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超评《再造与自塑》：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再造与自塑：上海青年工人研究（1949—1965）》，刘亚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230页，40.00元

从新劳工史说起

1963年英国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的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问世，被视为新劳工史时代的开端，它为工人阶级的史学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新劳工史突破了宏大叙事，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将工人的日常生活、心态以及文化习俗都纳入到考察的范围，重新审视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向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的转变过程。

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成熟程度和觉悟程度不同阶段的两个概念：自为阶级是在客观存在的自在阶级基础上，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产生理性认知与认同，也可谓之阶级意识。对此，汤普森有自己的理解。他不把阶级看作一种实体般的存在，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且与其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在汤普森那里，没有阶级意识，便没有阶级可言。换句话说，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是同时发生的，而后者的出现需要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

汤普森从文化的视角重新阐释阶级的形成，因此，“国家”在他的研究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后来的许多研究表明，阶级的经历必定包含着工人与国家的互动，甚至于工人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的产生与国家的劳工政策紧密相关。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了强烈的塑造工人阶级群体的意志，“国家”角色之于工人阶级形成的意义和作用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也正是刘亚娟的新著《再造与自塑：上海青年工人研究（1949—1965）》的论证起点。

社会主义中国再造一支工人阶级队伍，不单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决定的，也是由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战略目标决定的。从1949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全国的职工总数从八百零九万人上升至三千一百万人。其后的三年跃进，让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这些不断被刷新的纪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青年工人来完成的。而这些青工与一般意义上工人形象的差异，则使得国家再造工人有了新的意义，对工人的改造与对青年人的教育融为一体。

革命的青年

有人说，中国的二十世纪是呼唤青年的世纪，伴随着历次社会思潮的变迁，“青年”这一社会群体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期待。1900年，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将再造少年中国的重任赋予了中国少年，并自诩“少年中国之少年”，激发了彼时无数进步青年的共鸣与效仿。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不曾想在四五年之后，这本青年读物在时代的洪流中发展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块“金字招牌”。五四新青年以反叛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讲民主、要自由，向传统文化宣战，向世人展现了青年人革新道德规范、建立新秩序的社会担当。

五四以后，又有投身民族救亡的“抗日青年”、奔赴延安革命的“进步青年”、支持联合政府的“民主青年”，青年人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目标。青年工人，也很早就进入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视线范围。重视青年工人既是出于发动革命的需要，也符合共产党人对革命胜利后新政权的设计（21页）。按照共产党的阶级理论，青年工人是无产阶级中最积极最革命的部分。虽然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青年工人的特殊意义，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明确的动员目标，组织上也相对虚空，青年工人还未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群体。1949年以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有足够的能力组织起一盘散沙的青工，并开始以国家的名义重塑一支青年工人队伍（24页）。

在庞大的工人群体中，青年工人除了具有年龄、工龄、技术层面的内涵之外，还有作为工人阶级“新生代”的内涵（16页）。如果不去严格区分，青年工人与新工人常常会被交替使用。1953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执行，各地对工人的需求量激增。不同出身、不同成分的青年进入工厂成为新工人，客观上冲击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中已经被整顿和识别了的工人队伍（42页）。青年工人有文化、有热情、不保守，是工人阶级中的新生力量，同时他们也因为出身各异、缺少规训，被视为亟待再造的新工人。他们既是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笔下的“积极分子”，也是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眼中的“闹事者”（第4页）。

1950年左右，中国某地，工人在一家钢铁厂进行焊接。

社会主义新人

中国共产党再造新工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塑造“新人”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改造原则和目标逐渐清晰。具体到工厂环境中，“劳动人民知识化”主要表现为各类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的兴起，以及识字运动、职工业余教育在工厂的开展；“知识分子劳动化”主要体现在知识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工厂。如果说“劳动人民知识化”主要出于普及文化教育、提升劳动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需要，那么“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提出则有着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新人”的设计中强化劳动教育，从主观上说是为缩小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但实际上也是现实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依旧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共中央高层决心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办法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工业化的国家战略产生了大量培养技术工人的需求。与此同时，受限于师资等客观条件，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发展极不均衡。为保证教育质量，教育部从1953年起对已有的办学规模进行了压缩、调整。1953年在上海市小学毕业生人数较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二的情况下，上海市初中招生人数较上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九点五；当年上海市高中招生规模与上一年持平，但初中毕业生却较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点四（58页）。这就意味着中小学毕业生中能够继续升学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部分的落榜毕业生要转入生产劳动。因此，对在校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消除轻视体力劳动的倾向，成为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1958年以后，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地方上蜂拥而上的基建项目和陡升的生产指标，更加大了工厂企业对新工人的需求量。招工企业纷纷把目标瞄准了在校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学生争夺战”。升学危机和招工企业不遗余力的宣传让不少学生及家长认为“逢着招工机会不可错过”（100页）。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取代高小、初中生进入工厂成为学徒，再次更新了年轻的青工队伍。这些出身各异、成分复杂的知识青年进厂，也加剧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复杂性，于是一轮又一轮针对工人的教育运动循环往复。

作为城市的主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共产党人进入大上海之后遇到的工人阶级还远非一个理想的依靠对象。在实际工作中，新国家经常会遇到“依靠”与“再造”需要同时进行的难题。而工人劳模、工人作家，这些走到历史前台的工人形象，透露了新国家对新一代工人的期望，通过对他们身上共同特质的发掘，我们亦可以洞悉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

在大众传播媒体还不发达的年代，模范人物很大程度上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介。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又红又专的楷模，供身边的人们效仿。从二十五岁发明“万能工具胎”的鞍钢机修总厂工人王崇伦，到不足十六岁就发明了“细纱工作法”的青岛挡车女工郝建秀，再到上海的裔式娟、杭佩兰、丁杏清、陈修林，这些青工模范都传递了共产党对新工人的期待。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种先进性不光是在生产上，还包括在政治生活中，他们也要成为行政干部的有力推手。

郝建秀和关于郝建秀的宣传画

与此同时，新国家也有意识地在工厂里寻找文学青年、培养工人作家，作为新工人的理想形象。1957年获得世界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胡万春最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是一名普通的钢铁工人。当《劳动报》记者找到他撰写通讯时，他感到异常吃惊。在报社编辑的鼓励下，他一面查字典一面写作，最终完成了一篇小新闻。自此以后，他的小文章开始频频出现在上海的报端（122页）。与胡万春同时期的工人作家唐克新，有着相似的命运。只有小学文化的唐克新在第一次尝试发表文章时，不到千字的短文却足足出现了一二百个错别字（123页），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又一个“拿起笔来能创作、放下笔来能劳动”的工人知识分子的样板。

再造与自塑

强调国家对形塑工人阶级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只能被动接受。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与自我认同才是促使他们成为自为阶级的关键。汤普森选择以文化的方式进入这一问题，他重视人类活动中的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因而又有着“文化马克思主义”之称。回到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问题上，新劳工史的解释路径是否适用呢？1949 年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恐怕不能与西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相比拟，它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更多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塑造的结果，国家的意志非常清晰，但阶级主体的自我调适也同样重要，二者是我们理解中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的一体两面。

刘亚娟在书中也尝试着加入中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的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再造”之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新工人的“自塑”之力，是她对中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给出的两个关键变量。书中没有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方式下一个定论，而是用了“摇摆”一词来揭示阶级主体的不稳定性。事实上，可能没有哪一个主体是稳定不变的，工人阶级也在经历着分裂与重组。而国家在重塑工人阶级上的努力，包括制定各种倾向工人阶级的劳工政策、建构阶级话语，以及发起各类政治活动，都不断强化了工人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关系的认知。

对此，新劳工史同样能够给予我们思考的灵感。在汤普森之后，一场深刻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给劳工史研究者探究阶级形成问题带来了新的方向，他们意识到语言重塑文化的重要性。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多部有代表性的史学作品，从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的《法国的工作和革命：从旧制度时期到1848年的劳工语言》、斯特德曼·琼斯（Stedman Jones）的《阶级的语言：1832—1982年英国工人阶级史研究》到林·亨特（Lynn Hunt）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等，这些研究把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存在着的话语建构和政治过程提到了近乎决定性的地位。他们认为，单纯地考察工人阶级所处的生活境况，并不足以回答工人阶级意识的生成。工人们在叙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时所使用的语言或者说话语，以及斗争的方式，往往更直接地透露了他们主观意识的建构过程。

尽管这种语言/话语分析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它对解释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却很受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阶级分析几乎成为国人唯一的思维方式。不可否认，历史已经深刻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正如黄宗智所言，当官方的阶级分析话语进入人们的主观世界之中，它就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建构和宣传，而是潜移默化为一整代人的日常生活语言和行动指南。对工人而言，“工人阶级”这个身份标签给他们带来的物质生活和人生际遇的改变，更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阶级，解释了工人的阶级经历，从而塑造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阶级认同。作为“失语”的底层社会，他们的真实感受很少被历史记录下来，要发掘它们需要运用到多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再造与自塑：上海青年工人研究（1949—1965）》一书基于大量的史料解读，完成了对青年工人从典型人物到群像的“深描”，无疑丰富了我们对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新工人群体的认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阶级分析也已从政治话语中消失，但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的追问并未就此落下帷幕，有待历史的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