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与南宋士人的生前身后名

台湾长庚大学宋史学者黄宽重先生“习史近五十年”，尤“眷恋南宋”，201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新著《艺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动与人际关系》，这本书南宋时代士大夫的仕宦、文学交流、人际交往为议题，讨论了他们的文学作品即人际关系中所反映出的士人的文化生活、南宋一朝之政治发展和社会文化。2020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中文本。本文选摘自书中《南宋政治研究的三重视角》一文的“人际关系”一节。

人际关系对了解士人在变动甚速的南宋政局中仕途顺遂与否，具关键性。宋代士人透过科举争取仕进；入仕之后，尚须获得长官的荐举，才能晋升高位。荐举制度，使士人从学习到任官的过程，除家族、婚姻之外，尚须以才学、嗜好、理念，与长官、前辈乃至同学、同乡、同年、同僚交流，以期尔后发挥积极作用。由于受教育与任官的过程长、变动大，因此经营人际关系是长期的。不过因为政局变动频繁、执政更迭迅速，高官进退容易牵动相关师友的仕途荣枯；像赵鼎被贬，受牵连被整肃的幕僚、亲友，多达三十多人。孝宗以后的政治运作虽稍减肃杀之气，突显包容之道，但在与金和战路线之外，又夹杂道学与政治的纠葛，使政局的变动、执政的轮替、路线之争更为频繁，让参与其事的官僚群体命运瞬变。

政治环境的变动趋于常态后，士人为避免在政局与人事变动中影响仕进，着力经营多元的人际关系。除部分显宦名儒无视荣辱、坚持己意之外；一般随从者则会在既有的人际关系外，寻求庇荫的途径，或转换心态依附新贵，以趋吉避凶。不过，此一作法，在传统社会容易招致批判；因此在记录个人的传记中，对此种心态乃至行动上的改变，多略而不谈，或是委婉辩解。

这种现象可以在孙应时的生涯中，明显呈现。孙应时出身于以儒为业、争取功名的清贫家族；自幼努力举业，在太学期间师从陆九渊等道学名儒，转益多师。中进士后为求仕途顺遂，不论在亲近道学的史浩家任教席或任亲民官，均广泛结交同道。此时，道学名儒之间，虽有学术争锋，但其谋得君行道、参政的气势正盛，而与执政官僚爆发争执；孙应时适逢其会，每为道学发声。孝宗逝世后，政局遽变，孙应时的师长陆九渊、史浩已死，朱熹、丘崈被罢，他虽晋升京官并任常熟知县，致力地方教育文化的发展，但受韩侂冑、赵汝愚争权，庆元党禁之累，被视为道学余党，处境艰难。为化解危机，他转而向与韩侂冑关系密切的张孝伯及继丘崈任蜀帅而作风与丘迥异的赵彦逾，寻求救解。最后在张孝伯救护下，获得平反。孙应时曲折的生命故事，诉说着一个基层士人在政治与道学纠葛中的处境与肆应之道。不过，不论是杨简所撰的“圹志”，或《宝庆会稽志》传记的内容，都相当简略；只有透过仔细爬网《烛湖集》，才能看到他完整的经历，以及在变动迅速地政局中，如何经营多元的人际关系，乞求仕途顺利、避凶趋吉的心路历程。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并不见于他的传记中。

在党争对抗中，个人对应环境的因应之道，更值得关注。以往学界探讨南宋一波波政局变动时，多将对抗与遭遇的焦点集中于群体，且认为是前后相续，一以贯之的行动。最明显的莫过于将光宗以来士人卷入学术与政治的纠葛，视为两个争夺政局主导权，互相攻讦，彼此对立的群体；以致认为宁宗初期的庆元党禁，系由推动党禁与被禁锢两批立场明确的官员所造成的，甚或指为“集团”，强化其集体性。姑不论庆元党禁的真相如何，仅细究每位参与者的生命历程，会发现这些人群体意识并不强烈，后来的遭遇也因人而异，差异很大，很难视为“集团”；如被列入党禁名单中的项安世、周南、黄度、叶适等人，除了短时间被罢之外，因分别与钱象祖、韩侂冑的关系，参与韩侂冑所推动的北伐军事行动，反而在嘉定之后遭贬。孙应时、王柟，虽未列入党禁名单中，却也受到牵连，后因得钱象祖、张孝伯等与韩侂冑关系密切者的救助，才免于祸。反之，许多在党禁过程中打压道学的重要角色，却在嘉定更化后，或得以全身而退，且境遇荣枯有别。这些官僚的不同遭遇与结局，固与心态转变有关，但也不可忽视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人际关系所发挥的作用。可见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影响士人的命运与仕途顺逆的因素很多，人际关系的作用不能低估。同时，持集体性或前后一贯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是过于简单且有盲点的。

在南宋中期道学与反道学之争中，列名伪学的有五十九人，攻伪学党人有三十六人；研究者多将之视为是两个立场迥异的斗争群体，这是自李心传《道命录》及晚宋《庆元党禁》这两本书以来，长期被接受的说法。不过，对是否存在逆党之说、相关党禁名单及彼此之间群体意识的对立等问题，近来相继被修正，如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就以道学为例，说明个别立场的转变。本人在研究孙应时及其学友在庆元党禁期间的遭遇与对应的论文，也有相关的讨论。邓小南在研究何澹及其家族的论文中，则指出被视为主导伪学之禁，为韩侂冑斥逐异己的何澹，能在史弥远执政后免去被整肃、保全名声的诸多原因中，与他的家族与

朝野人士有广泛交流，及他与杨万里、尤袤、罗点、楼钥、叶适乃至卫泾等人的关系不错，都有一定的关联。这些都是透过人际关系对个案进行细致研究所得的新观点。

本文则拟举另一位被列为攻伪学党人的倪思为例，说明在世局骤变中，参与其事者个性、人际关系与仕途荣枯是相关的。倪思（1147—1200），字正父，号齐斋，是湖州归安人。关于他的事迹，除《宋史》本传外，就以魏了翁写于端平三年（1236）的墓志铭内容最为丰富，也最能显现他的性格与遭遇。

从魏了翁所写的墓志铭来看，倪思早年的表现相当杰出。乾道二年（1166），二十岁那年中进士，三十二岁中博学宏词科，又通过馆职试；历任国子正、太学博士、太常博士、校书郎、秘书郎、中书舍人等，属于宋廷培养政治菁英的清要职务。四十五岁就位居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要职；显示他的才学能力均获肯定，才能平步青云，仕途顺遂。

不过，倪思耿直批判朝政与秉政者的个性，让他在尔后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屡次受挫。倪思在孝宗、光宗二朝，批评朝政的弊端，特别对近幸、后党侍恩预政的批判，曾获赵汝愚“谠直如此，吾党不逮”的赞誉。庆元元年（1195）被召为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时，韩侂冑表达对他的期望说：“国事如此，一世人望，岂宜专以洁己为贤哉。”对他言行多所肯定，希望他能共秉朝政。次年，甚至与叶翥、刘德秀，共同主持省试。但因性格耿直，意见多与秉政的宰执不同调，从庆元二年（1196）起，连遭劾罢；先后五次奉祠，仍直道而行。开禧二年（1206）秋，倪思再度入京，任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向宁宗直谏政坛上存在无耻的风气，说：“士大夫寡廉鲜耻，列拜于势要之门，甚者匍匐门窦，称门生不足，称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谀文丰赂，又在所不论也”，并指韩侂冑被苏师旦蒙蔽是“聪不足”，与李林甫、杨国忠的晚年相似。这些言论，让韩侂冑十分愤懑，向参知政事李壁抱怨说：“子尝言倪正父之为人，今始至即立异”，并嗾监察御史毛宪论劾罢倪思。

《撵茶图》

韩侂冑被诛后，倪思与楼钥等人再被召入京，是更化朝政的要员。他任兵部尚书兼侍讲，在参与与金议和决策中函韩侂冑首级一事，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处置韩的余党。据《四朝见闻录》乙集所记，倪思在宋廷集议函韩首时，劝持异议的王介说：“一侂冑臭头颅，何必诸公争。” 不过此一说法，在魏了翁的墓志铭完全不提，《宋史》本传则说“思谓（函首一事）有伤国体”。明显回避参与函韩首级的角色一事。次年三月，出任同知贡举，与楼钥共同主持进士考试，及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显见他涉入处置韩侂冑及其党余颇深，被新执政者视为推动更化的重臣。

然而，倪思又因耿直的个性，再遭废罢。他既对宋廷追赐赠宁宗第八子垍为太师尚书令一事，表达异议，又一再针对史弥远除新任而宰相钱象祖不得与闻，恐再蹈韩侂冑专权的覆辙，向宁宗建言，引起史弥远的不快，因而自求外任。他接着批评陈晦以“昆命元龟”之语称颂史弥远，被殿中侍御史劾以“藩臣僭论麻制”，遂遭镌职罢任，从此乡居十年，于嘉定十三年（1220）十月卒，享年七十四岁。死后并无谥号，行状、墓志资料均无存。

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因济王案被史弥远压制的理学家，如魏了翁、真德秀当道，倪思获得平反。先是由蒋重珍撰行状，呈请谥号，端平二年获“文节”谥号；次年由魏了翁撰写内容丰富、对倪思评价极高的墓志铭，显然视他为道学之人；墓志中对不利于他的事迹，则略而不记。然而在理宗后期撰成的《庆元党禁》一书，却将倪思改列为攻道学党人的三十六人之一。所持的重要理由大概与叶翥、刘德秀主持进士省试时，黜落义理士人，奏请禁语录、大经、论孟诸书相关，被视为打击道学者之一，但叶绍翁认为倪思并未党附韩侂冑，及配合叶、刘的行动；若结合《宋史·韩侂冑传》 、魏了翁墓志，及嘉定初与楼钥共同主持进士考试的事实，显然将他视为攻击道学党人之一的合理性不足。

因此，要想解开倪思的仕历与死后地位的变化之谜，在他的个性之外，可能尚须从人际关系去了解影响其地位、声誉荣枯的因素。由于倪思甚早参与政治，且发迹甚速，在不同职位与同僚相交，甚而相互扶持；他先后与王淮、周必大等宰执，及楼钥、杨万里、叶适、卫泾，乃至魏了翁、袁燮、真德秀、刘宰等人，广泛交往。但他个性耿直，发言多与当道相忤，并非甘愿雌伏于一人之下，致屡起屡仆。在政局变动、政争激烈的宁宗一朝，先后得罪周必大、赵汝愚、韩侂冑。特别是韩侂冑秉政时，他虽两次召用，都以直言被罢。魏了翁曾为此事向叶适探问其得罪周必大、赵汝愚与韩侂冑三个人品差异极大的权臣的原因，叶适说：“公之心盖不苟于随者。”表示倪思并不是一个党附谋利、见风转舵的投机者。这样的个性处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不仅仕途升黜变化大，而且容易影响政治地位或历史评价。像倪思这样仕历变化甚巨的士人官僚，在南宋中晚期并非个案。关于此一议题拟另文说明。

总之，快速变化的南宋政局，对大小官员都带来冲击，既影响仕进，也出现各种复杂的遭遇与因应之道。不同的生命转折，都影响其生平事迹的记述；这些变动，既凸显旧时代的政治压力，也彰显新的政治转型；而从忌避到解放的过程，同样揭示时空的转变及人际关系的影响力。对这类人物，若仅凭记录个人生平事迹的各种传记数据去探讨，实难有圆满的解答，因此，充分利用文集相关数据所提供的多方面信息，并考虑政治场景、时空因素与人际关系，才能在政局转变中掌握个人的生命历程及南宋政治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