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6篇演讲走进莫言的文学世界

9月20日，“106篇演讲与莫言的文学世界”分享会在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举办。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以及出版人曹元勇围绕新近出版的《莫言演讲全编》，从莫言的文学观、语言魅力以及作家担当等各方面展开了对谈。

9月20日，“106篇演讲与莫言的文学世界”分享会在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举办。

《莫言演讲全编》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出版，共含《讲故事的人》《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贫富与欲望》三册，全面收入莫言25年来的演讲106篇，这也是莫言演讲作品首次大规模集结编选。

三卷本《莫言演讲全编》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出版

找到莫言讲故事的方式

莫言曾多次谈起自己朴实而深刻的文学观：“站在人的立场”“把所有人当成人来写”“作为老百姓写作”“触及人的灵魂，触及时代的病灶”，而做到这一切的方法，是“用耳朵阅读”“贴着人来写”“借助想象力，赋予小说独特的气味”等等。

“我们大多数作家也许会说：我是农民出身，我要为农民讲话，代农民立言。但莫言不是这样，莫言会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农民。他不是在为农民说话，而是在为自己说话。”在陈思和看来，这是莫言与其他中国作家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按过去的说法，莫言就是“老天安排的一个人”——这个人从农民这里生长出来，用奇奇怪怪的叙事揭示出积淀在农民生命基因中的委屈、艰辛与苦难。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左二）、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右二）、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右一）以及出版人曹元勇（左一）

“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很难做到这一点。”陈思和说，比如鲁迅写农民所谓的“哀其不幸、怒气不争”，依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知识分子来说，农民是另外一个阶层，要为那个阶层的苦难感到悲哀，为那个阶层的懦弱而愤怒。但对莫言来说，农民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农民的不争就是自己的不争，他表达了一般农民没有方法表达的东西。

“因此，如果要讨论莫言的文学观，这个就是他的文学观。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写什么’，那对他来说根本不算问题，他拿起笔来就可以写。他要考虑的是‘怎么写’，怎么把心里太多的委屈和苦难倾吐出来。”

在文学影响上，陈思和认为莫言走过了西方两座大山，一座是马尔克斯，一座是福克纳，莫言早年小说里那一套意识流的写法都是从这两个人那里学来的。但从《檀香刑》开始，莫言变了，用莫言自己的话说——“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

“西方伟大的作家可能会给莫言一定的启发，但无法限制莫言的思想活力、丰富精力，以及他特有的奇思怪想的想象力。”王尧说，“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一定会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别人的方法可能会启发莫言，但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在近四十年的小说文本中很少留下模仿的痕迹，他骨子里的东西是激活他的，而不是模仿着往前走。莫言这样一个作家，他有自己的故事，他能找到自己讲故事的方式。”

演讲集也构成了莫言的文学观

王尧认为，莫言是近百年来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人们对他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千万不要狭隘地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出发来判断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大家阅读莫言，要放弃许多偏见，回到文学的莫言。只有回到文学的莫言，我们才能理解莫言的重要。”

他说，作家的演讲在学界通常被称为副文本，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莫言的三本演讲集也构成了莫言的文学观，“好的演说也是好的文章，这三本演讲集收入的都是非常好的文章。即使把演讲者名字抹掉，我们也能辨认出这是莫言说的，因为他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修辞。在演讲中，我还留意了到莫言对中国许多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真的可以作为一个思想家存在。”

在这套《莫言演讲全编》中，《讲故事的人》收入莫言自1999年至2018年的文学演讲33篇，特别是2012年他领受诺贝尔文学奖期间的演讲、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以及2012年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班上的演讲《想象的炮弹飞向何方》等；《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收入莫言1996年至2014年的文学演讲36篇，其中有在世界文学大家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在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论坛上的演讲，还有在中外大学讲堂、图书馆或书展上的演讲；《贫富与欲望》则收录了莫言自1999年至2019年的文学与文化演讲37篇。

“这三本演讲集收录了莫言所有重要的、能找到的演讲，我想这些演讲展示了莫言的另外一面，就是他在小说作品之外更为丰富的一面。”曹元勇称，在演讲时，人可能讲着讲着就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主题本来叫‘文学的世界’，后来我想不要讲‘文学的世界’，就是‘莫言的世界’。因为他的演讲内容不只有文学，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他的人生经历、文学观念、文化观念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非常丰富。”

作家要讲自己的话才有价值

曹元勇特别提到，从莫言的历年演讲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之变：早期他说要把人当作人来写，后来说要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再到后来说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

比如在《我的文学经验》演讲中，莫言说：“我们跟世界上优秀的文学，譬如俄罗斯的文学相比，最缺少的还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对灵魂的拷问。我们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别人、批判别人，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于正面地来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

曹元勇说：“巴金到了晚年也开始反省自己。我们知道，剖析别人、批评别人总是很容易，你可以居高临下，站在非常高的道德立场上批判任何人，但是你有勇气批判自己吗？莫言自己的文学观也是在不断的思考中发展的，灌输到了自己的创作中。”

“作为大作家，他们之间可能真的有相通的地方。”周立民说，莫言在演讲中也数次提到巴金，“莫言说一个作家从立场上讲就是要像巴老这样讲真话，哪怕这个真话是错话，因为一个作家讲的是他自己的话才有价值，而不是别人的话。”

周立民表示，巴金晚年写《随想录》，就是为那些他认为自己曾经做错的事情理清罪感。莫言也讲到过去总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但通过《蛙》这样的作品，他自己也清理了内心的东西。“这跟巴老写《随想录》的想法不是一致的吗？人类精神的最高峰，或者说终极的东西总是相通的，小说是无边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