立、彼此间缺少普遍联系或共同目的的民族史和国家史汇集而成的，也不是由大量时常以枯燥无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事件堆积而成的……尽管世界上诸民族或者为时间、事件所分隔，或者为高山、大海所分隔，但世界史必须将所有民族的历史集合为一体，将它们统一成一个协调匀称的整体，并将它们谱写成一首壮丽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