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

《面圣：宋代奏对活动研究》，王化雨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1月版

王化雨《面圣：宋代奏对活动研究》通过讲述两宋君臣面对面交流的多个场景，提供了一个观察宋代君相关系和皇权运作实态的绝佳视角。全书主要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分析皇帝与宰辅之外的臣僚不同类型奏对信息交流。下篇重点在皇帝和宰辅当面讨论和决策。

宋代君臣交流，很容易让人想到《水浒传》开篇，“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闻“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伤损军民甚多。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祈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敕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

这是广为流传的古代皇帝早朝画卷。读完《面圣》，我们发现其中不少戏剧色彩颇浓的内容。宋代视朝活动开始前，还有一个环节行礼如仪，可分两类。一为“常起居”，一为“大起居”，分别由不同级别官员群体，定期入垂拱殿，向皇帝行礼问安。礼毕，视朝正式开始。行礼官员退场，奏事臣僚按预定班次，分批上殿。《水浒传》的描述，应该是“大起居”，不会有臣僚出列奏事。

随后的御殿视朝，包括多种“对”：宰辅奏对、在京机构奏对、在京官员请对、轮官转对、地方官奏对等。“为中外、文武、级别高低等不同类型的官员，均提供了面见皇帝、陈述意见的机会”。

百官奏对具体方式为宣读奏事札子，其间君臣或有问答交流。凡札子言事属“可行者”，须付“有司”（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经宰辅审核、复奏，“与皇帝议定处理办法，最后才能付诸实行”。宰执是很可能“修改乃至推翻臣僚面奏时所提出的建议看法”的。

宰辅奏对，“是宋廷的最高决策活动”；也是《面圣》下篇的主要内容。绝大多数朝政由君相共同负责。皇帝与宰执讨论政务，“在决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不是君主或宰辅唱独角戏，而是君相双方共同参与”。虽然其中处处可见双方的“合作与博弈”，甚或“明争与暗斗”，但“平心而论，在整个政务运行中，冲突与博弈并非主流”。对于宋代皇帝而言，“宰辅始终是其运使权力过程中无法绕开的一道关口”，不可能“完全将宰辅群体排斥于决策过程之外”。而宰辅可能“隐瞒”，可能“误导”，却“无法真正架空皇帝”。而不会出现皇帝临朝“听奏”，乾纲独断，“急敕”云云的情况。不经两府，直接下旨，所谓“内降”“手诏”，在宋代是不合法的。圣旨出台，既有皇帝的‘独断’，很多时候，“其实是以宰执的意见为依据制定的”。这就有点像以勤政著称的清帝雍正，声称奏折朱批，“一字一句，皆出自朕之心思”，“不假他人之力”。可白彬菊发现，他时常“将代理人的议覆逐字抄入他的批示”。

在御殿视朝之外，也就是“卷帘退朝”后，宋代存在“多元化的君臣沟通渠道”。君主还有一些其他方式与臣僚面对面交流，这是本书上篇的主要内容。如内引奏事、经筵问答、禁中夜对等，限制较少，更宽松，更从容。比如，内引中孝宗问刘章“今年几，而容貌未衰”；神宗向经筵讲读官司马光怒斥吕公著“静言庸违”；孝宗夜对胡铨，不仅“命坐赐酒”，亲自唱曲，还召潘妃伴唱佐酒等等。

这些非正式交流为宋代帝王开辟了多条行政体制之外的信息来源，让他们可以更全面地周知外事。因为“很多决策，名义上是天子独断，其实却直接反映着执政大臣的意见。君主在借助宰执之力的同时，也常常需要另辟信息来源，以防其弄权。”同时，士大夫群体也得到更多“得君行道”的机会。宋代皇帝与士大夫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奏对是“勾连两者的关键要素之一”。

全书关注“皇权的运行方式”，王化雨总结：“从体制层面上看，两宋相权对皇权的从属程度有所加剧，而从运作层面上看，宋代天子则常常依赖于宰辅的协助。君相双方各有其优势与劣势，彼此互补，共同推动着政治权力的运行。我们很难对两者在权力运作中各占有多大份额做出确切估量，更无法指认究竟是皇权强，抑或相权强。”这就突破了学界用于“度量皇权的基本概念”，如“大”“小”“强”“弱”等的局限，革新了对帝王“专制”“独裁”的看法。或者正如邢义田先生所言，“‘公’与‘私’的巧妙配合，是中国皇帝制度延续两千年的重要关键”。

《面圣》一书史料扎实，注重“细节”的普遍意义，整理排比，用力颇多。文笔朗畅，既娓娓道来，又要言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