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敌人

赵孟頫绘苏轼画像

作者按：东坡永远都是热点。但近期故宫有苏轼主题特展，还是热上加热，激发我写出此题。本来东坡在我仅属于兴趣范围，不属于研究范围，只是偶尔留意及此，蓄之已久，就趁此时写出而已。易逝者千古，不朽者斯人，凡我苏粉，共赏其迹，共讨其敌，不亦可乎?

人人都知道苏东坡。人人都爱苏东坡。恐怕在常人心目中，东坡是没有敌人的。

其实大不然。我后来发觉，东坡的敌人并不少。

当然，古今说东坡者多矣，就连“苏东坡的敌人”这个题目，也早已不新鲜了。

清人梁廷柟所编《东坡事类》，卷五、卷六是“嫌怨类”，又分“案狱”“弹劾”“迁谪”“党禁”四个小目，已包含了大量有关东坡及其政敌的轶事。至于今人论著，莫砺锋先生的《漫话东坡》第四章赫然就是“东坡的敌人”，分别叙述了李定、舒亶、何正臣、张璪、朱光庭、贾易、赵君锡、吕惠卿、王珪、林希、沈括、章惇、王安石等十数人；朱刚先生的《苏轼十讲》第八讲也有“苏轼与他的‘敌人’”一节，则叙述了程之才、胡宿、沈括、李定、司马光、刘安世、章惇、贾易、吕惠卿九人。不过他们论说的视角，大体限于政敌，即狭义的敌人，而我想讨论的是广义的敌人，是那些在文化上堪为东坡之敌者。这样的敌人，我想可举出四位。

首先当然是王安石。东坡之父苏洵曾撰《辨奸论》，直斥王安石为“奸”，而东坡才名既高，又公然反对新法，王安石自视之为大敌。关于两人关系，朱著《苏轼十讲》叙述得相当详细，所举史料如《宋史·苏轼传》：“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上以轼所对策示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林希《野史》：“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这些都可见王安石当时的剑拔弩张。至于后来两人相见，一笑泯恩仇，也是著名公案，无庸再述。

其次是司马光。司马光与东坡同样反对新政，至元祐时旧党取代新党当政，司马光一力扫除新法，而东坡则以为新法既立，可取者不必一律抹杀，故两人持论多有抵牾。可举两个轶事，一是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利害，偶不合同。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一是明代王世贞编《调谑编》：“东坡与温公论事，公之论，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温公不解其意，曰：‘鳖安能厮踢？’坡曰：‘是之谓鳖厮踢。’”这是以“牛”“鳖”为喻，以形容司马光的“轴”。而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君实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这是说，司马光后来甚至有意将东坡贬出朝廷，足见两人政见的歧异。不过总的来说，两人可谓在公为敌，在私为友。

第三位是沈括。若谓东坡与司马光是亦敌亦友，与王安石是始敌终友，与沈括就是始友终敌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王铚《元祐补录》：“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据此，沈括曾利用旧交情套得东坡赠诗，而索隐其辞，罗织其罪，可说是舒芜式的告密了。而后来的“乌台诗案”亦可谓因袭于此。——李裕民先生《乌台诗案新探》一文从情理上否定这一记载，然而并无实证，故未采其说。

最后是程颐。元祐间尽去新政，而旧党内部却发生分裂，遂有所谓洛、蜀、朔之间的党争，洛党即以程颐为领袖，而蜀党则以东坡为领袖。东坡一生很少有特别讨厌的人，于沈括虽“薄其为人”，后来也仍有交际，而堪称相看两厌者，似非程颐莫属。东坡所憎程颐者，在其动辄以“礼”标榜，不近人情。关于洛、蜀两党之争，记载多指因司马光丧事而起，如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司马丞相薨于位，程伊川主丧事，专用古礼。将祀明堂，东坡自使所来吊，伊川止之曰：‘公方预吉礼，非哭则不歌之义，不可入。’东坡不顾以入，曰：‘闻哭则不歌，不闻歌则不哭也。’伊川不能敌其辩也。”又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元祐初，司马公薨。东坡欲主丧，遂为伊川所先，东坡不满意。伊川以古礼敛，用锦囊囊其尸，东坡见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东坡由是与伊川失欢。”按：东坡的话来自《广陵妖乱志》所载吴尧卿事：“其妻以纸絮苇棺敛之，未及就圹，好事者题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狱；请去斜封，送上阎罗王。”这是嘲弄程颐收敛的方式名为遵古而实近于俗陋。东坡《杭州召还乞郡状》更直谓：“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以“奸”拟其人，亦如其父之斥王安石，足见两人敌对之深。

以上所举四人，却都堪称千古人物。论其成功，王安石、司马光皆位极人臣，而王的诗文自足以名世，司马光则以《资治通鉴》成就史家不朽之业；沈括的《梦溪笔谈》古已重之，到了科学占据知识主流的时代，更显得奇峰突出，名重寰宇；而程颐是宋明理学的开拓者之一，是“程朱”的一分子，在思想史上亦是极突出的人物。这样，东坡之敌又怎样呢？就连陷害东坡的人，就连讨厌东坡也被东坡讨厌的人，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第一等的人物，值得我们低首膜拜呢。

苏东坡的时代，是经历了混乱而血腥的晚唐五代之后经济社会复兴的时代，是中国文化结晶的时代，是真正的“天才总是成群地来”的时代。就因为这个时代的光华，此前赵匡胤欺他孤儿寡母以夺天下、赵光义涉嫌弑兄夺位的事，也显得不那么阴暗了；此后元祐党人的政治清洗，也显得不那么残酷了。当此之际，党争正炽，几可谓一团烂污，但又怎样呢？这段历史，值得我们与之和解，见于这个时代也见于任何时代的种种邪恶，也值得我们容忍。

王安石、司马光、沈括、程颐诸人，都曾与东坡相交涉，都是东坡生前的敌人。而我更想详细讨论的，是东坡身后的敌人。

先看朱子朱熹，儒学的集大成者，甚至被视为“孔子之后，一人而已”。

关于此问题，谢桃坊先生《关于苏学之辩——回顾朱熹对苏轼的批评》、曾枣庄先生《论宋人对苏轼的批评》已有详细述论。据其所引，朱熹的“反苏”言论集中见于《答汪尚书》一篇，他将东坡与王安石绑在一块：“至若苏氏之言，而切近人情，其智识才辩，谋为气概，又足以振耀而光煌之，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与道学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衒浮华，忘本质，贵通达，贱名教。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亦岂尽出王氏之下哉？”甚至凭空假设：“使之行于当世，亦如王氏之盛，则其为祸不但王氏而已。”“使其得志，则凡蔡京之所为，未必不身为之也。”又《与芮国器》谓：“苏氏之学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倾危变幻之习，以故被其毒者沦肌浃髓而不自知。今日正当拔本塞源，以一学者之听，庶乎其可以障狂澜而东之。”又《答詹元善》谓：“苏氏兄弟乃以仪、秦、老、佛合为一人，其为学者心术之祸最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此外，《朱子语类》卷一三〇亦有记录：“蜚卿问荆公、坡公之学。曰：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德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这是视苏东坡为洪水猛兽、名教罪人了。

当时旁人于此有清楚的观察。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甲编：“朱文公云：‘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又云：‘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自程苏相攻，其徒各右其师。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特赠太师，学者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朱熹指东坡若当政，为害尤甚于王安石；而观此“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之语，我们不也可说：朱熹若当政，其害东坡尤甚于章惇矣！

为什么朱熹如此憎恶东坡呢？他出于理学的门户之见，站在程颐一边，是可以想见的，但我想，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文化竞争的压力。在今人看来，东坡是“文学”，程朱是“哲学”，似乎两不相涉，但在古人并非如此。在程朱时代，程朱固然讲“道”，但东坡也讲“道”，程朱由经学而承“道”，东坡则由古文而承“道”，二者之间隐然存在着经学与古文之争，“哲学”与“文学”之争。在这一语境中，东坡并非单纯的文人，而是一个士大夫的典范，一个在政治文化场域皆深具号召力的“士”，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其动人心魄者实远过于程朱，此即罗大经所谓“人传元祜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正因此，朱熹才要起而攻之，以力争“道统”的地位。事实上，要到南宋末季，程朱理学才得到官方承认；更吊诡的是，还要等到元代——中国为“征服王朝”统治的时代——儒学才真正被官方奉为正统。

如果说，朱熹所论之偏，是由于未能摆脱有宋一代党争的笼罩，那么南宋之后呢？

莫著《漫话东坡》在最后说到：“自南宋以来，对东坡不抱好感的人寥若晨星。”但莫先生也知道，就在极个别的“晨星”里，却也有王夫之、章太章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王、章对东坡的酷评，莫先生没有具体论列，在此我且补上这一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云：“古之教士也以乐，今之教士也以文。文有咏叹淫泆以宣道蕴而动物者，乐之类也。苏洵氏始为虔矫桎梏之文，其子淫荡以和之，而中国遂沦于夷，亦志气相召之几也。”苏东坡文章的“淫荡”造成了“中国遂沦于夷”的结果，这算什么话呢！王夫之承袭了朱熹的理学立场，亦将东坡视为仇寇，更将理学衰弊归罪于东坡。其《宋论》卷十三又云：“诸君子无伤于物，而举国之狂狺如此。波流所届，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气、奄党袭其炎威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蛊惑天下而售其恶者，非彊办有力者莫能也。则为之倡者谁邪？揆厥所由，而苏轼兄弟之恶，恶于向魋久矣。”说东坡两兄弟比向魋还要坏。向魋是谁？就是想杀孔夫子的恶人，也即“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那位桓魋啊。至于《姜斋诗话》对东坡尤多恶评，就更不在话下了。

从朱熹到王夫之，其深责于东坡者，有一个因素，即他们以“道统”所在自居不疑，而对文士抱有“深深的恶意”。《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有个问答：“……因言杜诗亦何用？曰：是无意思。大部小部无万数，益得人甚事！”再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六：“居易以文章小技，而为嬉游放荡、徵声逐色之倡，当时则裴中立悦其浮华而乐与之嬉；至宋，则苏氏之徒喜其纵逸于闲捡之外而推尚之。居易之名，遂喧腾于天下后世。”视杜甫、白居易如此，也就难怪视苏东坡如彼了。当南宋灭亡后，周密有见于此，在《浩然斋雅谈》卷上指出：“宋之文治虽盛，然诸老率崇性理，卑艺文。朱氏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遗落者，极可惜。水心叶氏云：‘洛学兴而文字坏。’至哉言乎！”这自然是针对朱熹辈而言的。

再看章太炎，尊者曰“国学大师”，谑者曰“章疯子”，实为近世一大文化畸人。

我的朋友周运在微信群里分享过几张影件，内容是章太炎评点所好恶的日本及东西洋人物，出自《日本与日本人》杂志明治十四年天长节号。其中东洋所恶者就是苏东坡，评曰：“纵横之辩，使人资以干进；浮夸之学，使人不综名实；矫伪之辞，使人习为欺谩。学术道谊，皆自此丧，亡东夏者，轼之力也。其罪浮于王弼何晏远矣。”章太炎又是承袭了朱熹、王夫之的偏激，而更甚其辞。对比其家书所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既将东坡妖魔化为华夏沦亡的罪人，又抬举自己为华夏文化的托命之人，其乖戾妄诞，一至于此。

章太炎对苏东坡的恶评

不用说，朱熹、王夫之、章太炎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人物，但比之苏东坡，他们就要黯然失色了。他们不是“蚍蜉”，但又何曾撼得动“大树”？按现代知识标准，朱熹的“哲学”，王夫之的“史学”，章太炎的“国学”，都算半僵之物，只能作为学术史的素材，作为知识博物馆的标本而已；而苏东坡的“文学”，则依旧是活的，依旧传于万口，入于人心。

我撰此文，本没有太多想法，只想给这些“黑”东坡的人拉个清单，也就够了。东坡纵不完美，也不需要谁为他辩护的。海口市苏公祠有副对联：“此地能开眼界，何人可配眉山。”是的，眉山东坡是独一无二的。容我下一断语：谁讨厌东坡，谁以东坡为敌，问题一定不在东坡身上，而在他自己身上。

王安石、司马光、沈括、程颐让我感到：与东坡为敌者，都达到了如此高度，那是怎样的时代啊！而朱熹、王夫之、章太炎又让我感到：达到了如此高度的人，仍会以东坡为敌，我们人类是有怎样的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