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新探——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

本文整理自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安东强教授在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上的演讲。

安东强教授在进入史学研究领域之初，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博士后研究的出站报告都着眼于清代典章制度研究范畴，近年来则逐渐将重心转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领域。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讲座就这一问题的学术史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承接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经典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老问题的新魅力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是一个学界的老问题。早在辛亥革命之际，报界就已经开始编纂革命的实纪和回顾革命的历史。在政权鼎革之后，有关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各类纪念活动更是持续不断。在民国时期，诸如冯自由编纂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革命逸史》等书，迄今仍是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改革开放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领域出现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如翻译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章开沅先生和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及金冲及先生和胡绳武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等代表作品。直接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为题，就有我系陈锡祺先生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和沈渭滨先生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可以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累累硕果，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一块学术高地。

这样一个吸引了诸多前贤后进投身其中的学术领域，无疑有着常看常新的魅力，其中涉及的重要学术议题有着超越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的内涵。（一）体制的变革：中国经此完成从帝制到共和，这不仅是中国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帝制的崩溃，还是东亚世界第一个“共和国”，无论从中国史的制度脉络来理解，还是从全球史的视角来审视，都是一个重要的体制变革。（二）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分水岭：许多学者都已关注并努力呈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的制度与知识、观念的经此一时期的变革，前后截然两分。（三）“革命”世纪的开端：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从“革命”术语的转义，到“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乃至多套“革命”话语体系的论争，不仅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发展，而且内化为国人思维与行为的一种特质。这些问题都难以绕开“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这个学术议题。

陈锡祺先生（左三）与同仁在孙中山纪念馆合影

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

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历经三四代学人的开创与积累，已经成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的一个特色。作为研究传统的奠基人，陈锡祺先生曾自述称：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的研究工作主要以孙中山的事业和思想作为对象。一个重要的因缘便是1955年陪研究孙中山的苏联学者谢宁参观孙中山故居，感受到“连外国都如此重视孙中山，我们中国人自己应该做更多的工作”，而在一所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里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研究孙中山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后来将研究重点放在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和活动上，完成《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一书。

另一方面，中山大学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非常重视。在1953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86周年、中山大学校庆29周年之际，孙中山先生纪念室举行开幕。后来在纪念室的基础上建立孙中山纪念馆，并由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题字。

陈锡祺先生带领同仁在“文革”结束后创办了孙中山研究室，又于1986年升格为孙中山研究所，并负责孙中山纪念馆的管理工作（当时在今天中山大学南校园保卫处的红楼）。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永芳堂的落成，历史学系、孙中山研究所、孙中山研究室和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迁入一栋楼内。在研究方面，研究同仁也先后推出“孙中山研究”的系列品牌作品：（一）编辑《孙中山研究论丛》，自1981年起先后出版十数集；（二）参与主编《孙中山全集》第5-8卷；（三）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下册）；（四）出版“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五）主编《孙中山研究》（集刊）；（六）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10卷）；（七）编著《孙中山史事编年》（12卷）；（八）主编《孙中山全集续编》（5卷）；（九）主编《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集》（第一辑10册）。此外多次发起和主办孙中山研究相关主题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可以说，正是以孙中山研究为基础，中山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才发展成为海内外近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学术重镇。

《孙中山全集》

陈锡祺先生在晚年曾总结称：“也许有人认为，经过了中外学者几十年的努力，孙中山研究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我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心目中的孙中山，并不是孤立的个人，研究孙中山必须研究他所处的时代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必须研究他的国际交往，必须研究他同时代的一批人物，包括他的敌人。……在孙中山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我们也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很多与孙中山相关的资料，例如他人给孙中山的函电，以往很少人注意收集整理。”我的师长辈、同辈学人所从事的也正是陈先生所指示的努力方向之一。

因缘上一代师长辈的学术师承关系，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与华中师范大学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两个研究传统的整合和延续，“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则成为后辈人在坚守中前行的学术使命。以目前学力而言，尚不敢贸然言“承续”的大话，因为“承续”二字实是能够“承前启后”的学者才具备的学术资格，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的“守先哲之遗范”，而又“示来者以轨则”之谓。在我心目中，桑兵老师主持编纂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孙中山史事编年》《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集》，正在编撰《孙中山纪念编年》和《孙中山图像编年史》等书，以及关于辛亥革命的三本新出专书，无疑是“承接”孙中山研究和辛亥革命研究传统的标杆作品。这对于后辈如何揣摩承接前贤治学之道具有示范作用。

新探索与新视角：对“革命对手方”的关注与研究

与此同时，学界尚有研究者从不同方面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的问题，也对前人聚讼纷纭的大问题、小问题进行了扎实的探索。如陈建华教授《“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以各个专题的形式，对近代“革命话语”兴起和影响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检讨，启示应梳理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历程、系统及在不同层面的折射和反映。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又推出一系列的资料汇编和研究著作，加上此前8卷本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为深化辛亥革命史指示了路径。黄宇和教授《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一书，则以章节体例和细致的考证相结合，详细爬梳了孙中山早年成长和革命活动、言论的诸多议题，虽叙述过于枝蔓和繁琐，却提出和解决了许多问题。尤有启发的是，这种著作体例，对于国内当前重专题论文、轻综合叙述的风气也有一定警示作用，或许在解决学界的老问题方面更有效力。

正如陈锡祺先生的教示，在中山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研究孙中山是一种责任和使命。我在参加工作后便加入孙中山研究团队，参与编纂《孙中山史事编年》，具体承担1906年1月至1911年12月的部分，后来成为这套书的第2卷。通过长编考异之法，陆续排比固有、新出的研究成果和文献，也发现一些新的研究空间，陆续完成《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认识及侦缉机制》《清政府查禁〈民报〉问题探析》《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府》《辛亥广州起义与清末政情》等专题论文，着眼于“革命的对手方”视角来审视孙中山及革命党的言论、活动的冲击和影响。

这也是解决自己多年的疑惑：在学习中国近代史，常见各类通论著述中讲各类反清起义沉重打击或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那么所谓打击或动摇清朝统治秩序的具体历史形态如何展现？我想，如果从“革命的对手方”的视角，探讨清政府各方如何认知孙中山、革命党及革命话语、革命行动和革命制度等问题，或许反而能够更清楚表明辛亥革命的兴起和对清朝统治秩序的冲击。

“革命的对手方”的研究视角，旨在跳出革命史的叙述框架，但又不抛开革命史的主题。在叙述主体方面，不仅以孙中山及革命党为主体，不片面以革命党的是非为是非，而是要把各方纳入历史叙述的整体之处，把握各方的互动关系。在叙述层面方面，不满于叙述事业、人物、主张（注意与思想的区别），还要注重各类话语体系、制度与秩序、人脉关系及时人的思维与行为。尤其需要澄清的是，“革命的对手方”不仅指革命的对象——清政府而言，还包括革命言说、论争的所有对象，乃至革命党内部关于革命话语体系的共融、共享及分歧。

在这个思路下，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努力之处。首先，要呈现历史人物的鲜活性。在《孙中山史事编年》之后，现在又参与康有为与梁启超史事编年，希望能够对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历史形象，既能客观呈现他们本来面目，也能呈现各方政争视野的形象偏差，不仅呈现历史人物的实相，而且能够反映各方关于历史人物的神化、矮化及各类形象叠加的历史过程。

其次，关于革命的知识、概念、主张等问题，不仅是摘录各报刊上的言说文字，还应当探索言说文字背后的知识来源、借鉴运用、言说对象，以及不同受众者的认识和反应。换言之，应当将革命的知识、概念、主张等问题视为一个生成、运用和接收、辩驳的话语体系、演变脉络。知识、话语的流动性，至少应与历史进程的时间变迁、空间转换、人物视差形成一个互动演进的历史整体。

最后，探讨从革命话语到革命行动、革命制度层面的转化，尤其需要注意其间转化的层次、媒介与过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开端，也是近代革命的枢纽，诸如革命宣传与革命动员、革命制度的构建、革命权力的承载等问题，不仅改变了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制度结构体系，而且国人变换了认识制度、组建政权形式和审视权力的思维与模式。毫不夸张地说，此一问题迄今仍是制约国人构建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因素。

评论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彭剑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涛副研究员作为评论人发表了学术评议。讲座主持人为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建标教授。

彭剑教授认为，以往一些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是处于对“革命对手方”研究不清晰的情况下，对清政府方面认识不足，仅仅是“抹黑”。章开沅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说过，要加强对辛亥革命历史土壤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加强“对手方”研究的重要性。彭剑教授从个人学术经历出发，感到仅仅使用革命派自身的文献并不足以理解辛亥革命。同时，尤其要防范被革命派的思想理论引导，而局限于革命史范式中无法跳脱。第二是注重个性的书写。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史积累延续性非常强，新一代的学者能否再迈出一步以及如何突破，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由此，彭剑教授指出不应对目前已有的丰富学术成果产生畏惧，而要注重阅读原始史料。

第二位评论人徐涛副研究员提到，如果从人物与政治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孙中山可以说是最具有枢纽性质的人物。中山大学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并且多年来都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引导性的地位，一代代学者所做的工作有利于以后研究的继续开拓和深入。伴随着新史料的出现，以及研究机构的依托，加之纪念活动的推动，这一议题仍有很多空间值得开拓，例如从孙中山的个人档案入手会带来很大的启发。

最后，主持人马建标教授指出，这些年近现代史研究出现的一种转向，是对历史人物研究的回归。比如，史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以及与孙中山相关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再次引起众多青年学者的关注。深入开展对重大历史人物及事件史的研究，可以更好的揭示历史的复杂性。“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如果忽略“人”的存在，就很难把历史说清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其核心主题是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及社会转型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术”与“政治”的结合最密切的一个典型代表，若干年后的历史学家在梳理今天的这段学术史时，或许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