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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里的“公·园”,摄影师眼里的公园

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公园”从一个特别的视角折射着时代、生活和心态的变化。公园中有哪些故事正在发生?故事中的人又各自有着这样的故事?9月底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味,一个以公园为主题的摄影师联展—

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公园”从一个特别的视角折射着时代、生活和心态的变化。

公园中有哪些故事正在发生?故事中的人又各自有着这样的故事?9月底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味,一个以公园为主题的摄影师联展——“公·园”前天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对外展出,展览特邀btr、蔡东东、弗搭界小组、甘莹莹、顾铮、郭盈光、陆元敏、鸟头小组、徐杰、许海峰、薛宝其等参与。意在呈现艺术家所看到和讲述的关于“园”的故事,进而延伸至“园”及其背后的城市的“公”的话题。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相比伦敦海德公园、纽约中央公园等聚集融合多重意义的综合性公园,此次展览中所涉及的公园多位于上海,属于嵌入城市内部的、内化在市民生命经历中的一个公共空间,而此次参展艺术家的作品也多源自生活周遭的城市公园(urban parks),他们有的把公园作为工作之于放松心情之地,只是相比普通人多带一台相机;有的把公园作为自己和家人成长的记录;有的则是以观察者的视角,忠实呈现公园百态……公园中的人、公园中的动物、乃至公园中的静物,它们不仅呈现出上海公园的一些特有的功用和气质,也将触发更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社会和历史话题的思考和讨论。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摄影史论与评论家顾铮认为,公园有阴阳两面,展览名“公·园”之间辅以一点,为“公园”赋予更多的含义——既强调了公共性,也是现代性和城市自然生长形成的必然需求。城市中既要有带有精英意味的、咖啡馆式的思想交流空间,也要有公园式的公众无需消费、可以自由出入的、更开阔的场域。

顾铮,《上海变奏》,摄影,尺寸可变,1988,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顾铮,《上海变奏》,摄影,尺寸可变,1988,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公园形态之——时代的痕迹

1933年出生的薛宝其是此次参展的15位摄影师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挂着相机在家附近的复兴公园拍摄多年,完成了“读书热”“夕阳赞”“独生子女”三个系列。近40年后回望这些作品,虽然已经很难知晓他按下快门前与照片中的人有怎样的交流,以及具体的拍摄过程,但他留下的是集体主义时代的一瞬。

薛宝其《读书大热潮之复兴公园》,摄影,1985夏,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藏,图片由中华艺术宫提供

薛宝其《读书大热潮之复兴公园》,摄影,1985夏,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藏,图片由中华艺术宫提供

“读书热”源于高考恢复后,从文化压制中解脱出来的人,进入一种饥渴阅读状态之中。文学热 、哲学热,把人们推进全民阅读的时代,据说当时搞对象,都要谈小说。在薛宝其的“读书热”中,公园中也随处可见捧着书本的人,他们中有的独自阅读、有的凑在一起读书,但更多的是抱着婴儿读书……这些都是照片中可阅读的,但照片之外,也隐约透露出,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住房面积的紧张,在公园这样的公共空间寻到一处隐私和安静之所,也让人想到同一时代外滩的“情人墙”的形成,也是源于生存空间狭小之下,以心灵搭建的隐蔽之所。

薛宝其 “夕阳赞” 系列

薛宝其 “夕阳赞” 系列

而在“独生子女”系列中,这看到了刚刚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时代,被誉为“小皇帝”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何在父母、祖父母辈的呵护下成长。而其中有一张照片记录了三个家庭结伴游公园,三个家庭三台相机一起对准了三个孩子,照片中年轻的父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也感染到当下看照片的人,但据策展人施瀚涛介绍,薛宝其在闵行电视台工作的侄子,近些年也对当时照片中的人进行了回访,照片中有的人已经离去、有的人在国外生活,而摄影或记录下曾经的生活与梦想。

薛宝其,《明珠荟萃》,1984年秋

薛宝其,《明珠荟萃》,1984年秋

相比,薛宝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照片,艺术家组合“鸟头”此次的参展作品拍摄于10年前的中山公园,作品名“中山公园,7.13下午15:31”如同手机里自动生成的文件名,也生成了生命中一个瞬间,在这个看似平淡的照片叙事中包含着草坪、树木、风筝、天空,青春、岁月等多重与惬意和美好相关的元素,也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生命中不起眼却又难忘的瞬间。看似处于日常戏谑状态下的鸟头,在一次采访中说到,他们对艺术的理解是“爱恨情仇、生老病死……是人类基本情绪的宣泄和认识生命这件事情。”

在多伦现代美术馆中,与鸟头的作品对视,忽然感到所谓“青春”,或者是她陪伴你的时候,你并未感到她美好,而当她离开了你才意识到、才开始追忆。这也如同对生命的认识。

鸟头《中山公园,7.13下午15:31》,摄影,尺寸可变,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鸟头《中山公园,7.13下午15:31》,摄影,尺寸可变,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公园形态之——结伴歌舞的人

此次展览的参展艺术家虽然所逛的公园不同,但不少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公园中结伴歌舞的人,其中就包括顾铮、殷漪、btr、弗搭界小组等。

弗搭界《星期六上午在鲁迅公园(2009-2011)》,影像,2020,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弗搭界《星期六上午在鲁迅公园(2009-2011)》,影像,2020,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展览展出了顾铮两个系列的作品,一部分创作于1980年代后期,当时他在襄阳公园拍摄了一些穿着睡衣的上海男人,以及在人群中显得有些诡异姿态的众生。

顾铮(左一)在展览现场讲述自己的拍摄

顾铮(左一)在展览现场讲述自己的拍摄

另一部分则是于展览开始的三周前,为此次展览特别拍摄的公园,这一次他将镜头对准中山公园中跳交谊舞的群体。在顾铮看来,交谊舞以跳舞的方式寻找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其“个体对个体”的形式,极其符合公园场景的设定。在拍摄中,他并不以传统摄影的完美构图、叙事章法为目标,而是以“反报道摄影”的方式,“卷入性拍摄”公园中的跳舞的人,并进入跳舞者的场域之中,用连拍捕捉舞蹈者与围观者真实的状态。

“在公园交谊舞的场景中,可以看到有默契的组合、有新加入的,也有独自跳的。在照片中有一位老爷子一边与一位老太太共舞、一边用手挡住镜头,我以一个个片段拍摄下一个个过程,并刻意回避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照片,而是注重自己身处其中感受到的场域,并以与照片中的人‘共舞’的步态拍摄下他们,所以照片呈现也根据步态有场景、有细节。在忠实于照相机所拍摄到的物像后再做一定的选择。”顾铮说。

顾铮作品

顾铮作品

殷漪的作品“为了告别的聚会”位于美术馆的1楼,是被“圆台面”赋予更多衍生情感意义的声音装置作品,作品以15个放在聚餐式“圆台面”玻璃罩中、收录虹口公园(鲁迅公园)中歌唱声音的扬声器,配合每半小时发生的小号演奏。

展览现场,殷漪作品“为了告别的聚会”

展览现场,殷漪作品“为了告别的聚会”

这件作品源自殷漪对于鲁迅公园每周末自发形成的百余人的合唱团的疑问,这么多退休老人何以会在每个周末聚集在公园集体唱属于他们时代的歌?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使用这种方式发生?又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公园?

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殷漪发现,他们大多是50年前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退休后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并在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公园发声,而他们之所以来到公园,又与他们的居住状况、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相关。在展览现场“圆台面”上,放着50年前火车站送知青的历史照片,照片是沉默的、或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记忆中,还存有当时的声音。而在公共空间中,他们声音的力量也成为一种召唤。作品名“为了告别的聚会”源自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而“圆台面”的形式也让这场“聚会”带着一些悲凉的气氛。殷漪还为这场聚会创作了谱了一段小号音乐,并通过招募的形式征集演奏者逢节假日定时演奏,作为作品行为的一部分。据殷漪介绍,至今为止招募到的小号乐手的年龄分布很特别,要不60岁以上,要不30岁以下,这似乎也是如今中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结构造成的。在展览开幕现场演奏的小号乐手是一名初二的女生,她的祖父母就是“知青”,看似一个过去时代的记忆,依旧在如今的生活中生长和延续着。

殷漪 《为了告别的聚会》装置作品。“圆台面”上,放着50年前火车站送知青的历史照片。

殷漪 《为了告别的聚会》装置作品。“圆台面”上,放着50年前火车站送知青的历史照片。

在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建筑结构中,这件作品也贯通了3层展览的空间。被隔离在玻璃罩中的声音,与3楼弗搭界小组的影像作品的喧嚣之声形成了一种呼应和反差。巧合的是,弗搭界小组也以鲁迅公园中结伴歌舞的人群为对象,镜头之中的他们超越了庸常,散发出超强的能量磁场,其中又带着些属于公园暧昧气氛中的魅惑。尤其当观者走入独立的放映空间,置身于其中,如同闯入者,却又沉迷其中。

展览现场弗搭界小组《星期六上午在鲁迅公园(2009-2011)》

展览现场弗搭界小组《星期六上午在鲁迅公园(2009-2011)》

在美术馆3楼另一个独立空间中,btr的作品《分开聚众》记录的是2020年三月下旬,上海公园恢复开放,在当时是疫情发生以后之后,仅有的公共空间,也在其中看到了疫情之下公园的状态,其中也有独自起舞的人。“新冠”14天的隔离期对应到作品中是如“迟来的春天 还是来了 它不会缺席”等14字的仿俳句,类似的语句也让人想到了大卫·霍克尼在法国诺曼底隔离期间的作品。也在隔离之后,作为城市公共设施开放的公园,也让人们感受到春天的到访。

btr《分开聚众》,三频录像,4k30fps(3840x2160),2020,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btr《分开聚众》,三频录像,4k30fps(3840x2160),2020,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btr《聚2020》,摄影,尺寸可变,2020,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btr《聚2020》,摄影,尺寸可变,2020,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徐杰,公园,摄影,尺寸可变,2012-2015,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徐杰,公园,摄影,尺寸可变,2012-2015,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公园形态之——气球

“独自一人拿着相机在公园里闲逛是一件简单又快乐的事……”参展艺术家陆元敏的展签上仅写了这样一句简单而具有画面感的话。而公园中不同的画面转化到照片中,也带着不同的情绪,即使是通常代表快乐氛围的气球也不例外。

在陆元敏的镜头中,看似随意按下的照片似乎带着某些荒诞的情节。被倒拿的长颈鹿玩具、带着翅膀的女孩、被绑在一起的hello kitty气球,看似寻常的场景,在摄影的诠释中另有一番含义。在顾铮看来,陆元敏把公园作为自己的“道具箱”,他在其中寻找生活中超现实的场景。

陆元敏《游园》,摄影,尺寸可变,2019,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陆元敏《游园》,摄影,尺寸可变,2019,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逛公园时我只比别人多带了一台相机。”参展艺术家许海峰说。逛公园也是他消解自身烦恼的一种方式。他镜头中公园里的人和动物,都带着一丝隐隐的孤独,即使是色彩缤纷的气球有被一种落寞的气氛笼罩。

许海峰作品

许海峰作品

而在朱浩的作品中,气球终于归位,成为了童话梦幻气氛的一部分。除了而是关于公园的记忆外,成年以后朱浩再次逛公园是因为妻子怀孕,而到了女儿出生后,他的公园摄影成为了女儿成长的记录。展览如同将观众带入私人相册中,一起见证女儿的成长,不同电影剧照一般,压缩了成长和四季。其中,有不少带有草坪、帐篷、气球的元素,此时气球中似乎充满着欢乐和希望。

朱浩《野餐盒里的波拉片》,摄影,尺寸可变,2012-2020 ,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朱浩《野餐盒里的波拉片》,摄影,尺寸可变,2012-2020 ,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朱浩作品

朱浩作品

朱浩的作品似乎也链接了艺术家与普通人对公园的演绎。在策展人施瀚涛看来,“公园大概是(至少在中国,在不远的过去)除了照相馆之外,拍照的行为发生最频繁的地方。从孩子成长到情侣约会,我们常常会在平淡的日常生活的间隙,去公园用照相机来记录下这些日常过程的象征性瞬间。到了公园怎么可以不留影,而且,常常也只有去公园才会带上照相机。”

策展人施瀚涛导览

策展人施瀚涛导览

在更多的公园形态中,展览还呈现了公园中打牌的人、运动的人、书写的人、以及相亲的人。而“公园”的概念还与“澎湃·城市漫步”栏目引入的“没有围墙的公园——城市绿地”所形成的对话,使之成为关于探讨城市发展更开放的议题。而美术馆也成为一个提问与对话的场域。

“澎湃·城市漫步”栏目引入的“没有围墙的公园——城市绿地”展览区域

“澎湃·城市漫步”栏目引入的“没有围墙的公园——城市绿地”展览区域


蔡东东《拍照的女孩》,摄影,42×48.5cm,明胶卤化银照片,2019,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蔡东东《拍照的女孩》,摄影,42×48.5cm,明胶卤化银照片,2019,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就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而言,“在建馆之初就关注影像的领域,此次聚焦于‘公园’,也链接着城市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将历史记忆、文化演变与特殊群体、个体命运紧密复杂的交织成一张变化的网络。而在城市更新中,个体、群体与城市的关系会是如何?我们如何参与?等一系列话题,也将在通过展览过程中的公教活动不断涉足和探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馆长曾玉兰说。

甘莹莹《我们的世界》,出自“无名之地”系列,摄影,90×59cm,2017,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甘莹莹《我们的世界》,出自“无名之地”系列,摄影,90×59cm,2017,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郭盈光《顺从的幸福》,摄影,114X75cm,2016,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郭盈光《顺从的幸福》,摄影,114X75cm,2016,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据悉,此次展览由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主办,顾铮担任学术主持,施瀚涛担任策展人,参展作品来自btr、蔡东东、弗搭界小组、甘莹莹、顾铮、郭盈光、陆元敏、鸟头小组、徐杰、许海峰、薛宝其、严怿波、殷漪、朱浩,以及“澎湃新闻·城市漫步”项目,展览将持续至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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