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一月的《俗世奇人全本》后，冯骥才又交出了一部新作，这次是长篇小说——《艺术家们》。
这部新作的第一句是：“我一直想用两支笔写这本小说，我的话并非故弄玄虚。这两支笔，一支是钢笔，一支是画笔。我想用钢笔来写一群画家非凡的追求与迥然不同的命运；我想用画笔来写惟画家们才具有的感知。”
照片里的冯骥才一手握着作画的毛笔，一手拿着写作的钢笔，笑容满面。摄影 杨飞
它让人想起冯骥才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他一手握着作画的毛笔，一手拿着写作的钢笔，笑容满面。
9月28日，由《收获》杂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艺术家们》研讨会在上海作协举行。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9月28日，由《收获》杂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艺术家们》研讨会在上海作协举行。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从天津前租界区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们的故事，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20秋卷，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说：“由同样有租界历史的上海来解读这部作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在此地研讨，是南方对北方的一次凝视，一次长情告白。”
《艺术家们》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20秋卷
这是一部写“美”的小说
《艺术家们》按时间顺序分为前卷、中卷、后卷，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后。在场的作家、批评家对这个故事的前卷尤其偏爱。它写到楚云天、洛夫、罗潜这三位年轻画家默默守护着共同的艺术沙龙，每当他们从被洗劫过的贫瘠又荒芜的城市里挖到一张禁听的老唱片、一本私藏的画集或一本名著，都会点亮他们的沙龙，带来一顿酣畅的盛宴，成为他们一连多日的中心话题。
评论家程德培用“回溯”一词来形容这部小说。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是大伙跑去天津四川路一栋老房的地下室听一位钢琴家弹琴。当这个小小的“音乐会”结束了，大家走出老楼，会有一种雨点沁入大地心脾的神奇感觉。“我经历过几乎一样的事，只是地点从天津变成上海，钢琴家变成了小提琴家。”
“冯骥才自己就是一个热爱文学的画家。但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真实的人物在这个故事里有着更丰富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作家赵丽宏说，小说前卷写到了对知识分子尤其灰暗的年代，但那时的故事令他十分感动，“ ‘三剑客’真诚的友谊，对艺术理想的憧憬和追求，让人动容。”
“我们的文学似乎总是与 ‘丑’周旋。这情有可原。但如果 ‘审丑’成了习惯，也很遗憾。这时候出现了主要描绘 ‘美'的《艺术家们》，就十分可贵。”批评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说，“百年新文学史上写知识分子的长篇不多，而且往往写成某一时段社会的缩影，或立足讽刺的各种新儒林外史。冯骥才颠覆了这种写法，转而着力揭示一群热爱艺术的中国艺术家在不同时代所展现的高贵内心。这一知识分子特殊群体所守护的美既不廉价，也不骄矜，更不媚俗。甚至美的挫败，美的异化，美的毁灭，也始终显明作者内心对于美的无限珍惜。”
他同样更欣赏《艺术家们》的前卷：“如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真有那么美好的艺术沙龙，说明人性还是有希望的。”
重温1980年代
小说的中卷、后卷分别进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世界渐渐变成了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三剑客”的友谊变质了，曾经的知己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在赵丽宏看来，这可谓大时代下的悲剧。“这样一部深刻揭示人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值得大家研读与深思。”
作家孙甘露认为《艺术家们》是一个重温1980年代的写作，它在反思剧烈变动时代下精神生活和文学写作的关系。“这一反思到了今天又逐渐变成一个问题。在中国，它是非常重要的参数，撇开它我们很难完整地观察世界的文学。”
批评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坦言，读了《艺术家们》，他觉得一种久违的写法回来了。这种写法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相比一直缺乏更公允地评价，它就是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对于资本、技术、科层制的批判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浪漫主义对于美、对于自然人性、对于理想主义的支撑在今天尤其重要。我们如何重新激活浪漫主义的能量，是个大问题。”他表示，在这个意义上，冯骥才以文学史上老作家的身份在二十一世纪重新讨论浪漫，讨论美，讨论理想，让老话题具有了先锋性。
批评家、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说，“艺术家”是一个小题材，但背后却是一个大时代。《艺术家们》讲的是一个小故事，但它背后则有一个大内涵。“故事本身并不复杂，说的就是画家们的那点事儿，但其中的内涵与冯骥才本人的艺术追求是高度吻合的。而就时代而言，我们从曾经的文化沙漠到文化解冻，再到市场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好，‘最坏的时代’也罢，大冯对此一直都有自己鲜明的态度。”
郜元宝认为，《艺术家们》乃是冯骥才以八十年代情怀完成的具有一生总结意味的长篇，“他忠诚于那一代人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生复活的文化记忆，以此证明八十年代之可贵。如果发源于六七十年代的这一股美和希望的娟娟细流也贯穿于此刻当下，则至少说明作者个人依然不肯放弃人性的尊严与高贵。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值得尊敬和感谢。”
《三寸金莲》
贴近自我，贴近不自知的想法
比起《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艺术家们》是冯骥才的一次“非常自我”的写作。
“这里有他的心、灵魂和道德，也有自我的投影、时代的投影、城市记忆的投影。”批评家、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说，“我以前很少见到他的作品这么贴近自我。以前他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次他放开了。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跟他的四卷回忆录对照起来阅读。”
批评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表示，在文本中，冯骥才自己的理想与热情是贴着人物的，他本人的主体形象和他笔下的小说形象是融合在一起的。但现在的大多青年作家，和他们描述的对象始终保持着一种淡漠和疏离的关系。“青年作家中对老一辈的这种写法大约是排斥的。这种差别大约与时代氛围以及对人与时代之间关系的理解有关。但其实，只要处理得当，就能有好的文本。”
“艺术家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艺术家。艺术很多时候与非人性总有着某种亲缘关系，但这种 ‘非’，其实是最真最彻底的人性的表现。所以，不完美的形态才是真实的。”在批评家、《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来颖燕看来，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其实是自由的——他们说这个角色才会说的话，做这个角色才会做的事，但同时又可以明确感知到作者的作用力。
“作者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也直面现实。所以，小说里许多追求单纯的画家的结局并不好。但我们能感觉到作者的叙事立场，他的认同和质疑，以及悲悯。其实，艺术所面临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对艺术的影响可能是多极多层的，就像西方的艺术赞助人所起到的作用。”
“这个小说特别有意思的是，作者是用小说的形式来探讨艺术问题，表达自己的困惑。他甚至直接在其中设置了几次直接的艺术问题的探讨。但是文学与艺术是一种同构，当代文学的许多经历与当代艺术惊人地相似，比如在80年代遭遇的变故，以及90年代开始的彷徨，共同要面对市场等等。”来颖燕说，有些问题注定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更证明这是一个好问题，会促使作者在写作的过程偷听到自己的一些不自知的想法。
冯骥才与《收获》。图片来源：巴金故居
如何在熟悉的领域，更好地审视自己
既然是作品研讨会，“不同的声音”也必不可少。大家比较多的谈论到了小说里楚云天在婚姻之外的两段“旁逸斜出”的感情。批评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说，实际上楚云天与两位“红颜”并没有实质上的越轨，最多只是“精神越轨”，“作者对爱情的理想很纯洁，但对男主人公这是不是过于严苛了？新时代的性道德与伦理应该有更加大的包容性。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代沟，但代沟不要紧，重要的是对话与理解。”
“以冯先生小说家和画家等的多重身份，他有关艺术家的见闻应该非常多，而艺术家的生活也可能确乎复杂。但他笔下主人公的两段情感为什么如此‘清纯’，这是我的一个困惑。”批评家、《上海文化》编辑木叶说。
“第二个困惑是，这部小说里每个艺术家的命运轨迹如此分明，如此‘清晰’。”就以小说结局而言：高宇奇死于车祸，洛夫投河自杀，罗潜志趣突变……木叶认为如何处理确定与不确定，如何安排人物身世的流转，很体现一个作家的审美和技艺。
“我感觉这部作品非常温暖、柔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让我不太满足，但它可能恰恰是冯骥才的特点。”周立民说，比如画家高宇奇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悲壮的意外，但小说在前头提示了有企业家资助高宇奇画画，还有人问他画出来的画最后是归他还是归企业家。“所以这个画最后到底属于谁？冯骥才对这部分的处理不肯那么残酷，这是他的柔软，而我又感觉未免太温柔。”
批评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项静则表示，作为女性读者，她会觉得小说是以男性形象为核心的，到处都是他们的高光时刻，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和成为艺术家的心灵史呈现得令人信服，“但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我作为一个当代读者略微不满足，比如篇幅最多的女性隋意，她是楚云天的妻子。小说开头给了这个人物挺多想象空间，她美丽娴静大方，也热爱文学艺术，她和男主角们一起经历了个人与大历史的重要时刻。我一直期待她的后续发展，但基本落空了，她缺少自己的主体性，好像所有的蜕变都是以楚云天为核心，没有自己的成长。”
“至于楚云天短暂爱过的另外两位女性田雨霏和白夜，也让人感觉意犹未尽。田雨霏嫁给了商人，小说中叙事者对她的最后一句交代是她何以从艺术理想的追求者变成了商人妇？我觉得这个人物命运停止的地方应该是作家和读者思考开始的地方。白夜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欲望的一个符号，我认为文学直接去批判欲望其实是容易的，难的是刻画和理解各种欲望之中人们挣扎的艰难形状。”
这部长篇也令木叶进一步思考创作的艰辛，像冯骥才这样的作家在书写自己熟悉的艺术领域和人物时，如何带来熟悉之外的陌生与新鲜，如何进入纵深，进入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这引人深思，也值得警醒。木叶还指出，一个作家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创作理念是否能不断反省甚或更新，这些既颇重要又费周章，得失尽在文字中。“一个作家能否审视自己，打碎自己，这也关乎他能否更好地抵近人物并重建世界和自我。”
冯骥才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
交流是思辨，文学在代际里非常重要
在听大家发言时，冯骥才一直记着笔记，不住点头。环顾四周，他感慨在场的资深作家与批评家也比他小了十岁以上，还有许多十分年轻的面孔。他说：“文学在代际里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年轻一代可以通过你们的作品，告诉我你们怎么想，我也可以把我人生里那些不可逆的历程和思考告诉你们。这个交流非常重要，就是思辨。”
这番话让人想起《艺术家们》里的一段话：“我的读者一半是我的同时代人，一半比我年轻。我相信，我的同时代人一定会与我感同身受。我更希望比我年轻的读者通过书中人物的幸与不幸，能成为艺术家们的知己，也成为我的知己。”
他形容这次研讨会对他而言是一次“精神大餐”。“今天的很多说法都给了我很大启发，它们对我长期有效。我现在虽然快80岁了，但是身体还可以，起码脑子还不迟钝，出席场面还可以。”他还透露，未来还会带来二至三部的长篇小说。
此次上海之行不过三天，从巴金故居到上海作协，他总谈到自己对《收获》的感情：“我至今所有满意的作品，起码有85%以上都给《收获》了。”
“大冯是《收获》的老朋友了。他的文学实践始于早年，勃发于改开初期，1979年我在农场看到一本被传阅得掉了封面的杂志，上面刊登着《铺花的歧路》，那本杂志就是《收获》。”程永新说，后来冯骥才向历史文化的纵深处开掘，从《三寸金莲》《神鞭》一直到《单筒望远镜》，这是一个系列；另一个是市井人物的系列，据说《俗世奇人》已发行上千万册。“除了文学和美术实践，大冯还以一己之力扛起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和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大旗。收获专栏《田野档案》向我们普及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民间艺术。”
“我今年78岁了，爬山爬不动了，台阶如果三十公分也上不去了。当我回到书房的时候，不是我找文学，是文学找我了。”冯骥才说，最近几年他体会到一点，生活总是在不经意中积累的。那些曾经的积累，曾遇到的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文化，未来或许都会出现在他的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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