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体学引论》：后哲学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出发？

2019年8月，丁耘的著作《道体学引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此书对勘西方“本体论”传统，为我们思考中国哲学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框架——“道体学”。 所谓“引论”，即是在具体阐释“道体学”框架之前，把“道体”作为中西哲学真正的、原初的问题挖掘出来。虽然仅仅作为“引论”，但本书凡三十三万言，体量宏富，论道深邃，其意义与开拓性已不仅限于为道体学登场作引。

《道体学引论》甫一面世，即引起思想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广州的中山大学，北京的清华、北大、人大，上海的复旦、同济等高校都曾打算召开读书会、研讨会，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与哲学研究所率先于2019年12月6日举行“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活动，以“生生：技术统治时代如何做哲学”为主题，围绕丁耘教授新作和北京大学吴飞教授的《生命的深度》展开深度对话。随之而来的，更多是由本书生发出来、亟待厘清的命题。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在去年《道体学引论》面市后不久，便开始筹备研讨会，原定年初举办，却因疫情一再延迟。疫情形势严峻期间，也曾拟改为线上研讨会，但学人们一致认为线下面对面交流更能激起思想的火花。

终于，2020年9月4日，“中国哲学再出发——《道体学引论》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召开。从清早至傍晚，丁耘及三十余位学者到场参与了七场专题报告和一场圆桌讨论，对《道体学引论》展开深入而细致的探讨。

研讨会开幕致辞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首先发言，表达了对与会专家的欢迎，指出中国在出版方面原创性著作太少，丁耘的《道体学引论》这类高深的原创作品极为难得，而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正在做一套光启文库，致力于文化创造、学术积累。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汪涌豪在发言中大致爬梳出《道体学引论》的脉络，认为本书以“阐述性的论证”为基本方法，抓住“生生”问题，通过疏解《易繫》和《中庸》两种道体学经典，来提出“道体”的大意，亦即所谓“即虚静，即活动，即存有”。汪涌豪认为，《道体学引论》没有提出现成的结论，更多是专注于讨论，而当今社会像这种提出问题、开风气之先的人很难得，丁耘的气魄和自信值得敬佩。此外，汪涌豪也看到本书存在的细节问题，例如其他一些重要的道体学著作，丁著中完全没有提到，或可充实论证。

出版人倪为国接续前面两位发言人，谈到中国原创学术著作的重要性，并期待未来策划出版更多原创好书。他对丁耘著作《道体学引论》指出两点看法，首先作者丁耘是少数始终以问题为导向的学者，用自己的问题意识甄别史料，提出问题；第二，丁耘做中国哲学研究，却有深厚的西学背景，“他会把中国的问题嵌入到洋人的思想语法当中去，去让人看懂。说大白话就是，他思考的种子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如果放在洋人的土地上也能结出果子来，这点是很重要的。”

“生生”问题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启发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出现许多围绕“生生”展开的重要讨论，陈来的《仁学本体论》（2014）、杨立华的《一本与生生》（2018）、吴飞的《生命的深度》（2019）、孙向晨的《论家：个体与亲亲》（2019）及杨泽波的《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2020）都以“生生”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2018年吴飞与丁耘更是分别发表《论生生》及《〈易传〉与生生》两篇文章直接展开深入对话。几位学者进路不尽相同，有的更关注本体论，有的则聚焦伦理学，但抱持的是类似的关切。

《道体学引论》一书缘起自丁耘在2012年写作、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生生与造作》，在此文中，丁耘用中国哲学中的“生生”和“造作”译解海德格尔的“自然”（physis）与“谋制”（Machenschaft）。“造作”指的即是与“自然”相对的人为制作，宰制着现代社会的技术与数据便可视作一种典型的现代“造作”方式。由此，丁耘在借力海德格尔思想的同时，也试图超越这一支配了中国学界三十余年的思想资源。《生生与造作》引起不少讨论，随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倪为国建议丁耘将此文拓展为一本5-7万字的小书，拟纳入“六点评论”系列出版。经过五六年的酝酿和等待，《道体学引论》以30多万言面世，体量和视野都超越了《生生与造作》一文所涵盖的面向，但“生生”依然是贯穿道体学始终的关键问题。

9月4日一整天的研讨会，曾海龙（上海大学哲学系）是专题报告的第一位发言人，去年读完丁耘著作就写出一万多字的读书报告和心得体会，本次研讨会上，他指出，“生生”问题之所以在近年引起重视，首先是因为“生生”无论是作为宇宙论和伦理学问题，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其次，对“生生”问题的探究可以沟通中西哲学史的重要论题。曾海龙读《道体学引论》的感受是，丁耘的直接问题意识是不认同熊十力、牟宗三由心体会通性体建立道体之理路，也不认同海德格尔处理存在问题的方式，而是借助道体解决这两种进路的问题。

周展安（上海大学文学院）将《道体学引论》放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脉络里来认识，他认为本书在“生生”问题之上，对“虚静”的阐发构成了道体学的一个核心。道体学即是通过“虚静”来纠正熊牟一系的哲学，而道体学可继续拓展之处在于，未对熊十力后期思想有所判析，未将“虚静”推至佛学的空性。总的来说，他认为这本书具有一种内在性、根源性的探索。

而陈乔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则对“生生”问题是否是一个贯通古今的根本性问题表达了困惑，陈乔见认为，“生生”确实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但当下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否能由“生生”来彰明，或许还有可质询的空间。

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从《道体学引论》的内容、方法论、中西哲学比较、哲学与哲学史视野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本书用道、是、一、二这样的范畴把握中西哲学的命脉既表示肯定也提出质疑，对于“离开人而言天”、书写显得独断等问题也提出了个人见解，并期待丁耘做进一步的阐释和研究。

道体学与《易繫》、《中庸》、道气之关系

《道体学引论》设专章讨论《易繫》和《中庸》，与会学者也对这两部典籍中的细节问题做了考辨，亦有学者以道学问题作为切入点展开讨论。

何益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发言主题是“《易传》‘继善成性’章的哲学解释”，既总结归纳了丁耘的思考脉络，进一步阐释了其中的相关论述，也综合《易传》和《易纬》的相关说法，提出了另外一种对这些文本的解释的可能性。

苏杭（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丁老师的弟子，也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正式交稿给出版社之前，他就阅读并做了引文核对、注释增补工作，他认为，如果把本书阐述的细节都纳入到讨论当中，就可以为看似独断的论述找到精微的理据，而本书触及的哲学史方面的疑难，亦可为年轻学者提供治学的养料。他随后便以《系辞》和《乾凿度》为中心，分析了道体学如何在体用论上突破了旧有的哲学框架。

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要谈到了两点，一是《道体学引论》的抱负、进路与贡献，他主张，“这是根本性的大问题，不是枝节性问题……必须强调”，丁著“提供了一个鸟瞰西方哲学整体的思想地图，包括其其统宗谱系和演变线索”；二是抓住“继善成性”这一核心问题，认为丁耘对“继善成性”的阐释，意在导出道体即虚静即活动即存有，从而成就其《道体学引论》的建构。

谷继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从清代的太极乾元论着手，对惠栋、张惠言的“乾坤二元”论做了分析，认为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完全想清楚。而《道体学引论》对这个问题的阐发，可以作为一个展开的点，给人带来启发。

段重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主题发言以“气”为核心，旁征博引，从朱熹到王阳明，阐释宋明理学的“气”与道体学，他认为道体学最关键的一处就是唤醒对哲学本身的意识，将哲学或者形而上学作为问题本身。

陈畅（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从自己近年着力研究的明清之际的气学出发，重新探讨了“道气”之辨的问题，对观丁耘《道体学引论》，他认同丁著的相关论断具有卓识。此外，陈畅认为，《道体学引论》在论述“道体学之一统三宗”时，有非常多的创见，但亦有所蔽。

阅读《道体学引论》是一种挑战

多位与会学者谈到，阅读《道体学引论》是一种挑战和刺激，需要“野蛮的胃口和精细的头脑”（张奇峰语），给人带来“陌生感的冲撞”（汪涌豪语），这或许是因为丁耘使用的文体，也或者是由于本书直面大本大源问题的宏阔抱负。本书“致广大”的一面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也有学者质疑本书的阐释带有偏差，语体则给人“独断”之感；而“尽精微”的一面则展现了丁耘细致爬梳哲学史的功夫，其中开显的诸多细节问题也激发了各位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做进一步探讨和商榷。

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试图将《道体学引论》放置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中去理解，对“立道”的古今之变做了梳理，感佩丁耘《道体学引论》中直追道体的自觉，认同本书富有成见，但对其“工夫证成”提出质疑。

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认为，如果对中西哲学皆有深入研究且了然于胸，那么读《道体学引论》反而会感觉豁然畅通，本书对中西道体脉络皆有提振。《道体学引论》的贡献在于，第一是提出“即虚静即活动即存有”，以此统摄中西或者叫东西各派的思想流变，第二是书末西学统宗的部分写得最精彩。他同时也指出，本书“在论玄理的方面已经达到极深彻的程度，但是在内自证相关的方面还没有达到与之相匹配的程度，当然，这反过来讲也为进一步对于道体以及道体学的阐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张奇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自己的阅读感受谈起，进而着重阐释了道体三义，强调《庄子》考辨的重要性，最后论及作为判摄的统宗论。

吴新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发言题目是“哲学研究如何‘定于一’——《道体学引论》的启示”，他从中看到丁耘具有“同情天下”的学术抱负，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质”，《道体学引论》有第一哲学的意味。

“后哲学时代”的体系构建

在这场有关中国哲学的研讨中，“后哲学”却是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一方面，许多专家对后哲学时代如何做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如何重新出发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哲学所遭遇的困境与挑战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深思。

曾奕（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指出，“在后哲学时代出现这样一本哲学化的著作”，展现了丁耘的一种非常强烈的构建体系的“情结”，丁耘在学术上有点“逆潮流”，而《道体学引论》就可以体现丁耘的学术个性。在曾奕看来，丁耘的另一个“情结”还在于想要“借助中国思想开启哲学的新开端”，中国有经学和宋明理学，辛亥革命后，经学和哲学的关系成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但构建中国“哲学”、以中国哲学创建哲学新开端的努力是否值得期待，曾奕对此并不乐观。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认为，丁耘提出“区分问题传统和意义传统”，要思考哲学的统和宗问题，这是值得深思和认真对待的大问题。在他看来，一方面，《道体学引论》体大思精，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界当代的大事件，另一方面，他对书中丁耘的一些论断是否站得住脚打了问号，例如，通过辨析丁耘对《诗经·周颂》中“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句的考证，郭晓东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从“返本溯源”的角度看《道体学引论》，试图追索道体学引论会引出什么来，是否会引出一个更庞大的哲学体系。他直言自黑格尔之后，哲学就终结了，就很少有人再做体系化哲学的尝试。洪涛还谈到，从起源上看，哲学在古希腊是一套生活实践的方式，而非系统理论的构造，柏拉图的对话引出的是哲学社会生活而非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哲学在今天是否可能？

樊志辉（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指出，区分“当代中国哲学”还是“中国当代哲学”甚为重要，这关系到中国哲学的“再出发”是延续前一次出发的道路，还是在判摄的基础上进行“新建构”。樊志辉思考的更深层细节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文教制度中哲学话语的建构使命”，由此出发，他认为丁耘的《道体学引论》“既是再出发也是新建构”。

以“道体”来“判摄”中西哲学：“世界哲学”是否必要？

《道体学引论》判摄中西、出入古今，这样的格局背后不乏张力，如何从世界的尺度思考中国哲学、是否需要以古今中西的框架来展望中国哲学，也是与会学者探讨的重要议题。

韩潮（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在发言中回忆，2001年，孙向晨、丁耘、洪涛、韩潮等友人在复旦组建读书小组，一道治学明理。如今回望，韩潮认为读书小组的成员在思想上都经历了从西学向中学、从哲学向经学和政治学的转变。他说丁耘很早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读书时他就是复旦国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丁耘的思想始终有政治上的关切，但内核还是一贯以哲学为中心的。进而，韩潮从中西互释的角度梳理了《道体学引论》中的阐释框架，指出本书的西学框架中最核心的概念是“潜能”而非“一”。

孙向晨也对丁耘以“道体”来“判摄”中西哲学的框架尤为感兴趣。丁耘的“判摄”，并不限于简单的对比和互参，且有一个更大的融摄性的框架，是一个“虚位以待的过程”。在这个框架下，孙向晨认为丁耘做到了以中摄西，而通过这个框架如何回过去看待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祁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别有感于《道体学引论》中对活动原则的阐发，结合自己的研究和阅读经历，他作了题为“《论道一》中关于‘活动原理’大义”的发言，从“三即”中的“活动”这个层次来思考丁耘抛出的问题，并论及道体学如何接纳和发展唯物主义哲学。而他背后思考和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道体学引论》当中是怎样以特殊的方式连接起来的。

朱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认为《道体学引论》致力于哲学思想的创造，其目的有三：义理的开显、范式的重塑、思想的贯通。本书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考方式的“话语抵抗、表达复兴”，“这是中国哲学家在经历了西方话语蔓延和新文化运动镇痛后的本能反应，也是当前中国哲学创造依然是高度依赖传统资源的惯性表现”，但需要思索的是，中国哲学以何种姿态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去，又以何种答案回应生活世界中日益迫切的现代性问题？

刘梁剑认为《道体学引论》“详于天道而略于人道，略于天人之际”，在运思方法上则有些过简。他指出丁耘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达到“世界哲学的抱负”，“世界哲学的抱负”在于通过中西的对勘互见其利弊，最终生成一种非中非西的新学问。

吴新文则对“世界哲学”持保留态度，他指出，正如马克思主义起初设想在发达国家同时爆发革命，但事实上是一国先爆发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之后再慢慢向外扩展，“世界哲学的形成也是这样的”，哲学中的中国立场是很自然的，而所谓的客观公允或许实际上抽象而毫无力量。

圆桌讨论：小结与展望

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姜佑福（《学术月刊》杂志社）主持的圆桌讨论，陈赟、贡华南、孙向晨、洪涛、韩潮、陈乔见、周展安均作了简短的总结性回顾发言。

姜佑福借主持之便，首先谈了自己的体会与感想。他对丁作第四章“西学统宗”的讨论印象尤为深刻，从中可以看到丁耘对西方哲学史有极深的研究和精准的把握。同时，《道体学引论》这样一本学术著作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我们中国哲学界真正到了一个关口”。

在今天这个时代要如何做哲学？陈赟在圆桌讨论中谈到有一种倾向是把哲学做得越来越薄，越来越去历史、去文明、去社会、去政治化，成为只有小圈子内可以理解和共享的学问，但他更欣赏的是丁耘的进路，即做一种“有厚度的文明哲学”。贡华南也认为，今天应该鼓励一种基于个人感受性而做出的个性化哲学。

孙向晨肯定丁耘在书中“以中释西、融摄中西”的做法，也推崇丁老师用《易》、《庸》作为坐标系，期待丁著为未来、为当代中国哲学的诞生开辟新的道路。洪涛关注的是关乎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哲学理论与现实生活之关系如何，引人深思。而韩潮则坦言自己是怀疑论者，但丁耘的努力在他看来依然有价值，与怀疑相伴随的是宽容，这种孤往的初心也有传承的必要。

陈乔见强调，做哲学应该是揭示问题、直面问题，从问题入手，直接去处理最根本的问题，探讨人类共同的思想经验。周展安进而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在20世纪，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及新时期的开启都是人们意识到自身“当代性”的时刻，但这三个时刻都是通过否定的形式完成的，周展安认为，这三个时代中最难安放的是最具异质性的革命的时代，而今天的哲学要思考的是如何自觉地拥有当代性意识、自觉地消化历史中的异质性。在周展安看来，丁耘的道体学就是从当代性出发、对自己的同时代具有高度意识的哲学。

《道体学引论》以阐释性论证为方法，与会学者针对具体问题，对本书的阐释与论证是否准确表达了疑问，在圆桌讨论最后的总结回应中，丁耘承认，阐释的基本结构中必然包含着偏差。但如果因为偏差的存在就认为在考证里面找不到客观确定的知识，就拒绝阅读哲学史，那或许我们就只能去拥抱分析哲学的方法。事实上，阐释真正有意义的地方就在于在结果中自然呈现的偏差，同理，思想也是在继承和阐释中才会发展。

丁耘谈到，在他看来道体学并非逆流，“后哲学”的论断也可以打个问号，假使形而上学不是第一哲学，但其他的哲学依然可以占据第一哲学的位置。从黑格尔到现在，哲学终结已经说了两百多年，但哲学依然没有消亡，“哲学的死亡方式是正在死亡，垂死就是哲学存活的方式”。 丁耘也谈到，与会学者提出的工夫论、气学等问题，是《道体学引论》处理得草率和不充分的地方，他将把本次研讨中获得的反馈转化为未来的研究动力，将来会就具体问题写出专文回应。

去年的一次演讲中，丁耘提到，我们现在身处一个技术宰制的“现代性的临界时刻”，但当下同时也是“回到古典哲学的合适时机”，因为“从数据总体性的宰制中突围也许注定失败，但无论如何，从‘生生’的讨论出发，我们可以探索一些保留真正人类文明的可能性”（ 参见丁耘在第七届全国古典学年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本次围绕《道体学引论》的研讨不乏必要的怀疑与质询，但底色依然是澄澈笃定的，或许我们也可将本次研讨视作中国哲学在当下再出发的一个原点、一种出路，期待“道体”会在未来牵引出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