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超读《被搞丢的人生》：那些词语的声音

《被搞丢的人生：废料箱里的148本日记》，[英]亚历山大·马斯特斯著，吴文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260页，55.00元

被捡回的人生

2001年，“一个微风吹拂的下午，我的朋友理查德·格罗夫身着衬衫，没扎下摆，闲溜达在剑桥的街上，这时，他发现了这个废料箱”。（第3页）

理查德是世界知名的海岛生态学家，可能是长年的研究练就了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他扫了一眼废料箱后，就变得兴奋起来。他好像看到了什么的东西！但中年发福的身体让他不便于爬进废料箱去探寻，于是，他叫来了朋友蒂朵·戴维斯博士，一位历史学家，“全世界唯一一位知道托马斯·莫尔爵士的骸骨埋葬在什么地方的人”。（第5页）

蒂朵博士爬进废料箱，在里面找了半天，最后发现的竟是好几抱旧书。“剑桥的这个地方，居住着许多年老的教授，他们荣誉满满，已是哈欠连连，慢悠悠地开着破旧的车子闲逛。”（第4页）这些老教授可能会随手丢掉一些旧书，对于很多人来说，剑桥的废料箱就是淘宝的好地方。

正当理查德教授和蒂朵博士为找到旧书而高兴的时候，更让他们惊异的事情发生了。这些书其实都是日记，数下来，一共有一百四十八本。

理查德教授之后遭遇了车祸，辗转就医，无暇顾及这批日记。本来很有兴趣研究日记的蒂朵博士，则被查出患上了神经内分泌肿瘤。于是，蒂朵博士把日记交给了本书的作者，亚历山大·马斯特斯（Alexander Masters）。亚历山大是英国的传记作家、编剧，曾在剑桥大学读过硕士，对剑桥这一带颇为熟悉。

谁是日记的读者？

一百四十八本日记，约有五百多万字，读起来很有难度，亚历山大开始了漫长的探索之旅。

蒂朵曾试图解读这些日记，但毫无头绪。头一道难题，就是日记里可供辨识作者身份的信息太少了：

日记里不仅没有名字和收件人地址，也没有明确描述写日记人的面貌，没有提及日记人的工作，没有关于写日记人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的可辨识的任何细节。任何能够用来将自己说明给他人的东西都没有。（第9页）

日记之所以难以解读，原因之一是日记作者是在面对自己写作，不用解释太多。日记的直接读者当然是作者自己，而自己是最了解日记中那个“我”的，也就没有必要向自己介绍“我”的相关背景。“‘我’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写出细节呢？‘我’已经知道这些细节了。”（第9页）

但是，任何的书写都有“隐含读者”，也就是被内置于文本之中的接受者，日记也不例外。就如沃尔夫冈·伊瑟尔所说，在写作过程中：

作者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含的读者”，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含的读者叙述故事并与其对话的过程。因此，读者的作用已经蕴含在文本的结构之中。（[德]W.伊泽尔著，霍桂桓、李宝彦译：《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6页）

作者在写作时，会面对这位“隐含读者”诉说，作者基于自己的预设来给“隐含读者”提供信息，以帮助他们理解文本。日记的“隐含读者”有时并非作者自己，这取决于日记的性质和作者对于文本的预设。比如胡适先生，从年轻时就“暴得大名”，他在写日记时就知道自己的日记迟早要被人看到，成为公共文本，所以写作时预设的“隐含读者”就不再是自己。于是他写作时就对文本进行了许多过滤，为读者创造了一个“日记中的胡适”，也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许多可资“大胆假设”的话题。

这一百四十八本日记的作者，也并非完全为自己在写，在日记中常常会透露出与“隐含读者”的对话：

但愿我的日记在人们能够看到之前，别被毁了——我的日记有不朽的价值。（13页）

文本的性别

亚历山大拿到这些日记之后，零零星星地在阅读，但和蒂朵一样，难以找出太多线索。他搬了几次家，日记箱子也一直跟着他，有时他会把这个箱子当作临时的鞋架，有时会把它塞在角落或储藏室。他不时会把日记拿出来看，似乎也把这种阅读当作了生活的一部分。直到有一天，他有了新的发现：日记的作者是位女性。“有哪个男人不想偷窥女人脑子里的想法呢？”（34页）于是，快被浇灭的阅读热情又被激发了起来。

性别身份的确认对于解读一个文本是很有帮助的。有些女性主义者希望消解掉文本中的性别身份：只需要知道我是作家，不必知道我是女性作家。这或许是一种理想，但却很难达到。就如波伏瓦所言，“凡是具体的人总是单独被确定的……任何女人都不能真诚地自认为置身于自己的性别之外。”（[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8-9页）文本自有其性别身份，我们只是需要平等地对待这种身份。

作者性别确定之后，日记的解读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她”如同其他同龄少女一样，上学、画画、做着艺术家的梦，也有着对于爱情的憧憬。“她”在日记中反复画着一个“扁脸人”，经过亚历山大的反复考证，那是电影《理查三世》中的克莱伦斯，这个角色成了她的梦中情人：

星期一夜晚，应该说是星期二早晨，做了一个美梦，梦到了克莱伦斯！他身着棕色长袍，躺在地上哭泣，袖口掩住泪水，令人产生一种模糊的、很有色感的[很撩拨的]美好梦境。管它什么责任，呸，真想和他有私情！（44页）

犹豫的解读者

亚历山大继续细读这些日记，他慢慢习惯了这种阅读，也把日记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但他在追根溯源和静观欣赏之间陷入了犹豫。

解读这样的日记，其挑战在于，日记作者太普通了，普通到难以从日记中发现任何可资阐释的“意义”。但对于亚历山大来说，阅读的乐趣也就在于，作者太普通了。历史学者一定会按图索骥，追索出日记中所有的蛛丝马迹，如果日记有“价值”的话。但亚历山大更像是艺术家，他学会了以欣赏的态度去观察，在应当止步的地方停下来。

亚历山大一直呵护着日记作者普通人的身份，生怕在日记中看到更多线索，最终证实她是某个名人。他在剑桥公共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对图书管理员说：“如果您发现了她的名字，麻烦您把名字盖住可以吗？”一位普通人，有着一种“安静的普世感”，一位普通人也就是所有人。而一位名人，则只能是他自己，不再是其他人。亚历山大写道：

一部匿名者日记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有可能属于任何人。甚至给“我”一个名字，都会毁掉让这些日记精彩纷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一种安静的普世感。如果我想了解我在街上路过的女性，或者在火车上坐在我旁边座位上的女性，她们都在想什么，我想这些日记本将给我答案。如果给那位日记作者一个名字，那么她就会变成一个陌生人，一个不想接受我凝视的陌生人。（48页）

亚历山大的耐心挽救了这些日记。有多少日记是因为其作者寂寂无名而被丢弃或束之高阁的呢？人们对于重大事件和八卦新闻才有兴致，对于平淡无奇的琐碎生活，毫无兴趣。

亚历山大怀着孩子打开宝箱时的矛盾心情来查看日记，一方面他不愿解开谜底，另一方面他又想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他利用日记的片段信息，追查到日记作者曾住在怀特菲尔德庄园，曾就读于皮尔斯女子学校，曾在剑桥公共图书馆短暂工作过。他求助于笔相学家研究字迹，求助于私家侦探分析写作背后的心理。但是亚历山大又谨慎地不想多了解她：

只要不叫玛丽的女人一直身份不明，她就有价值。她身上让人感觉有意思的，正是她的普通，正是因为她写了那么多普通的事情。假如她很有名，就毁了这个故事。（第113页）

什么是平凡生命存在的证据？

谜底还是在慢慢被揭开，比如，亚历山大知道了日记作者的名字：劳拉。

从年轻时的日记中，就能看到劳拉不断地提到，自己必须要完成一个“伟大项目”。但她一直没有明说伟大项目指的是什么。在反复的阅读中，亚历山大明白了，劳拉所说的伟大项目，就是写日记。“劳拉唯一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写她的日记。”（163页）

劳拉很能写，积累下来的日记字数很多。在年代稍早的几个日记本中，

每本都写有15万词，时间跨度大约是两个月，每天2500词。一般英国人每分钟可以写30词，假设不停下来思考，也不停下来歇歇手，那么，这个人每天平均要花1小时23分钟，来把自己的想法卸载到纸上。没有少于40分钟的情况。偶尔几次，可多达3小时。（17页）

她把写日记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一位普通人来说，生活中实在是没有这么多要记录的东西。劳拉似乎把生活的细节都照搬到了日记中。日记的内容太平凡、太琐碎了：

晚饭我把菜花梗热了一遍。

我确实喜欢菜花梗，就连热了一遍的也喜欢，喜欢它们的程度超过了橙子和草莓。

我刚开始食用一颗新的菜花。

这些琐碎的内容看起来让人绝望，就像每天缠绕着我们的那些琐碎的生活蛛网一样。人往往习惯于生活在由事件和意义编织的时间之网中，个体的渺小每天要由与自己无关的新闻事件来作参照，无聊的时光要靠政治黑幕和花边新闻来填充，这样才能让我们不至于陷入纯粹的虚无之中。靠着无数的幻相，人们建立起身份、名气和地位，但当午睡初醒的某一刻，会突然惊觉自己原来也只是一具幻相而已。生命之真谛就在缓慢不息的时间脉动所激起的生活涟漪之中。幻相中的生活，倒不如琐碎的平凡更真实。

劳拉一直有着文学的梦想，就像无数曾怀有文学梦的年轻人，她想要成为“一位关于莎士比亚的权威和作家”。但也如多数人的命运一样，她有着文学的梦想，却缺乏这样的才华。许多人不愿接受自己的平凡，但对于人生来说，接受自己的平凡，或许就是不平凡的开始。后来劳拉不再把艺术作为自己的专业追求，但却在心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艺术的世界。写日记，其实就是在经历二重的人生。她在日记中营造了一个世界，让自己的精神能徜徉其中，就如同艺术的世界一样：

我的日记现在已经是一件艺术品了——尽管它非常私密，我却不怕人们来阅读它。（48页）

对于一位平凡的人来说，尽管写日记这件事本身称不上有多么伟大，但是，这样平凡的事，却因为劳拉的坚持而确实变得伟大了。劳拉的这一百四十八本日记，只占了她所写日记的八分之一。她有一千多本日记，差不多四千多万字。据亚历山大后来的考证，劳拉应该是“有史以来已知的写日记字数最多的日记作家”。（244页）

这不就是伟大么？

一粒认真的尘埃

亚历山大接手日记后的十二年间，花了五年时间去阅读和研究，他好像是在通过万花筒去观察劳拉的世界。他慢慢了解到，劳拉只是怀特菲尔德庄园的管家，一生未婚，她爱恋的对象是两位老年女性：一位是劳拉在十四岁时遇到的六十四岁的女钢琴家E.朱利奇夫人，一位是九十九岁的女营养学家哈丽雅特夫人。与她们的感情一直延续到她们陆续离开人世。

在日记中，这位女钢琴家的代号是E。劳拉与E夫人之间，没有性，只有单纯的爱。E许多时候完全操纵了劳拉的生活，亚历山大的阅读感受是，“劳拉就是E所操控的机器人，劳拉就是E所塑造的行尸走肉”。（161页）

亚历山大对于劳拉喜欢上一位年龄相差几十岁的女人迷惑不解，他去请教自己的钢琴家朋友。他们根据日记推测出可能的原因——E为劳拉演奏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是，E为劳拉进行了单独的演奏。

钢琴家朋友分析道：

你看，一个心灵受困的少女走进了房间，然后一位钢琴演奏家就开始单独为她演奏这支曲子，只为她演奏，而且是在一架大钢琴上演奏——很显然，她就会坠入爱河！（186页）

劳拉在日记中书写着自己的梦想，小小的成功，莫名的屈辱，令人忧伤的下午。她在现实中是一位平凡到尘埃的人，在自己的日记中也不算是成功者。但无论她在现实中遭受到了什么，在日记中，她每时每刻都会认真地对待自己，就像认真对待生活那样。亚历山大观察到：

从早期日记到这些色彩鲜艳的晚期日记，所有字母中唯有一个一成不变。写这个字母时，写作者总是小心翼翼，满怀敬意，结尾的小横杠也是一丝不苟，这似乎没有必要，因为这样一定会明显降低写作的速度。但是，对于这个字母的处理，绝对没有妥协。这就是大写字母“I”［我］。（180页）

普通人的日记，不是历史中“执拗的低音”，也不是时代中的“无名”写作。因为“低音”和“无名”，都还是能发出的声音，只是在当时的语境中被压制或被忽略罢了。而普通人的日记，或许就只是历史的尘埃而已。但个体生命的存在，并不需要被“高音”和“共名”来赋予意义，而首先需要的是个体对于自我的认真态度。

就像劳拉，就算是尘埃，也要做个伟大的尘埃。

文本与现实的交织

亚历山大在犹豫之间其实慢慢在深入劳拉的生活世界，就像面对一位相识已久的老友。他看到的劳拉，每一个片段都很真实，但又很难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存在。或者因为他潜意识中在拒绝拼接，而只想停留在日记的碎片中。

终于有一天，他接受朋友的建议，试着把日记按照日期排列起来。当做完这件事之后，他惊异地意识到：劳拉还活着，而且就住在附近。

如果是一部小说，这会是一个尽管精妙，却有些套路化的情节。但在现实中真实地发生，就让人不能不惊叹世事之神奇。亚历山大和作为读者的我们，一直是通过日记来认识劳拉的。但日记中的劳拉与现实中劳拉相比，毋宁说是第二个劳拉。亚历山大一直以为日记作者已经去世，而现在，她竟然还活着。有见她的必要吗？又该如何面对她呢？

亚历山大还是一步步走近了真实的劳拉。他查到了劳拉的房子，“像一只一动不动的苍蝇那样，栖息在人行道的旁边。院子的前墙朝向公路，上面有一道玻璃门和侧板。信箱里面的邮件已经堆积得很高”。（207页）

2012年，经过多次的通信预约，亚历山大最终见到了劳拉。当亚历山大出现在门口时，劳拉说话的样子，似乎像是“一直都在期待着我的出现”。（244页）劳拉已经得知了那一百四十八本日记的经历，对于她来说，亚历山大似乎就是日记“隐含读者”的现实化。亚历山大花了五年时间来解读她的日记，在某些方面，似乎比劳拉自己都了解她——当然，是日记中的她。而对亚历山大而言，门口站着的那位老太太，则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现实中劳拉还是每天在写日记，见到亚历山大的那天，就正在写一篇有关亚历山大的日记。因为之前收到了亚历山大的明信片和邮件，他已经走进了劳拉的日记世界。不知道亚历山大看到了劳拉当天的日记后，是否会在文本与现实的交织中感到眩晕。

在交谈中，亚历山大发现，现实中的劳拉与他的阅读印象相差无几，谈话就如同发生在两位老朋友之间。他明知故问地问：“假如有一天您不再写日记了，您会有什么感觉？”——“我就会感觉不到自我了。”（225页）

在聊天时，劳拉——这位世界上写日记最多的人，谈到了她写日记的原因：

我就是喜欢写作。我喜欢那些词语的声音。自从12岁起，我就开始这么写作了。我就是喜欢笔落在纸上的那种感觉。（224页）

这种感觉，就是一个认真生活着的人对于生命的感觉。

至于意义，管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