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西渡的《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一文，引发了不小的争议。9月12日下午，西渡做客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诗歌来到美术馆”，在回顾个人创作经历的之余，再次谈及这个话题。
西渡与张桃洲
在西渡看来，第一大诗人不是自封的，第二是活的人最好不要成为大诗人，成为大诗人就意味着诗人的终止。
“对我来说大诗人是不断成长的能力，不断丰富自己，不断变化的能力，你没死，干吗就已经认定自己跟死人抢这个封号呢？”
西渡说，其实他不是在判断中国有没有大诗人、谁是大诗人，这无非是一种提醒，一个警告，希望能破除中国诗人的大诗人情节——“大诗人情节会把一个诗人提早毁掉。”
西渡此论，和他长期作为诗歌批评家的观察分不开。他常常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使命感在圈内圈外“战斗”。一方面，在诗歌圈之外，包括知识界、一般读者等，往往对新诗存有偏见和指责，认为作为文体的新诗本身就有问题，以此从根本上否定百年新诗。另一方面，在诗歌圈内部，与圈外形成了完全相反的认知，很多人自认大诗人。
他希望纾解圈外的偏见，为新诗一辩，也试图在内部敲钟，提醒诗人们不要故步自封。
然而和很多优秀的诗人批评家一样，西渡在批评上的强大存在感，对其诗人身份和诗歌本身存在一定的消音作用。实际上，西渡从中学时代习诗，在大学期间逐渐找到个人音调，出版有《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天使之箭》等多部诗集和诗歌批评专著《壮烈西风》，获得过刘丽安诗歌奖、《十月》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和昌耀诗歌奖等。
《天使之箭》
与九十年代以来，一批诗人不断解构诗歌以及诗人形象，反对崇高性不同，诗歌和诗人身份在西渡这里仍然保持神圣的位置。在本期主持人、批评家张桃洲看来，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整个文化世界里，西渡都赋予了诗歌很高的地位，他曾经一个诗论就提到说“诗是文明的精华，诗保存了人类文明最内在，最富有人性的部分”，“对于那些寄生于写作的人们，它永远都是在字斟句酌的严格约束中，表达对生命的刻骨铭心的爱”。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西渡为什么继而提出并践行“幸福的诗学”这一颇有争议的概念。
“写诗给我带来一种安宁的幸福。诗是一种幸福的文体。我对诗歌的感激正在于此。”
西渡（中）、张桃洲（右一）与美术馆“声音招募”朗读者合影
跟孟浩然相似，但更向往陶渊明和杜甫
如果说《毛主席诗词选》是对西渡形成语感的启蒙，那么初中时期翻阅的王维、孟浩然的绝句则是击中西渡使他立志成为诗人的闪电。从那时起，西渡真正感受到了诗歌的美妙以及中国语言创造出的文字奇迹。通过诗歌，他得以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眼中那些美好的事物。
进入大学后的西渡，一下子找到了写诗的感觉，然而前期也遭遇过心理上的打击。
1985年，在北大校园里有一套影响非常大的诗集，叫《新诗潮诗集》，由北大五四文学社刊印。尽管出身于北大校园内，这本诗集的辐射面却非常广，对西渡本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诗歌在当时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正是在这本书中，西渡集中接触到了朦胧诗，并就此书写了一篇名为《为新诗潮欢呼》的文章。他本希望借由此文作为敲开五四文学社大门的敲门砖，然而当时文学社门槛很高，西渡一直无法加入。多年后，西渡询问当时五四文学社诗歌组的组长洛宾，洛宾说，“你那个诗到不了我这儿，前面有好几个门槛，早就把你毙掉了。”这与今日高校诗歌社团使尽浑身解数招新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当时诗歌多火。
张桃洲说，西渡的诗歌储藏期比较长，西渡则谦虚地称自己一直处于学徒期，而这个学徒期的期限还很长。在谈及外国诗人对自己的影响时，西渡指出最早对其产生影响的就是弗罗斯特。弗罗斯特在诗歌中所塑造的诗人形象，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普通人形象，来代替过去的浪漫主义诗人，或是现代主义诗人恶魔的形象。
“我自己通过弗罗斯特形成了一个观念：我是一个普通人。这是我对弗罗斯特的一个误读，但是确实影响了我对自己的要求，我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同时弗罗斯特处理的自然题材与西渡的农村生活经验相契合，让西渡倍感亲切。
除了弗罗斯特，西渡内心真正向往的其实是法国的纯诗。而在法国诗人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瓦雷里，他促使着西渡形成了自己审美的兴奋点。
西渡诗歌的另一大来源是中国古典诗歌。当被问及与哪位古典诗人最为相似，西渡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孟浩然的名字。“孟浩然的诗和性情非常一致，他的诗像浙江绍兴的老酒，温和醇厚。借用苏东坡的说法，孟浩然是韵高才短，写的诗不错，有诗味，但才气不够，没有材料。”西渡直言，自己有时多少怀疑个人才能，短暂的写作停顿不光因为忙，而是才短。
在他心目中，陶渊明和杜甫是他最为向往但可能永远无法企及的古典诗人。“陶渊明太了不起了，虽然留下的诗不多，但他对于生命的真情流露，内在充沛的生命力，完全可以跟杜甫相媲美。而杜甫的诗无所不能包容，无所不能关注，体现着中国自然本身与生命本身。”西渡认为，和他们相比，自己的生命没有那么充沛，时常感到疲倦。
但是在张桃洲看来，西渡的诗歌写作起点非常高，而且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一种非常正派、正气的风格，比如1990年创作的《最小的马》，其对日常的观察细致入微，句式段落结构整饬，语调温暖柔和。这种风格延续到2008年，被其集中阐释为“幸福的诗学”。
希望诗人能够恢复那种肯定的力量
“当我说到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幸福的诗学时，诅咒的诗人笑了。他心中有一个等级，他认为诅咒高于赞美。他曾经依靠诅咒获得力量，而后便依赖于这一力量。而赞美需要诗人的力量。这是从太阳中取出火和光的力量。”
在这组集中阐发“幸福的诗学”的笔记中，西渡旗帜鲜明地发出声音：写诗给我带来一种安宁的幸福。诗是一种幸福的文体。
在他看来，其他文体，比如小说、戏剧、散文，当写作接近诗的状态时，作者也会有类似体验。不然写作就是苦刑。但是，随着长度（从短篇、中篇到长篇）和机械程度（论文）的增加，这种幸福的体验都会在被迫中被破坏和取缔。被被迫完成一个东西的感觉——一种苦刑的感觉——所破坏和取缔。
但实际上，任何必要的、必需的东西都带有强制性，逼迫我们交出自由和幸福。而诗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永远不会成为必需品。
“诗和幸福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任何其他文体都没有这个基础，所以它们都难有与写诗强度相等的幸福体验。”“边缘性”“无用性”这些曾经被认为是诗歌的劣势在西渡这里转化为一种优势。
但是，西渡“幸福的诗学”不止于此。在张桃洲看来，如果把“幸福的诗学”简单地理解为歌颂或正能量就太肤浅了，“西渡是希望对破碎的、非常反复的处境的一种警醒。”
现代诗歌在浪漫主义之后，逐渐形成了说“不”的传统，这使得诗歌具有了一种批判的力量、刺痛的力量、黑暗的力量。但当这种传统成为唯一的传统，西渡觉得问题就出现了。
“我希望诗人能够恢复那种肯定的力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肯定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说起来简单，但有时候你不得不处理否定的东西，不可能永远站在天使的一边。很多时候是站在魔鬼、撒旦的一边，但是我们诗人是不是一定站在生活一边呢？是不是也可以站在生活的反面，站在撒旦的反面？即使站在地狱的天棚上，我们依然可以赞颂生活。”西渡这样说。
大诗人不是自封的
自从发表《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及其续编以来，西渡就一直在不断解释和回应，这次也不例外。
相比于判断中国有没有大诗人，或谁是大诗人，西渡真正想表达的是破除这种大师情结，因为无论对于诗人本身，还是整个当代诗歌发展来说都是不利的，“大师情结会把一个诗人提早毁掉”。
在文章中，西渡试图抓住当代诗人的一些心态：第一，大诗人不是自封的。第二，活的人最好不要成为大诗人，成为大诗人就意味着诗人的终止。
“对我来说，大诗人是不断成长的能力，是不断丰富自己、变化的能力。诗是面向未来的，诗人也应该面向未来。不要停滞或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应该一直保持创作的活力，直到自然生命的终结。”
在西渡看来，如果好友戈麦不是英年早逝，骆一禾仍健在继续写作，他们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每个人的变化有时候就是不可预测的。
大学毕业后，西渡成为了戈麦生活中唯一的老同学、老朋友。“戈麦非常专注，写作的起点也很高，他知道自己的才能。他说自己可以成为大师，但是不想成为大师。”戈麦在生命的最后把自己的诗全部毁掉，扔到厕所粪坑里，无视自己创作的成果。可以说，戈麦的诗集中反映了9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复杂心态，以及内心的尖锐冲突。
除了大学好友戈麦，骆一禾对西渡来说，是个不太一样的诗人。他们只见过两面，一开始西渡对骆一禾的诗歌印象是有所保留的，看法的改变发生在2009年，海子、骆一禾去世20周年。
“当时怀念骆一禾的文章几乎没有，我自告奋勇地写了一篇，所以才比较完整地读了他的全编。读完以后，我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他的诗确实不太好懂，有的时候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读完全编以后，我发现他很多诗都是能够读通的。”
西渡认为，骆一禾的影响不光体现在他的写作，还体现在他开放的诗歌观念上，对于当代诗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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