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舰船出口企业，阿姆斯特朗公司也与近代中国海军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876年到1911年，阿姆斯特朗公司共为中国海军建造了19艘军舰，为中国海关建造了2艘巡船，总排水量达24000余吨，在舰船数量上仅次于该公司为英国海军建造的军舰，排水量方面位列英国、日本、智利、巴西之后，位居第五。中国海军更是两度组织大规模接舰团赴纽卡斯尔接收军舰，开中国海军访欧之先河。
在1860年代“阿斯本舰队”(Sherard-Osborn Flotilla)早产夭折之后，中国外购舰船的计划在很长时间内归于沉寂，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的努力下，中国依靠自建舰船形成了数支初具规模的近海防御力量。然而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令中国的海防建设者们认识到了自建舰船的不足，转而重新放眼欧美，希望能立即购买主力铁甲战舰，快速提升海防力量，但外购铁甲舰的努力却遭遇了重重阻力，最终搁浅。
在大举议购铁甲舰的背景之下，一种不起眼的小军舰“蚊子船”却经洋行推荐，进入了中国海防建设的视野。福建善后局首先向英国莱尔德公司(Laird Brothers)购买了两艘，即“福胜”“建胜”。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也注意到了这种小军舰，并委托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向英国厂商发出咨询，金登干随即找到了“蚊子船”的发明者——阿姆斯特朗公司股东乔治·伦道尔，是为中国海军与阿姆斯特朗公司殊缘之始。
经过赫德的游说，当时主管海防的总理衙门官员立即被这种“小船扛大炮”的军舰吸引，并指示北洋大臣李鸿章具体操办，于海防专款中划款购买，第一批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4艘，即“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炮艇购到后引起了轰动，各省纷纷希望购买。因此李鸿章、赫德再次与阿姆斯特朗公司接洽，又为南洋水师购买了4艘“蚊子船”，即“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后这4艘“蚊子船”加入北洋水师，第一批“蚊子船”转入南洋水师)。此后，又以各省分别集资认购的方式购买了最后一批共3艘“蚊子船”，即北洋的“镇中”“镇边”和广东省的“海镜清”。这4型11艘“蚊子船”因注册名为希腊字母而被称为“字母炮艇”(Alphabetical gunboats)，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外购军舰，也是阿姆斯特朗公司第一次大规模外销军舰，故对于双方的意义均非常重大。
北洋大臣李鸿章
在设计了“蚊子船”之后，乔治·伦道尔又设计了有通长水密甲板的无防护巡洋舰，赫德在得知消息后，再次极力怂恿总理衙门购买，中国方面遂于海防专款中调拨款项，购买两艘，命名为“超勇”“扬威”。这是中国第一次外购巡洋舰级别的军舰，并首度派出接舰团赴纽卡斯尔接收，如此庞大的中国海军官兵队伍出现在欧洲为当时空前之事，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刚刚回归国内，在上海的船坞中修洗的“超勇”级巡洋舰
这一阶段的购舰模式由总理衙门主导，北洋大臣作为中方的具体经办人，通过中国海关及驻伦敦办事处，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直接接洽。形成了总理衙门—北洋大臣—中国海关—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四方联动模式。但在购买巡洋舰的过程中，赫德的野心膨胀，意欲担任“总海防司”，把持中国海防建设，自然遭到了以沈葆桢、李鸿章等为首的中国地方大员抵制。因此李鸿章在后来的购舰活动中有意绕开赫德和阿姆斯特朗公司，转而依靠其亲信、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厂商投去青眼。
在李凤苞等人的努力下，中国于1880年至1883年间向德国伏耳铿造船厂(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Stettin)订购了“定远”“镇远”号铁甲舰和“济远”号防护巡洋舰。这一时期由于李凤苞与德国政府的紧密关系，英国造舰厂商基本被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但赫德等人仍没有放弃通过阿姆斯特朗公司施加对中国海军的影响的努力，乔治·伦道尔在此期间为中国海军做了包括铁甲舰、巡洋舰、通报舰、炮艇等在内的许多方案，但均未付诸实施。乔治·伦道尔的继任者威廉·怀特也曾受金登干之托为中国海军做过整建方案。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中国再次感受到海防建设之迫切，向欧洲发出了大量订单。总理衙门决定这次除了继续在德国伏耳铿造船厂订货外，也把英国厂商纳入朝廷的考虑范围。但李鸿章认为已完全能够自主操作购舰事务，因此并没有通过赫德，而是直接与驻英公使曾纪泽联系。曾纪泽向英国海军部进行了咨询，恰好新任海军部总设计师威廉·怀特尚未从阿姆斯特朗公司离职，加上阿姆斯特朗公司与中国海军的传统关系，因此便敲定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两艘防护巡洋舰，即“致远”“靖远”。北洋水师也再次派出庞大的接舰团队前赴英国、德国接收这些军舰。这一时期购舰采用的是总理衙门—北洋大臣—驻英公使—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操作模式，中国海关的影响力已经被排除在外。
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
1887年以后，阿姆斯特朗公司通过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和德商载生洋行(J.J.Buchheister&Co.)作为总代理，继续向中国推销军备。但1888年北洋海军建成后，中国海军的发展便停滞不前，再没有试图向欧洲订购新式军舰。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才紧急通过驻外公使觅购军舰。英国方面，经过驻英公使龚照瑗的操作，最终从阿姆斯特朗公司购入鱼雷炮艇一艘，该舰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才得以解禁归国，命名为“飞霆”。
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致远”“靖远”“超勇”“扬威”四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在海战中沉没，六艘“镇”字号“蚊子船”全部被日军俘获，大清帝国的阿姆斯特朗军舰几乎被一扫而空。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对门户洞开的海防形势，不得不重新考虑外购军舰。1896年，李鸿章受命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在英国期间也造访了阿姆斯特朗公司，但此时他已经失势，因此未签订任何购舰订单。这一时期的海防事务重新由恭亲王奕訢领衔的总理衙门主导，它首先通过驻德公使许景澄向伏耳铿厂商接洽，商讨购买铁甲舰的可能性，最终定为购买三艘防护巡洋舰：“海容”“海筹”“海琛”。为寻求英、德之间的平衡，总理衙门也通过阿姆斯特朗公司的驻华代表敦乐伯(Martin Julius Dunlop)和瑞生洋行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两艘防护巡洋舰，即“海天”“海圻”，这也是中国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吨位最大、威力最强的军舰。这一时期由于北洋大臣失势，购舰流程变为总理衙门—瑞生洋行—阿姆斯特朗公司的三方模式。
试航中的“致远”舰
在甲午战争后短暂的重建北洋海军计划之后，由于发生了庚子事变，海军建设再次遭劫。但根据档案判断，从1906年开始，阿姆斯特朗、维克斯等英国造船厂商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向中国政府推荐新军舰的努力，如阿姆斯特朗公司就曾为中国设计了包括战列舰、装甲巡洋舰等在内的十余型军舰方案，但最终皆成画饼。直至1907年清政府在陆军部下设立筹办海军处，重整海军军备的计划才被提上日程。1909年，筹办海军大臣载洵、海军提督萨镇冰等赴欧考察海军，也前往阿姆斯特朗公司参观，随即决定在该厂订购练习巡洋舰一艘，并于次年设计完成，签署合同。具体的联络事宜仍由瑞生洋行操办。这艘巡洋舰被命名为“肇和”，它也是中国海军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购舰的绝唱。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清廷覆亡，民初内乱，中国再也无暇顾及海军建设，给世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中国佬啊中国佬，
穿着一身蓝布袄，
你来找那英国佬，
前来向他问声好，
欢迎你来中国佬，
又买船来又买炮，
要是你肯掏腰包，
咱就请你吃薯条。
(John Chinaman，John Chinaman，
Dressed in yor suit ov blue，
Ye’ve cum te see John Englishman，
An’axee-how-he-doo.
Yor welcome here，John Chinaman，
Te buy yor guns an’ships，
An’if ye bring yor munny，John，
Ye’ll find us jolly chips.)
——节选自纽卡斯尔民歌《中国水兵在纽卡斯尔》(“Chinese Sailors in Newcastle”)
阿姆斯特朗的工业帝国已成过眼云烟，大清帝国的黄龙旗也早已陨落，1881年接收“超勇”“扬威”时留下的这首民歌却犹在耳畔。当我们拿起历史的放大镜，重新探寻阿姆斯特朗公司与中国海军长达30多年合作的点滴细节，那一只只威武庄严的海上精灵便相继登场，那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历史活剧便拉开了帷幕。
（本文摘自张黎源著《泰恩河上的黄龙旗：阿姆斯特朗公司与中国近代海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8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