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存在于我已经写就或即将撰写的书中。”
——加莱亚诺
加莱亚诺说:“时间之风迟早会抹去一切足迹。”但书会持续得久一点。
他离开于2015年，短暂的喧嚣纪念后复归平静。相比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聂鲁达等引进国内更早、声名显著的南美作家，加莱亚诺在中国并不那么出名，人们不了解他作为反抗者的一生，也没读过几部他写的作品，即便是文学爱好者，多数人对加莱亚诺的了解也仅限于一笔带过。但加莱亚诺又是一位很丰富的作家，他参加革命，做过流亡者，深入中下阶层各行各业，一生为左翼平民文学著书立说，在南美洲，加莱亚诺是一个有鲁迅气质的作家，他的小说、散文不回避政治，像冷枪一样投掷于禁区深处。例如在文集《拥抱之书》中，加莱亚诺就通过191篇文章，掷地有声地揭露了拉美军事独裁政府的血腥一面，把那些被掩埋的历史重新打捞出来。
加莱亚诺
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时日之子》中，加莱亚诺更进一步，用民族志、非虚构和散文结合的形式，照亮历史洞穴中不为人知的角落。据这本书的编辑统计，书中至少出现了这些与军事独裁政府有关的案例：
“在流亡中去世的诗人，无法知道半个世纪后祖国为其恢复国籍；士兵杀戮人民，而正直的妓女们拒绝为其服务；企图审判上帝的法庭，将一本圣经放在被告席上，并最终以对天空开枪作为“行刑”；受军事组织保护的公司，用枪击溃了工人的罢工，而死去工人的抚恤金却一分都没有给到家人手中……”
他们的一生，被政治画上分界线。曾经幸福的人，被迫走上流亡道路。曾经举杯共饮的朋友，政变后天人两隔……
如今，当人们提起南美文学，人们往往会记起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波拉尼奥这一个个璀璨的名字，但和他们同时代的加莱亚诺，却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土中，偶尔被一些文学拥趸和左翼青年提起，说到作家最有名的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加莱亚诺是作家的母姓，1959年底，他用这个名字（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开始写小说，从此名声大噪，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声音。他凭借《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享誉全球，也因为他的入狱、流亡经历，被归入拉丁美洲流亡文学地图的谱系中，在这个谱系里的，还有书写流亡诗人的波拉尼奥、以革命同志为主角的普伊格。
作为一位旗帜鲜明的左翼文学家，加莱亚诺警惕垄断的资本，他的左翼立场令他对一切可能的垄断（包括权力主导的专制）保持距离。可他又清楚地意识到世界的趋势，在一个左翼浪潮被挫败、新自由主义秩序正蓬勃发展的年代，加莱亚诺注定是悲观的，他写革命者，写革命家如何成为独裁者，忠实乃至有些顽固不化地书写拉丁美洲的阴影和血雾，背后都是对“平等”的一种朴素热情。如果平等已无望，就在文学中实现平等。如果反抗被消解，就在文字里继续反抗。
他曾写过一本《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那是一本写给反抗者的书，更是加莱亚诺献给阴影里的人的一份深情回望。加莱亚诺内心是有一个故乡的，但这个故乡指的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乌拉圭蒙得维的亚，而是一个精神意义上，抗争者的故乡，那是一片热血丰饶之地，也是爱与黑暗交织的流亡之都。在独裁者上台的年代，很多学者、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流亡到了蒙德维的亚，这对加莱亚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促使他成为一位富有行动热情的左翼文学家，在这一点上，他的书写可以和波拉尼奥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对读。所谓地球最后的夜晚，既是理想错付后无家可归的荒芜，也是末日之前仍可仰望星空的温柔，最后的夜晚，老年人踏入火焰，年轻人怒斥黑暗，曾经分离的朋友，在篝火旁重温旧梦。
如同《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中译版编辑赵芳所说:“他写易朽的人，他们燃烧时流汗，恐惧时颤抖，彷徨时沉默，被欺骗时流泪，被夺去爱与生命前呼喊着要再活一次。他写他们抗衡毁坏的能力，追逐快乐的无畏……公鸽子在舞会上死去，母鸽子把悲恸留给明早，因为在无边的哀泣来临前，必须让生命尽欢。这些像朝霞和夕阳一般明艳的故事，歌咏着最粘稠的生之依恋，也是死而复生的庄重寓言。”
《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
我很喜欢《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的一则短故事：《为什么鸽子在破晓时分哭泣》：一只公鸽子和母鸽子去舞会跳舞。在一场打斗中公鸽子被杀死了，有人想害他。舞会美轮美奂，母鸽子不想停止享受，她说:“今晚我要唱歌，明天早上我会哭泣。”这句话可以浓缩《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一个用温柔诉说残酷的故事。加莱亚诺“倚着炉灶里炭火微弱的热度，讲出关于悲恸灵魂与屠戮的故事”，这些故事有长有短，有诙谐也有诡异，有很多故事，简单一句话，是一个人生命的一座山。绑架、行凶、酷刑、暗杀，但更让人绝望的不是这些，而是曾经拥戴的理想主义英雄，在得势后成为变本加厉鞭笞民众的恶龙。比如加莱亚诺对庇隆主义的反思。这让他不仅仅是一位空有一腔热血的左翼青年，而是一位成熟但不改批判立场的文学家。
为人所知的是，他不仅写小说，也是个狂热的足球迷。每届世界杯，加莱亚诺的足球评论都会被引用。他怀念1950年，来自乌拉圭的斯基亚菲诺成为民族英雄的那年世界杯决赛。面对强大的巴西，根据当时的赛制，他们必须获胜才能捧杯，而巴西只需打平即可夺冠。在马拉卡纳球场20万人的呐喊声中，乌拉圭早早落后，巴西球迷已经准备好庆祝，可斯基亚菲诺却挺身而出，他在第66分钟头球扳平，拯救了乌拉圭。11分钟后，他的队友吉吉亚又打进反超进球，帮助乌拉圭在巴西人的眼皮底下捧起世界杯！
加莱亚诺喜欢那时的足球，原始、灵动、崇尚自由。作为一个南美老左派，他认为今天的足球已简化为一种职业，屈服于资本与政治之下，没有了游戏的乐趣。他在《足球往事》中调侃道：“大家都在退守，几乎没有人突前。他们筑成一座中国式钢铁长城，守卫着己方大门，只有一名‘平原游击队员’在前场游弋，伺机反击。”出于对自由与才华的迷恋，他热爱克鲁伊夫、马拉多纳、济科式的华丽缱绻，鄙夷西蒙尼、穆里尼奥式的实用至上。但现实往往不如他所愿。
他写足球，也写政治，在他的《拥抱之书》里有一个细节：
“六年以后，与恐惧对抗的左派赢得了智利大选。
‘我们不允许……’亨利·基辛格警告道。
一千天后，一场军事暴动轰炸了政府宫，把萨尔瓦多·阿连德推向了死亡，对更多的人执行了枪决，并用谋杀民主的方式拯救了民主。在圣地亚哥市，足球场变成了监狱。成千上万名犯人坐在观礼台上，等待着命运的决断。一个戴风帽的人在台阶上走着。没人能看到他的脸，他却能看到所有人的脸。子弹从他眼中射出，这个戴风帽的人是个社会主义的叛徒，他走一会儿便停下来用手一指。
那些被他指到的人、他曾经的伙伴走向了严刑拷打或死亡。
士兵把那个人捆走了，他的脖子上拴着一根粗绳。
‘这个戴风帽的人看上去像条狗。’犯人们说。
‘但他不是狗。’狗说。”
在《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中，加莱亚诺续写了悲剧，他惋惜道:“所有这些都不在了。”贫民棚房被拆掉，穷人被遮蔽在远离游客的地方，城市中的许多神则跟着走了，亚当·斯密和墨索里尼结合在了一起。他所警惕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家和法西斯政客的合流，达成一种更隐蔽却更专制的管理模式。
加莱亚诺的担忧有其历史背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为了阻止智利等国的左翼政权发展，美国开始支持一批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多数由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导，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习），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为南美多国的军政府提供经济策略。以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军政府上台为代表，南美出现了一股独裁军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结合的潮流，与此同时大批同情左翼的学者、知识分子被抓、被监禁、被枪杀，加莱亚诺和波拉尼奥同情这些流亡者。
《加莱亚诺传》
所以，书中一篇短文是这样开头的：“只有价格是自由的。在我们的土地上，亚当· 斯密需要墨索里尼。自由投资，自由价格，自由兑换……危机年代，难道不就是自由派变保守派，保守派变法西斯吗？”
然后，他写下了一个隐喻:
一个政治家、经济学家在《国家》周刊上写道，经济不是中立的，技术也不是，两周后他在华盛顿街头被炸死了。
加莱亚诺希望用文学打破人们对南美洲的偏见。长期以来，在以欧美为主导的文学叙事里，南美是一片野蛮的、神秘的甚至充满混乱的土地。有一次《花花公子》采访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就提到:“五十年代有一次去欧洲旅行，有人就问他：‘你怎么能居住在人们出于政治原因而彼此残杀的南美洲那些野蛮国度里呢？’马尔克斯觉得愤怒，他曾回击道:“我们那些国家只有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欧洲国家比这古老得多了，经历的残暴时期远多于我们拉丁美洲正在经历的。如今在他们看来我们是野蛮的！我们从未发生过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野蛮革命！瑞士人——自认为是伟大的和平主义者的干酪制造者——是中世纪欧洲最为血腥的雇佣兵！”
和马尔克斯一样，加莱亚诺也在文学中复活自己生活过的南美，一个不只有混乱和骚动，也富有人情味和生命气息的地方。加莱亚诺对革命友谊的书写，对那些用生命投入一份事业的南美理想主义者的描绘，让南美洲在它笔下呈现出浪漫的生机，在加莱亚诺的文学里，南美不是欧洲中心论的附庸，南美的文学趣味也不跟随欧洲人、美国人的趣味流动，南美根据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趣味，一种扎根在历史深处、与殖民和反殖民、现代化和反思现代相伴相随的文学主张。在这里文学不是远离现实政治的乌托邦，文学的性格恰恰是在现实政治中熔炼。如果说博尔赫斯象征着一种逍遥的美学，加莱亚诺则代表着南美的另一面——对苦难和革命毫不回避的冷峻书写。
因此，如果要深入南美文学，既可以去读鼎鼎大名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也不妨走进加莱亚诺的文学世界。在那里你会读到一代人的抗争与挫折，也能领略南美文学扎根于平民主义的一面。作为平民文学的倡导者，加莱亚诺无愧于“拉丁美洲的良心”这一称谓，很多时候，在面对并不人道的事情时，舆论保持了近乎愚蠢的沉默，而这时，“站在人这一边”抗争的声音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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