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田文库”与在华日侨文人

从1945年3月24日来到上海至1947年1月4日回到日本，堀田善卫在沪上生活了总共一年九个月。与内山完造、井上红梅、小竹文夫等长年定居沪上的老日侨相比，堀田善卫的上海时代尽管前后持续时间不长，却留下了相当多的具有研究价值的文人史料。2008年堀田善卫逝世10周年之际，日本神奈川县近代文学馆举办了大型“堀田善卫展”，公开展出其馆藏的300余件堀田手稿资料，并同时发行了附有详细说明的展品手册。其后神奈川文学馆又陆续公开了13000余件堀田留下的日记、书信、记事本、备忘录、作品手稿、创作笔记、读书笔记等资料，并将其整理成“堀田文库”提供给国内外读者查阅。“堀田文库”的出现极大推动了堀田善卫专题研究的发展，促使堀田研究获得学界的重视，并在近年成为近代中日文史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学术话题。

堀田善卫

堀田故乡的海运历史展览馆和堀田善卫纪念馆“海风会馆”

在堀田所留下的数量庞大的手稿资料之中，尤其引起学界关注的是1945～1946年堀田在上海期间所写的私人日记。堀田善卫的上海日记由三册平装笔记本构成，其中一册为A4版大小，另两册为A5版大小，三册日记的正文部分共计261页，采用钢笔和铅笔混合书写，日记的手稿原件现收藏于神奈川近代文学馆“堀田文库”。

日记第一册封面处印有“支那方面舰队报道部”字样，正文从1945年8月6日开始，到1946年11月29日结束，记录了堀田善卫在上海前后一年多的生活经历，堀田对在华日侨群体战败期行为表现的观察以及对战后转折期中日关系的个人思考。2008年，日本学者红野谦介曾对该日记进行文字整理，并于同年通过东京集英社编著出版了《堀田善卫上海日记》。尽管在整理和校注上存在一些细节问题，《堀田善卫上海日记》的问世仍然极大推动了之后有关堀田文学作品的研究，同时还为解读二战前后在华日侨文人的生活史、言论史、思想史和中日交流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神奈川近代文学馆编《堀田善卫展》手册（左）和红野谦介编《堀田善卫上海日记》（右）

由于堀田善卫在上海生活的时期正好与日本战败和之后的日侨遣返时期相重合，他的日记是后人了解日侨群体在中日关系转折期的实际生活样态及思想变化的一级史料。堀田善卫的上海日记还涉及战后滞华时期他在国民党政府机构的留用工作经历，对于研究国民政府的战后对日政策和对日宣传的工作方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除此以外，堀田的上海日记还记录了作者对内山完造、小竹文夫、武田泰淳、林俊夫、竹本节、岛田政雄、石上玄一郎等其他日侨文人意见领袖的各类言行观察。这意味着针对堀田善卫的研究可以成为考察整个上海日侨文人知识分子群体的切入点。

除了上海日记以外，神奈川近代文学馆的“堀田文库”还收藏有堀田善卫在上海时代使用过的记事本、地图、照片、导游手册、作品手稿、友人书信、工作文件、遣返证明等大量有研究价值的一级史料。本书试图以堀田善卫的上海时代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堀田的日记、书信、笔记本、作品手稿以及公开出版的小说、诗歌、评论、随笔、回忆录、座谈会讲演记录等资料，梳理和解读1945年前后堀田善卫的在华生活、战败体验、战后留用、遣返归国以及同时期的作品著述。与此同时，本书还调查了堀田侨居上海期间直接或间接参与出版的沪上各类日文报刊，试图以堀田善卫的言论著述为线索，挖掘和整理《大陆》《新大陆》《大陆往来》《上海文学》《江南展望》《导报半月刊》《新生》《改造评论》《改造周报》《大陆新报》《改造日报》《改造儿童新闻》等1945年前后上海地区发行的主要日文报纸和日文杂志；本书试图以堀田善卫为导引，梳理1945年前后上海日侨言论界及日侨文人知识分子群体的言论空间。

1947年1月堀田善卫离开上海返回日本后，陆续发表了《波涛之下》（1948）、《共犯者》（1949）、《无国之人》（1949）、《被革命的人》（1950）、《祖国丧失》（1950）、《彷徨的犹太人》（1950）、《齿轮》（1951）、《汉奸》（1951）、《断层》（1952）、《历史》（1952～1953）、《时间》（1953～1955）等大量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作品。这一系列中国题材小说的发表很快引起了日本文坛的关注，当时还是青年文人的堀田善卫由此崭露头角，成为战后日本新生代作家的旗手。特别是日本战败后最初的10年里，堀田善卫是书写中国最为活跃的日本作家之一，在战后的日本文坛，他实际上扮演了“中国解说人”的角色。堀田创作的一系列中国题材小说无一例外基于他的上海生活。本书也将针对这些小说文本进行分析和讨论。

堀田学生时代参与编辑的文艺杂志《磁坐》、《山树》和《诗集》（上）；战后上海的日文综合杂志《改造评论》创刊号和堀田发表的评论《反省与希望》（下）

根据中国国民政府于1945年10月制定的《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政府计划每月遣送15万名日本人回国，其中经由上海遣返的日侨（包含复员日俘）为每月64000名，上海地区计划遣返日侨总人数为807478人，约占整个中国战区待遣返日本人数的40%。关于上海日侨遣返史的研究，以往国内外学界主要关注遣返政策的制定过程、遣返政策的实施过程、遣返的具体经过和遣返工作对战后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影响。本书在继承先学成果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以往关注较少的日侨文人知识分子群体之上，试图从文人言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上海日侨遣返的历史足迹，并以上海为切入点，梳理在华日侨社群的战败期言论空间和言论职能。

二战后日本的社会公共言论通常将海外归国人员称作“引揚者”（中文译为“遣归者”），这一称谓在日本学界沿用至今。与之相对，同时期战后中国报刊上则存在多种不同称谓，除了今天最常用的“遣返日本人”以外，还有“遣归日本人”、“遣送日本人”、“撤归日本人”、“回送日本人”、“送还日本人”、“归国日本人”等等。之所以会出现多种不同称谓，一是由于战后中国各地日侨社群的生活境况存在巨大差异，二是因为即便是同一地区的日侨社群，不同阶层群体的境遇也有较大差距。相比战乱中的平津、东北地区，上海日侨社群受惠于当地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享有远为宽裕的战后生活条件，堀田善卫等部分日侨文人知识分子们甚至还拥有以留用日籍人员的身份继续在华工作的自主选择自由。对于此类日侨群体，使用半强制、半含主动性意愿的“遣归”一词比完全被动的“遣返”更符合历史事实。本书将根据具体的文本语境和史料引用的实际需要采用相对应的称谓。

1945年9月24日，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在上海设立日侨管理处，10月1日起管理处正式启动工作，这是日本投降后中国大陆地区成立时间最早的官方日侨管理机构。据上海日侨管理处宣导科在1945年11月所做统计，战后滞留上海的日侨群体中包含123名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文化界知识分子。这其中既包括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学翻译家等狭义的文坛文人，又包括学者、教师、新闻报人、出版社编辑、演艺界人士、社会活动家等具备较高的公共言论传播能力和表述意愿的广义知识分子群体。二战期间，这些日侨文人知识分子们或多或少都参与过日本政府或军方主导的对华文化工作，因而熟悉文化宣传工作的方式和政治服务型言论的话语操作模式；另一方面，相比较在华日侨社群中的官僚群体、军人群体和工商界群体，文人知识分子群体虽然同属于日侨社群的中上流阶层，但是对于日本侵华的战争责任和轻文崇武的军国体制普遍具有更强的反思意识和对日批判言论的表述意愿。

《在华日侨文人史料研究：堀田善卫的上海时代》将以作家堀田善卫侨居上海时期的言论著述为线索，针对1945年前后在华日侨文人群体的相关史料进行基于个案研究的梳理；本书力图将堀田善卫针对日本战败、战争责任及战后责任的个人书写与同时期日侨报刊的公共言论空间进行比较，分析两种言论话语形式之间的相关性和差异；本书还会以1945年前后的上海日侨文人知识分子群体为例，分析日侨文人在中日关系转折期所起到的言论职能作用、讨论日侨文人在华期间及遣归之后对中日两国言论界造成的话语冲击与挑战。

（本文选摘自《在华日侨文人史料研究：堀田善卫的上海时代》，陈童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