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建筑之道》，王子林著，故宫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301页，260元
我们现有的文物建筑研究，多是一种对于既定历史现象的解释，这也是我们一般研究理解文化遗产的路径，即一种现象解释学。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看到了这种文化现象，然后去反思这种现象的成因。我们看到了红墙黄瓦的紫禁城，就会解释，这个黄色是五行之中土的颜色，代表天地之中；红色则是火的颜色，火可生土。之后，我们还会为其赋予现代人的理解视角：红色和黄色是原色，这种搭配会让建筑看起来更加庄重纯洁。
当然，这种解释方法是符合我们认知的基本路径的，因此也是现在物质遗产研究中常用的叙述逻辑。但是我们发现，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文化之外的物质遗产——例如庞贝古城、巴黎圣母院，这种叙事方式快捷方便；而对于那些我们自己文化基因所培育出的物质遗产——文物和建筑，这种解释方式便尤有未尽。
回到一个物质文化现象诞生之前，站在文化的原点上去重新理解它，成了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故宫博物院王子林老师的新作《紫禁城建筑之道》便是这样一部作品，本书的主旨，不仅仅是回到元大都的那片平地上，去重新搭建一座紫禁城；也是回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原点上，从观念上复刻一座紫禁城。
一、天人沟通的通道
建筑和所有人类文明的产物一样，首先本自一种自然物观的认识。《道德经》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物”就是自然规律之“道”，我想也是本书所言“紫禁城建筑之道”。建筑的本质是人的栖居之所，《黄帝内经·素问》曰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居空间也就生成于“天地”“四时”和“阴阳”互根转化的规律当中，《黄帝宅经》则更是有很明确的论断：“宅者，乃阴阳之枢纽。”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集大成者，紫禁城在中国古人对于风水的依附上做到了当时的极致。之前的研究，我们倾向于将建筑作为一种既定的事实，研究造成这种事实的成因，而不把它当成一种文化现象，去解释文化堆砌和叠加的结果。在本书中，作者为大家揭示了紫禁城肇建的“龟蛇”布局、玄武之象、北斗之数、阴阳运用、山水之局。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这些建筑布局上的解释很难找到文献上直接的佐证，需要作者大胆的假设和细致的论证，而论证过程本身，就是对紫禁城营建思想的进一步探讨。
谈及中国古代建筑，风水学总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对风水学的敬畏反映了人类对脱离可预知的因果最深处的无奈，比如明孝宗在万岁上建了一座毓秀亭，之后公主夭折，清宁宫被火，故言建亭之举动坏了风水，主张建亭的大臣李广畏罪自杀。这三个可能没有关联的事件，被强制关联在一起，以便可以解释前两个不幸的发生。如果不幸变得有迹可循，那么多少会给当事人带来安慰，并消减对于未知的恐惧。
比如孔子对于天命的感叹，多数是发生在他对人事的绝望中，尤其是对生老病死的无能为力。颜回在去世时，孔子疾呼“天丧予，天丧予”；子路在去世时，孔子则说“天祝予”；冉伯牛病重，孔子说“命矣夫”。在这些人力无法预知和阻挡的自然事件发生后，我们急需一个心理慰藉，以证明世界的运行还在一个因果序列当中。
不过中国的神从来不是一种脱离了人类关系的、形而上的存在，他们存在的价值和土壤，就是解释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为之后的联系作出预测。这也就解释了中国皇帝的特殊位置：一方面，不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他们从不宣称自己是一个超越了人类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承天景命”，成为神在人间秩序的代言人，以天道行人道。所以，皇帝所居住的宫殿，也正试图以一种具象化的语言，来表达皇帝在天人之中这种特殊的地位。
二、具象化的思想
以建筑表示天下秩序，并非儒家独有，正如教堂、清真寺等宗教建筑的设计一样，建筑是人类想象中可以与天、神沟通的媒介。现代住宅的局促，把我们每个人都关到了盒子一般的单元楼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我们对建筑本身的想象力。而如果将这种场景还原到皇帝的住宅中，我们可以更深切地去感知建筑与人的关系，去理解人以场所为媒介，向更高层次寻求沟通的尝试。
每个在建筑当中的人，都会有对建筑的设想和要求，有些是成系统的，有些是非常零散的。在有系统建筑想象的人中，有些人有强烈的愿望将其付诸实践，在紫禁城居住过的二十四位帝王中，这样的人有两个：明代的嘉靖皇帝和清代的乾隆皇帝。
嘉靖皇帝
乾隆皇帝
作者在书中对可以代表这两位皇帝的建筑，都做了详尽的描写，探究了这两位皇帝的思想源流，并具体分析了这些思想是如何体现在建筑中的。
明代嘉靖以“礼仪”为武器，在政治斗争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地位，其中明堂的兴建和对其生父的供奉是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建筑本身已经脱离了最基本的“美观、实用”的要求，而需要展示出一种现实的象征意味。
现在中正殿区的明堂建筑，以建筑形式彰显礼治地位。明堂最初的形式，是天下秩序的缩影。“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立”，三公、诸侯乃至九夷八蛮，各有所处。故而“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
嘉靖皇帝利用了这一政治意向，在中正殿区建造了“亞”字形的玄极宝殿建筑群，并以此地祭祀其生父（第161页）。这种建筑上的表现有很多共通性，明堂所要表达的内核，与佛教的坛城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即以方寸之地，表现出世界的秩序。这也为后来隆德殿改建为藏传佛教的中正殿奠定了基础。
乾隆皇帝以各种场所实现自己的宇宙观和审美旨趣，这无疑是其精力旺盛的一个佐证。乾隆时期几乎对宫中所有宫殿都进行了重新装修，有的进行了改造，有的添置了匾额，有的则对室内空间做了重新分割。
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乾隆皇帝做这座城主人的时间是最长的，他的政治生命以一位备受皇祖宠爱的皇子为始，以一位高龄期颐禅位让政的太上皇为终。而这两端，又都反映在了乾隆皇帝对紫禁城建筑的改造上，即重华宫和宁寿宫二区的重建（第187页）。
古代人自明的方式十分有限，我们今天可以改微信签名，发朋友圈、发微博。但乾隆的自明方式就没有这么丰富了，除了每天写诗或发上谕，没有更为直接快捷的方式将他的志向或是性格外化。但是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有表达欲望的人，也就促使他一方面大范围将宫殿改名以自明其志，一方面改动建筑格局以表现他特有的宇宙观和审美旨趣。
以清代皇帝来看，能做到有始有终的，仅有乾隆一人，能做到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全面铺开的，也仅有乾隆一人。
当然，这种具象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有时也是某种特定的行为风格。雍正移居养心殿，帝国的运转更密集化了。定制化的宫殿居所最大限度上减少了皇帝的日常消耗，所有的目标就是让他高效地运转起来。因为在雍正的理念中，一个好皇帝，在生活上应该是被虚化的。
三、权力的场域
如果把皇宫当成一座影城，这里上演的戏码，一定是围绕家国分野、权力斗争的。《周礼》中对于宫殿的最初设计中心，就是标定与天子相关的各种势力场域界定。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三朝五门之制，即“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之在路门内者，或谓燕朝”，其实表现的就是皇权逐渐扩散和外延的过程。
因此，乾清坤宁除了是宫殿的命名，更标志了建筑的政治意义，“朕之正寝”（第108页）的讨论，远非皇帝要在哪里起居饮食那么简单，而是纲常伦理的物化反映。
以六宫的设计为例，乾隆十三年（1748）到十四年间，东西十二宫被各自配装了旨在反映后宫嫔妃恪守妇德、温柔恭顺的匾额。并奉谕旨：“此十一面俱照永寿宫式样制造。自挂之后，至千万年不可擅动，即或妃、嫔移往别宫，亦不可带往更换。”（第114页）
这十二方匾额，连同布置在宫内的宫训图，打造了一个强力的话语场，在这个场域之内，嫔妃只是按部就班地被安排在她们各自的位置上，像机械上的零件一样参与帝国的运转。她们个人的生死荣辱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在一个侧面说明，机械化已经深入到皇帝的私人领域，连他自己的后宫，都被严格地组织化了（第116页）。所以，现在我们理解慈禧太后对于六宫的改造，不仅是一种生活空间上的改建，也是一种心理空间上的破除。
如果说嫔妃完全属于皇权的依附，那么这种政治斗争在建筑上的体现，以太子宫的兴建最具代表性。明清两朝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有很多互相角力的势力，如外官与内侍，皇权与相权等，而皇帝与太子，也是这样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势力。作为皇帝，一方面希望太子可以能力不凡，继承国柄；另一方面又害怕太子势力过大，威胁皇权。在这种角力的过程中，太子宫就成为了权力外化的场域。
天子有五门三朝之制，太子则有三门一朝之制。太子宫的营建将皇帝和太子这种既是父子亲缘、又是权力继承的复杂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太子于皇帝之东，属于大的紫禁城结构的一部分，从属于整个皇权体系。另一方面，太子又有属于自己的权力体系和话语象征系统，这与嫔妃不同。他不是一个完全依从于皇帝的附属品，并且与皇帝之间有一种非此即彼的冲突——简单来说，现任皇帝多在位一天，太子就少在位一天，这种冲突和矛盾，在皇权至上的明清社会，显得格外突兀（第241页）。
乾隆八年（1743），随着乾隆皇帝的立储计划破灭，太子宫的计划一度被搁置。而到了乾隆禅位后，这里就成了乾隆皇帝与其继任者——嘉庆皇帝权力交接的现场。嘉庆元年，新皇继位，仍然居住在毓庆宫，而对此，乾隆皇帝的改建就别有深意了。“付忧与子讵忘付，宁寿斯身何敢宁”“自揣精力强健如常，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理政尚当时加训诲，何忍即移居宁寿宫，效宋高之帝自图安逸耶？”话虽说得委婉而勉强，但是当有臣子真正将乾隆与嘉庆区别对待时，老皇帝便勃然大怒。
嘉庆元年正月，湖广总督毕沅上奏中有“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之语，只因将“圣主”与“太上皇帝”分别开列，便得了乾隆皇帝一顿斥责，并再次重申“本年传位大典，上年秋间即明降谕旨，颁示中外：一切军国事务仍行亲理，嗣皇帝敬聆训诲，随同学习”。乾隆皇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而嘉庆此时的表现也确实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实习生”。《朝鲜李朝实录》中称其“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亦步亦趋之态可见。
在毓庆宫一直悬挂着乾隆皇帝对嘉庆的训诫之辞，其匾为“履道安敦”，下有联曰“笃学在躬行，宜循实践；淑心惟理顺，克务懋修”。这是乾隆四十四年乾隆皇帝为嘉庆潜邸题写的。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旨下永琰为皇储，移居毓庆宫，这方匾额和楹联一并被移到嘉庆的新寝宫，并在接下来太上皇摄政的四年中，作为对于新皇帝的规训。
随着咸丰时期对于毓庆宫一区的改造，我们可以体会到，太子制度虽然在名义上已经废除，但在清代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着，而这种皇权内部的分割与整合，也一刻未曾停止。
结语
西方在研究建筑学时，通常要举出维特鲁威所作的《建筑十书》，他在书中强调建筑师的教育、知识的统一性，建筑的意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建筑与社会伦理、人类健康与环境等问题。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建筑师，应以学习哲学为途径，洞察自然物性和人生真谛，同时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恰当地设计建筑和装饰雕塑。
当我们再次面对自己的历史建筑时，是否也应将它作为一个知识的统一体来认识，注意到它其实是历史中各种要素不断叠加拼合的产物。
我们试着将紫禁城还原到肇建之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完全摒弃了正朔岁首的天象原则，而是根据“上合天星垣局，下钟正龙王气”理论来营建新的京城，这便是这座建筑的原点。
今天我们对古人布局上的见解，是根据文本而进行的反推过程，并不一定完全还原古人建城的真实意图。但是，这种反推正要回到历史建筑的原点，以一个设计者的身份，去还原当时人的认知体系和知识背景。因此，要求研究者按照孔子所言“叩其两端”，从现实建筑和设计意图两个方面去探索当中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解读和论证的结果可能不是唯一的，更不会是极致的。不过从作者的研究经历来看，对于“紫禁城建筑之道”的探讨，正是这样一种不断推进的过程，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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