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新文学：取西方之“盐”，溶入故国之“水”

金庸一直强调自己从大仲马那里受惠良多，但与池田大作对谈时，说的却是：“《三剑客》并没有教我写人物，我写人物，是从中国的古典小说学习的。”

我不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总体成就有多么高明，但是，那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有短处，亦有所长。今世的小说家，不该轻视这笔遗产。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味“西化”、“洋化”，忽视乃至蔑视传统，近百年来，所谓的“严肃文学”中，几千部长篇小说，写出了几个面目生动鲜明的人物，印在读者心上，而播于众人之口？

金庸谈“新派”与“旧派”武侠小说的区别：“我们新派受西洋文学的影响比较多一点，还珠楼主他们没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 

 金庸先生

“中国文艺复兴”最大的契机，是西洋文明的输入。金庸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可能比大多数“纯文学作家”更深切。但他并不因此而忘了本性，“失其故步”，独能“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先生所言“外来之学说”，包蕴极广，小说创作也在其内，不是我的“扩张解释”。

金庸取西方之“盐”，溶入故国之“水”，看起来仍是汪洋一派中国气象。

民国“章回体小说家”（含武侠小说家），与“新文学作家”，各走一“偏”。

前者，偏于保守，天意或没来得及吸收西方文学的养分。否则，当有更大造就。还珠楼主好像就没怎么读过西方文学。王度庐、白羽诸氏，还是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但很浅，很皮毛。

后者，则唯恐“反传统”不激烈，不彻底。落在人后，多没面子。鲁迅等人甚至一度叫嚣要废止使用汉字。似乎推倒了“旧文化”，一个光明灿烂的“新文化”必能即时出现。却想象不到，将中国“旧文化”连根拔除，最后的结果更可能是没有文化，或只能创造出劣质文化。

现代“新文学”的成就，被盲目夸大了。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我不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参差多态，众声喧哗。各种尝试，完全传统的，极力“西化”的，都可以有。但是，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总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干道。先有“文艺复兴”，才有望见到国族的整体“复兴”。这次序，难以颠倒。

激烈何须到碎琴？金庸并不完全认同“新文化运动”之激烈与偏执，对“新文学”作品所走的路子，也有几分期期以为不可。但他自幼嗜书如命，眼前最铺天盖地、最容易接触到的，还是“新文学”。金庸阅读“新文学”作品，数量并不小。“新文学”对金庸小说创作的影响，不必高估，却也不能说是可有可无。

性之所近，“新文学”中，金庸读最多的，还是小说。小说家中，金庸最喜欢的，是沈从文先生。在他十五部武侠小说中，不能不留下印记。

金庸最喜沈从文小说，这意思他说过多次。一次，金庸说，对沈从文作品“喜欢”就够了，倒也不必“崇拜”。这话就有些味道了。

自我感觉无论如何努力，总不会达到某人的高度，才自觉不自觉地，对此人有“崇拜”之情。痴迷围棋而自知“棋力甚低”的金庸，一直说他“崇拜”、“最崇拜”吴清源老先生。

金庸本人，似乎也没完全看破“雅俗之见”。他知道，他也说过，自己的作品在武侠小说中是最好的。当金庸对武侠小说这一文体有信心时，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便有足够自信；当金庸对武侠小说这一文体的价值有所怀疑时，面对“纯文学”作家和作品，就很有几分自卑感了。

说对沈从文不必“崇拜”，应该是金庸心中的“雅俗之见”甚淡的时候。至少那一刻，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学成就及将来的文学史地位低于沈先生。

沈先生，对那些举世崇敬的伟大作家，也是只“佩服”而不“崇拜”的。1950年代，沈从文致信汪曾祺：“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

大丈夫当如此也。

可惜，写这封信的时候，沈先生已经失去写作的权利。中道搁笔，志业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