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我的朋友胡适之”——那些年胡适的粉丝

【编者按】

9月13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做客上海市杨浦区图书馆·静思讲坛，给读者带来一场题为“叶落知秋：发掘清末民初那些被隐藏的故事”的讲座。以下为讲座部分内容，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讲座现场

胡适从1917年7月回国，1917年9月到北大任教，短短的三年之内，胡适就“暴得大名”，是多方面综合因素的结果。

我们先从胡适与章士钊的关系说起。胡适是因为向《甲寅》投稿而与章士钊结下文字缘，进而又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而胡适之所以与商务印书馆建立关系，也是起源于章士钊的推荐。可以说，章士钊是胡适的伯乐，他在助推胡适成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两人又同在北大任教共事一段时间，私人关系颇好。

胡适出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提倡宣传白话文，故有人甚至炒作他是白话文的“祖宗”。但章士钊不喜欢白话文，最初他对胡适、陈独秀的宣传白话文不太在意。五四运动以后，胡适成就大名，白话文运动也开始成为潮流。章士钊就开始撰文批评起白话文和新思潮来，总体来说他的这些批评反响不是很大，没有引起胡适重视。

1923年8月中下旬（1923年8月21-22日），章士钊在杭州暑期学校一个演讲中，又严词批评了新文化运动，并对正在杭州养病兼度假的胡适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形象的讽刺：“以适之为大帝，以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该文《论新文化运动》稍后即连载于上海《新闻报》上。章士钊这样的批评其实有借胡适进行自我炒作的意思，当然也有打上门来故意挑衅的意味，不过这也说明两个人关系很好，老朋友才会这样讲。批评之后，回到上海的章士钊还特意托即将去杭州拜访胡适的朋友潘力山去告诉胡适他这个批评。稍后，赴杭州见胡适的潘力山的确传达了章士钊这个要求。胡适听后却全不在意，告诉潘说章的批评不值一驳，你也把这话带给章士钊。潘力山这次却没有将胡适这个充满鄙视的话转达章士钊。不过10天后，胡适到上海，在亚东图书馆见到章士钊，胡适当面将这个批评告诉了章士钊，章没有动怒，两个人谈得很好。于是胡适在日记中特意记载说章士钊这个人气度很好，不失为一个绅士。但隔了近两年章士钊去北京做了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这时候他复刊《甲寅周刊》，又把在1923年8月《新闻报》上发表过的那篇《论新文化运动》在1925年9月号上重新发表。这让胡适很恼火，因为1925年2月初，人在上海的胡适曾在餐馆碰到章士钊，章邀请胡适一起拍照，并题写了白话诗留念：“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面对章士钊的如此主动示好，胡适认为章士钊已经“豪爽的投降”，没有想到章士钊又反戈一击，于是胡适开始回应，写了一个反驳文章，批评章士钊。这时尽管章士钊是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部长，但他的声望、地位、影响都比不上一个在野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这时候的胡适，名声如日中天，已经远非时下的章士钊可比。

再看胡适成名过程中对胡适帮助很大的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1918年胡适要出版新书《中国哲学史大纲》，请蔡元培作序。在序言中，蔡元培声称胡适是绩溪三胡之后，有汉学正宗的遗传，“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胡适其实根本并非汉学家绩溪三胡的后人，蔡元培这里明显犯有常识性的错误，但这很可能是蔡元培受到胡适误导的结果。胡适自己不敢以三胡之后自居，但他可以有各种方式向蔡元培等人暗示自己是徽州三胡之后——毕竟谁也不会去查证此事真假。 后来蔡元培这个绩溪三胡之后的说法又被梁启超等很多人所接受。故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同样说胡适“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时人对胡适出身的这个误会，对于胡适当时的处境及之后的形象塑造助力颇大，而实际是理学家庭出身的胡适对时人这个误会“并不否认，而且坦然地接受”，以致于周予同等人多年以后还以此作为证据来讨论胡适思想同乾嘉汉学的关系。胡适不去主动去纠正这个错误，实际也反映了胡适当时在北大的不自信，另外也反映出胡适好名，他想给人中西兼通、新旧融合一炉的形象。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的不自信我们可以通过胡适与钱玄同的关系看出。曾经有一个研究者，也就是周质平教授，他形容胡适与钱玄同的关系，称胡适是播种者，钱玄同是一个催生者。其实钱玄同比胡适的年纪大，当时的名气、声望也比初回国的胡适高，胡适与钱玄同在这个时候的关系是同事，但是年轻的胡适更像是年纪大的钱玄同的导师、偶像。而钱玄同之于胡适更像是胡适的粉丝兼朋友。胡适写出一个什么样的文章，发表什么样的言论，与钱玄同都有呼应，两个人交往密切，钱玄同经常写信给胡适，向胡适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意，当然有时候也有批评，但是都属于小骂大帮忙的状态。特别是胡适的白话诗，在美国的时候都被他的一帮朋友拿去批评，到了北大搞白话文运动，胡适又提倡写白话诗，但他的创作当时被很多人骂，说根本不像诗，就是累积一些大白话。钱玄同却很欣赏，还公开表扬，不怕争议，后来胡适就很感激，让钱玄同为其白话诗集《尝试集》写序。这个时候钱玄同对胡适最大的支持还不是这个，最大的支持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个有名的炒作事件——王敬轩事件，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学革命的反响》在《新青年》上发表，在这篇文章里他是一个旧派的身份推崇林纾，批评新派的做法，尤其是白话文。然后刘半农再写出反驳文章《复王敬轩》，对此进行嘲弄反击。一时之间，颇引人瞩目，尤其是被无故牵连的林纾加入战团，公开写信撰文批评蔡元培和北大。对于钱玄同、刘半农这个炒作，学界的研究够多了，这里不多说了。钱玄同对胡适的支持，对《新青年》的支持，在胡适看来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让胡适自己40年后还记忆犹新：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但是他却支持我的观点，他对我们这么同情，让我“受宠若惊”。

而钱玄同这样的支持对胡适在北大站稳脚跟同样是非常有帮助的，难怪胡适让钱玄同尝试写这个序，而且你看钱玄同给他写的序，表扬是不遗余力。所以两个人在这个时候结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关系非常好，现在钱玄同文集里面有不少致胡适的信，当然他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信是收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还有一些没收进去的，后来有学者就把钱玄同文集之外的，钱玄同致胡适的信整理出来，有47封，这是保留下来的，遗失的就更多了，而且钱玄同日记里有他经常去见胡适跟胡适吃饭聊天的记载。胡适自己的信件里给钱玄同的信也非常多，说明当时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除了蔡元培、钱玄同的支持，还有几个学生的支持对胡适也很重要。最有名的两个学生是顾颉刚和傅斯年，其中顾颉刚对于胡适的支持尤其重要。

胡适

当时的北大校内气氛是以旧学为主，那些学生读古书都比胡适读的多，所以胡适要想给青年人上课有很多人不服气，尤其是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时正在北大教书的旧派学者陈汉章就说中国哲学史本身就是中国哲学的大纲，你再讲中国哲学史大纲，那就是大纲的大纲，成何体统，所以他看不上胡适。加上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这不仅让原来的老先生连呼“胡闹”，也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认为胡适不讲三皇五帝，就是“思想造反”。他们认为胡适这些做法不配做北京大学教授，想把他赶走。而顾颉刚听了胡适的课之后，认为胡适读的古书虽然不多，但他有眼光、胆量和识见。顾颉刚把他的意见传达给他另外一个好朋友，也就是当时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傅斯年也去听了胡适的课，认为胡适这个人读书虽然不多，但是学问还是有的，转而带头支持胡适，甚至此后事事向胡适汇报，还招致顾颉刚对其做法的不满。

但对于胡适带给自己学术上的影响，顾颉刚却不讳言。1924年1月29日，顾颉刚在写给李石岑的信中曾有回忆：

民国六年秋间，胡适之先生到北京大学来担任中国哲学功课，一般同学都很奇怪，他们说：“西洋留学生如何会讲中国哲学？”我初时也存此想，但后来愈听愈感动，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从此，我不但有了治学的宗旨，更有了治学的方法了。我从心底里发出快乐来，愈加增我研究学问的兴趣。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曾用这个方法整理过，现在用了这个方法去做整理的工作，真不知可以开拓出多少的新境界。

顾颉刚之后在写给自己的爱慕对象谭慕愚的信中也自认其转向史学是因为上胡适课的关系。顾颉刚平常以胡适作为标杆，言必称胡适先生，并经常反省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像胡适那样聪明？顾颉刚认为胡适“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折服于胡适的顾颉刚主动帮助胡适找资料，特别是关于《红楼梦》和小说考证的材料。而胡适也帮助顾颉刚找工作，也借钱给出于窘迫中的顾颉刚，支持其古史辨事业。为此，顾颉刚被胡适的敌对者视为胡党，饱受穿小鞋之苦。他当时向友人容庚分析自己在学界饱受师友倾轧和攻击时，认为其原因在于“佩服适之先生是一大错处，种种攻击皆发端于此”。

胡适最有名的学生其实是毛泽东。毛泽东1936年在与斯诺谈话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是把胡适放在陈独秀之前，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楷模。

我们再看《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文章，就能知道胡适当时与毛泽东有很密切的来往。对毛泽东来说，胡适就是他的导师和偶像，但胡适晚年在写口述资料回忆的时候，他否认这个事，说毛泽东不是他的学生，毛泽东考不上北大，毛泽东听不懂他上的课。另外一方面，毛在大陆也发起了批判胡适运动，双方彻底道不同不相与谋了。

关于胡适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是学术界过去关注比较多的，其实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就去听胡适的课，还专门拜访了胡适，向他请教了关于新思潮的各种问题，而且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北京以新民学会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去做报告。后来胡适和蓝公武、李大钊等人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时候，毛泽东在长沙立即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144个问题。而其中很多问题是跟胡适有关，受胡适启发的，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对胡适的接受程度。

胡适对毛泽东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当时毛泽东在长沙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群体，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打算要出去了，但是到最后他没有出去，为什么没有出去他愿意留在国内？这是毛泽东自己给他的朋友周世朝写的信，信里面讲为什么没有出去。因为受到了胡适和黎锦熙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胡适，因为胡适写了一个《非留学篇》，他写了留学怎么怎么不好，毛泽东就不去留学了。

当时胡适还对毛泽东青睐有加，当时有一个《每周评论》，原来是陈独秀主编的，后来陈独秀坐牢，就由胡适接管，胡适在主编《每周评论》时曾经给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写过一个评论，高度评价《湘江评论》，说它会议论，认为当时的湖南在军阀张敬尧的统治之下，能有这样的杂志出来，了不起。称赞《湘江评论》是《新青年》的好兄弟。特别是称赞其中刊登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这是一个连载的文章，写得很好，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的看重。

《湘江评论》

胡适不光给毛泽东写评论高度赞扬，实际上也有指导帮助。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曾就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事拜访过胡适，请胡适帮忙指点，修改他拟定的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因为胡适很欣赏毛泽东，也去给他改，而且自修大学的名字就是胡适起的，毛泽东也很客气，也吸收胡适的观点。

湖南自修大学旧址

湖南驱张运动成功之后，毛泽东很高兴马上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之后的形势，特别是教育界的形势，而且还给胡适寄了一个明信片，报告湖南驱张的情况。1920年10月，毛泽东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反对统一》，文章最后他又引用了胡适的话，胡适回国讲二十年不谈政治，毛说我们也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

不知道是否因为胡适曾经高度肯定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在长沙推介新文化和争取湖南自治的工作还曾引起《晨报》与梁启超的诸多关注。如《晨报》报道了湖南联省自治运动受到挫折后，“主张湖南建国的毛泽东等一般人，近来也废然思返，从事教育学术的研究，不管这些事件了。”1921年11月中旬，梁启超致函正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的湖南人、毛泽东旧识舒新城（中国公学为梁启超在教育界扩张势力的一大阵地，实际主事者为梁启超的研究系大将张东荪，舒新城机是受其聘请来任教的，他当时也积极投入了梁启超发起的在教育界扩张研究系势力的活动中），希望他能将同乡毛泽东请来教书：“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舒新城不愿尽力促成此事后，梁启超还不甘心，又致函张东荪、舒新城、蒋百里，希望他们能将毛泽东挖来：“闻湖南自修大学不易成立，能否将彼中良份子份一二位来此，请百里、新城商之。”但此事后无下文。这很可能跟同样曾是胡适崇拜者的舒新城不热心有关。

湖南溆浦人舒新城也是胡适的重要读者。他也是1893年生的，跟毛泽东一样大，他当时也是把胡适当老师，只不过与毛泽东跟胡适的关系相比,舒新城跟胡适的关系就有很多不太融洽的地方，虽然舒新城也曾是胡适的崇拜者，但是两个人在互动的过程中却不太顺利。

舒新城跟《新青年》互动很早，他很早就关注到胡适的文章，那个时候胡适不是很有名，他只是把陈独秀作为偶像，还没有对胡适有那么崇拜，但是1919年10月，已经是五四运动之后了，这个时候胡适在学界的大名已经无人可及了，舒新城就开始和胡适联系。他看到胡适在《每周评论》中对《湘江评论》的赞扬后，舒新城也给胡适写信——他主办了一个《湖南教育月刊》，他在信中问胡适能不能也给写一个类似评价《湘江评论》那样的推荐，也表扬一下自己？大概1919年10月底开始，短短十几天时间，舒新城写了三封信给胡适。

第一封信是舒新城处于反思心态，就把胡适当作导师与楷模，自述过去的经历，并去批评教会学校不人性、不好，他后来自己主动离开了教会学校，他拿这个事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帮他想出解决教会教育问题的方法，胡适哪里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至少表明舒新城把胡适当作导师。

而且从这个信里知道，这是关键点，舒新城筹备了1000块钱，计划去美国留学，学教育，但是他对美国的情况不熟悉，就想请胡适指点，这是他的目的，最关键是想请胡适推荐他到美国的学校和老师，舒新城后来写回忆录对这个事有回应，他的回忆录是1946年出版的，他说他当时很穷，但是这一千块大洋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胡适每一个月的工资260块，1000块大约是胡适四个月的工资，那也是很高的。但是舒新城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写回忆录他一直说自己很穷，没有这个钱，也没有说他要去美国留学的事情，但是这封信里很清楚他讲了，这个信的写作日期是1919年10月29号。另外在这个信里他告诉了胡适他是做翻译工作的，因为他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他学过英语，他希望得到胡适的认同和帮助，给他找一个工作，他好再去筹钱到美国留学。

舒新城这个信很有意思，写信的时候把一封信同样的内容写给几个人，就换换名字。舒新城当时给胡适的这封信，换名字后，也寄给了陈独秀和张东荪。

新文化运动期间，张东荪的影响其实也很大，但过去并不太被研究者注意，一直到前几年，才有学者高波对张东荪的这些面向做了专题研究。张这个人很喜欢帮年轻人，他比胡适还更有吸引帮助青年人的热情——张政治上是跟随梁启超的，梁启超一直希望能吸引一帮青年人聚集在旗下来搞一些政治活动。张东荪在这方面对青年人基本上有问必答，舒新城给他写信，他就把这个来信刊登在《时事新报》上。我一对照胡适的信，内容基本一模一样，就少了去美国留学这回事，因为张东荪不是美国留学生，没法帮舒新城推荐，其他的都一样，这个信胡适肯定看到了，大家可以想想胡适读了后会有什么感受？舒新城这个事做得实在不是很好，难怪以后胡适不太理睬他，回了舒新城第一封信后就不回了，也没有帮舒新城。但是张东荪帮舒新城，舒新城1919年底到长沙待不住，就去上海投奔张东荪。张东荪就让舒新城帮忙办《时事新报》，让他在中国公学教书，还带他去拜见大明星梁启超。后来湖南驱逐张敬尧之后，长沙一师新办新气象，舒新城就应聘到长沙一师工作，然后还邀请张东荪去长沙访问，去长沙一师讲学。

舒新城、胡适后来关系虽然不太好，但通过舒新城的信件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胡适对于像舒新城这样的知识青年的影响。第一封信写了不到五天，还没有收到胡适复信的时候，舒新城马上写了第二封信，又提出了三个要求，请胡适在各报纸上介绍《湖南教育月刊》，第三封信要求就更过分了，希望胡适帮忙推荐他到北京高师就读。可惜胡适最后均未回复舒新城，也未施加援手，可以说胡适是舒新城的偶像，但是个让舒新城失望的偶像。

接下来再看一下余家菊，余家菊跟舒新城有点类似的地方，也是要搞教育，他是湖北武昌人，他自己也是要去北师上学。其实舒新城跟余家菊是认识的，从余家菊的回忆可以看出胡适不希望他上北京高师，上面讲，舒新城希望胡适推荐自己上北京高师，不是胡适故意不推荐，而是胡适对北京高师看不上。

这是他几个粉丝的情况我们大致讲了一下，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胡适在当时对他们是偶像的作用，虽然偶像有的时候没有让他们都满意，至少可以看出胡适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影响力有多大。

1917年3月，胡适在日记里引了西方人的诗，翻译成中文是：“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后来他不断地用。这个诗表露的志向是很自负的，特别是后来他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他还经常用。确实，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了，时代的确进入胡适的时代了。

胡适名满天下，自然谤亦随之。鲁迅原来跟胡适也是好友，但后来两人因为陈源污蔑鲁迅小说研究是抄袭日本学者而出现矛盾，鲁迅认为居中调解的胡适袒护陈源，此后两人决裂，鲁迅不时在议论中挖苦讽刺胡适。如在1926年的一篇随感中，鲁迅挖苦胡适因为名声大不愿意做实际工作而喜欢写序居功的做法：“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之后鲁迅还在一篇小文章《文坛秘诀十条》中讽刺胡适及那些攀附胡适的人，“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其几句”。其实，“我的朋友”的表达本出自胡适之口，闻名于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时胡适在文章中喜欢称“我的朋友钱玄同”之类，此后“我的朋友”这个表达流传开来，被朋友用来称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后来愈加流行，逐渐成为成为一个口头禅，是时人争先攀附胡适的一个形象表示。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个口号会流行？1920年代的北京，经过五四运动，胡适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已经奠定。到了1929年，他批评国民党搞专制独裁、批评孙中山学说，发起人权论战，要向国民党要自由、要人权、要约法，反之国民党围剿胡适，甚至威胁要逮捕他。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佩服胡适，认为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敢于跟国民党干仗对抗，批评孙中山、蒋介石、国民党，推崇新文化运动，什么都敢讲。于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说法广泛流行，大家藉此攀附胡适，表示自己跟胡适的关系很亲密，所以与胡适关系同样亲密的林语堂才会在自己1932年所主编的《论语》杂志中特意将之作为一条戒条：“不要互相标榜，反对肉靡主义，避免‘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号”。

胡适在事业上很成功，也很“爱惜羽毛”，但他在私生活、在家庭问题上一塌糊涂。在家里，胡适是不太陪孩子的，如其自谓：“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们的事。”胡适平时也不太带太太、孩子一起出去参加聚会。他与两个儿子的关系都比较疏远，次子胡思杜宁愿留在大陆也不跟他出去，女儿则是五岁生病即夭折。可以说，胡适自身的家庭观念不强，不愿意让家庭成为自己的羁绊，故此不愿意留更多的时间给家人、孩子。

但有意思的是，在自己的著作里胡适却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孝顺儿子和慈父形象。如其母冯顺弟长期生病，需人陪伴侍奉。而新婚后的胡适却不了解母亲的“苦衷”，迫切希望妻子能赴北京陪伴自己，而其母本希望江冬秀能留下照顾自己的病情。胡适因此特意致信族叔兼好友的胡近仁打听原因：“吾母不是不明白的人，岂不知我甚望冬秀能早来。此中定有他种原因，为家信所不曾说及。故望老友速速即写信告我。倘老友不知此中真原因，可与吾母一谈。”在胡适屡次写信并以多种理由（希望冬秀早点出来受点教育，以便以后的交际；胡适自己暑假忙无法回家探亲；如暑假不回去，需要再等半年才能让“家眷出来”；需要女朋友交流）试探恳请下，爱子心切的冯顺弟不得不让江冬秀赴京。此后不久，独自居家的胡母即病逝。

胡适在其母行述中大力表彰其母贤德，却不反思自己在母亲突然去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怪乎当时率先读了胡适《先母行述》一文后的胡适学生顾颉刚就表达了困惑和质疑：

看他做的行述，不能说他善处家庭。他母久患喘疾，侍奉需人。他到北京来做教授，自然一则为传布学问，二则为维持家计，不能说他只应居家侍奉的。但是他为什么不接他母亲到京寓呢。说是病体难行吧，则他娶了妻，为什么要接到北京，不留在家陪伴阿姑呢？……我校暑假，足有三月，胡先生家有病母，不但不回去，反托人接妻子出来。

傅斯年（左）和胡适（右）

顾颉刚这里还将胡适与自己的同学傅斯年进行了对比，认为两人尽管学问很好，前途无可限量，但皆对家人太过刻薄冷淡，“总不是我所愿闻。他们对于学问事业兴味过高了，自然家庭一方面渐渐的淡下去。”进而，敏感而又以家庭责任为重的顾颉刚推测道：

吾敢说，胡先生不是母死了，他回去的日子，不知在哪天；或者也要像上海美国的一别十年。他行状末段说：“远出游学，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加此。”此语自是真情，然我敢说，这个情一定要他母死后，才能流露出来，则未免迟耳。

不仅是面对自己的寡母，胡适表现出太多的自我中心做法，即便是面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更不必说妻子江冬秀了，胡适都很难说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有关的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做出精彩的研究了，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