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算再没信仰，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会想找个朝圣的地方，所谓“精神寄托”，知道在某个地方自己可以感到彻底的安心，彻底的归属，能忽略岁月的蹉跎和琐碎的烦恼，是一件何其重要的事。18—19世纪，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人留下不少朝圣书，去耶路撒冷，去埃及，去印度、中国、日本，不外乎这些西方之外的古文明发祥地；到了20世纪，像黑塞《东方之旅》等也属此列。但我手头的这本《埃及纪行》却有点不同，这是1985年，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写下的一份东方“朝圣”记录。
威廉·戈尔丁真是个奇特的作家，在每一篇关于这位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介绍里，他的文学成就都是两部小说，一是《蝇王》，一是“其他小说”——《蝇王》写得惊心动魄，“其他”的那些却大多陷在一种古怪的路数里，读起来有一种说不清的晦涩。在我的阅读中，只有半本《金字塔》算得上是宜读的，《教堂尖塔》、《黑暗昭昭》之类都迫使你打起十二分精神，还不一定能啃进去。而《埃及纪行》，能读完它的，恐怕也必须是戈尔丁的死忠，或者一些有打捞文学“遗珠”之癖的人。
威廉·戈尔丁
“现在，最大的要务就是离开。我们站在甲板上，挥手，随口喊出一些不知所云的话，也听不明白岸上的回应。”
启程时的这几句描述，已经让读者感觉到了距离。对此行，他好像并没有很强烈的情感投注，而是起了一个心不在焉的调门：“我们离开了迈哈迪，将开罗市区的高楼大厦抛在了身后……那波动荡漾的灰色河水，还有那不时相遇的货运驳船，则是太国平淡无奇的庸常事实，我就不必描述了。”
但埃及其实是戈尔丁的神往之地，他的心所皈依。他写过两篇长文谈他的埃及情结，还出过一部小说集，收了三个以埃及为背景的故事（戈尔丁一直很喜欢用中世纪或异域的背景来写小说，探讨他热衷的宗教和道德命题）。在他的心目中，埃及是一种神圣的隐喻，“开启了世界的深度，犹如我们人心的深度一般”，而“人心的深度”就算在他最通俗易读的《蝇王》一书中也是一种十分神秘、让作者痴迷的要素。
对埃及的印象会侵入到看到的现实里面，比如说，你看到斯芬克斯，看到它神奇的面貌，想到它为何建造，何以如此设计，至今仍是一个未解的谜题，你就会展开想象。同样，金字塔也是徒有其壮观之姿，来由和建造细节都让人莫衷一是；还有木乃伊，你明明看得见它们的形，却永远不能闻其声，它们留下了身体，却对一个时代的信息噤口不言，在肚子存了一份隐秘的字母表。正是古代埃及给现代的、理性的思维制造的理解障碍，使得埃及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了一种精神性的真实。戈尔丁在他的金字塔散文中写道：
“任何人去考察那份字母表，不管它是画下来的还是刻于石上，或是用金属、粘土或陶器所制，或多或少，都是在观看他自己内心的语言。” “事实上，我是一个古埃及人，我拥有他们非理性的、精神性的实用主义，也能拥有模糊暧昧的信仰。”
多么精辟，但这是在他没有亲身体验埃及、只是阅读和想象埃及时写下的话。
现在他真的到了埃及。这一趟旅程是出于出版商Faber&Faber之邀，他答应了，是时候该去了却夙愿了——说是“还愿”也可以，因为他们两口子十年前去过一次，很难想象若无对埃及的神往，戈尔丁小说中那些高度智识性、精神性的主题能够屹立多久。他所坐的游艇名叫“哈尼”，有五个船员驾驶，可让戈尔丁夫妇沿着尼罗河南北航行。《埃及纪行》开头的几段文字（它们已经初步显示出戈尔丁式回环曲折、专门制造阅读障碍的文风了）重温了年轻时的旧梦，不过，七十二岁的老作家开始把他脑海中古埃及同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以及19世纪著名的冒险小说作者莱德·哈葛德的书联系在一起：
“（诸多关于埃及的畅销小说）要么是挖掘了，要么就是确认了我们关于古埃及的见解中所包含的那些元素：神秘的巫术、无所不在的神衹、祭司的法力、远古的奇妙魅惑、王室的金碧辉煌与奢靡无度。”
然而，自从旅程正式开始记录，戈尔丁就在一步步颠覆这一过去的想象，告诉我们哈葛德和柯南·道尔制造的古埃及神话都不过是梦幻一场。他告诉我们，其实上一次旅行已经够令他失望的了，而这一次接受邀约则实在是又一个本可避免的错误：“随着日子一天天滑过……一种觉得那一切纯然是荒唐愚行的念头控制了我。我七十二岁了。我也不差这趟埃及之行能挣到的钱。对上次在那里遭遇的脏污和无助，我还有着可怕的记忆。”
因为现实中的朝圣已经与产业化的旅游业不可分割，更因为出版商找他去走这么一遭，是出于卖书的考虑——他正在个人声誉的巅峰，写什么都是趁热打铁，特别好卖——所以，虽然戈尔丁赶在尼罗河最好的旅游季节前去那边，享受一等的船上待遇，他仍旧是牢骚满腹。这牢骚半是出自他尖酸刻薄的秉性，半是发自真切的不满：他几乎是被绑架到了尼罗河里，溯流而上，所有的路线，所见的景观，各种礼仪性的接待、会面，以及身边来来往往给他们夫妇服务的人，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
在任何一个地点，端坐游艇上的老作家举目都是尼罗河，河景垄断了埃及“自然风光”的定义，就连金字塔都被河边的建筑群给挡住了。继续读下去，那些相当琐碎的记录切碎了古埃及头上戴的精神光环，戈尔丁作为朝圣者的信念，在同真实的埃及，那个破败混乱动第三世界国家稍稍一接触之后，就所剩无几了：在甲板上，在船舱里，艇上那几个刁钻的船员总在挫伤他的精神愿望，因为他们完全将他当作一次商业行为的主角。
自从爱德华·萨义德发表了《东方主义》，西方人书写东方时自带的优越感就受到了敏锐的重视。然而，戈尔丁关于尼罗河之旅的记录却是一次逆反，它是完全写实的，其中并无根基于东方主义想象以及文化、种族优越感而来的虚构。它既不神圣，也不消极、黑暗，它是一个没有被旅行者给“统合”了的东方，是一大堆难以辨认的片断，一个纯粹的他邦异域，非但不迎合，反而摧毁了西方人的东方话语（以及想象）。如果说，面对真实的埃及，功成名就的戈尔丁产生了什么优越感的话，那也不过是因为自己看破了商业的那一套。比如在写到路经的一个景点——一处墓室时，他以一副老于世故的口吻将墓室的文化价值一笔带过，转而去对女导游评头品足：
“这位亲爱的女士，当了多年的导游，尽她应尽的义务；这种经历就为她那套程式化的固定说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单调；解说词与墓室内轻微的回音相组合，听起来既能让人获得新知，增长见识，还同样催人入眠。……她讲法语时，我忙不迭地点头，以示理解与欣赏。”
他可能自以为有点幽默吧，但其实他是个缺少幽默感的人，这些世故之语仅见其乖戾的天性和浓浓的厌倦。他真是厌倦，在船上，他逐渐放弃了与船员们一争高下的兴趣，也放弃了带有一点殖民主义基因的白人“文化游客”的身份，退回到一个不停唠唠叨叨的、受了欺负的老头子的身份之中。他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如何在这穷乡僻壤不停受到挑战，而他的话语反击也显得那么低微，那么不大气。
一个不神圣也不黑暗的埃及，一个仅仅是陌生的埃及——它的神秘完全被陌生所窃取，因为戈尔丁遇到的人都与他凿枘不投，三观相左，简直让人怀疑这是Faber&Faber下的一盘大棋，故意逼他难堪。他设法突破船长的限制，去发现那个有真实的埃及人在生活的埃及。当船到戴尔马瓦斯，戈尔丁讽刺地说，提出了接触当地人的要求，“我的姿态颇为庄重而高尚，也相当虔诚，还有着社会关怀的壮志豪情”，然后，他发现这个愿望已经被“主人们”预料到了，马上就将实现：“我将去参观一个‘穷苦的法拉欣人’的房屋。”而当他的确见到了那户人家，“我却觉得有些虚假，有些尴尬了。”
不自由感，被安排感，像一团阴云蒙在他心上，以至于他看到什么都觉得是“景点”。这是对的，他在穷人家里看到的家徒四壁的景象就如同样板间一般，所有人都能踏访、目睹，在他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人来过这里，被导游引着认识这里的所有事物。“所有那些记者，出现在电视上的，一边播放他们拍摄到的私密实况，那些茅屋与居民家庭，一边对场景中的几户每样事物都作出解说——这些家伙的脸皮该有多厚啊！”
戈尔丁身边也形影不离地跟着两个记者。“我迈步向前，那两个年轻人跟着我，纸笔都准备就绪。”这种“朝圣”真是日见得滑稽。“我独自走开，最终意识到，要得到一点点额外的特权，多一些些的发现，而不仅仅只是常规游客的见闻，那会是多么地困难，甚至是，绝无可能。”——这种冷评已经是老作家难得的肺腑之言了。
所以，在这本游记中，你甚至连一个扭曲的、东方主义化的埃及都看不到。戈尔丁根本没提及埃及这一“他者”具体是如何存在、如何运行的，而把大量笔墨都用来叙述自己是如何接触埃及，如何在沿河的一个个地方去设法踏足原生态的埃及社会，却一次次感到受了愚弄。他说，他的夫人忍无可忍，而“我打定主意一路上都要乐呵呵的”，这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个人完全被绑架的处境——自然，戈尔丁希望读者都一眼看到这一点。
也许，《埃及纪行》是戈尔丁希望读者从其作品中读出“趣味性”的第一次尝试。小小的卖惨让人喜闻乐见，正像人类学家讲述自己在田野喂蚊子的细节，也总能充满自嘲的欢乐。为了寻找趣味，戈尔丁故意去寻找一些普通旅行者不会注意的地方，例如写到一个名叫古尔纳的小村，他顺势告诉我们，古尔纳人是埃及最有趣的人，尽管并不见得最讨人喜欢，因为古尔纳人是中世纪盗墓贼的后代，还有传言说他们知道无名古墓都在哪里，他们的房子就盖在这些古墓上边。他在这里同一名靠制作“法老周边产品”卖给游客谋生的当地村民之间有一场对话，陌生感、误解和意外让这一次相遇变得情绪和信息量都十分充沛。
在一些“无名之地”的逗留，是这本叙事拖沓、文风干枯的书里最值得一读的内容。远离那些被游客踩得地面沉降的帝王陵寝，他彻底打消了原先的朝圣期待，一心只想看看最普通的埃及人生活。探索和发现的激情是需要不时重新装填弹药的，他必须不顾一切地打破被设计好的日程。当看到一个破旧的小土屋里放着些石膏复制品，戈尔丁都感觉兴奋异常：这种“日常”是别人所看不到的风景，稍稍打开了那个不可辨认的埃及之“真实”的盖子的一角，同时，这也是在与限制他自由的人的拉锯战中取得的一次小小胜利。
无名之地，无事件的事件，无景观的景观，虽然将戈尔丁放在了一个完全不舒适的环境里，完全取消了他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文化游客的身份，不让他用传统的方式来书写埃及。那种书写是一系列的步骤和符号的展开，一连串的互动，在其中分布着诸多角色，犹如一张整饬有序的地图，而《埃及纪行》里没有一个角色是“理当”出现在那里的，一切相遇都是偶遇，都是偏轨的结果，相反，那些计划内的相遇，例如和船长及机械师的交往，跟他们所介绍来的官员、跟记者的接触，戈尔丁总是把它们写得那么令人生厌。
然而，他自己也并不因此讨人喜欢。可能是戈尔丁一生最失败的地方：他的作品或能招人仰慕，却从来不能让人喜欢他。昔日的想象吹弹即破，代之以讽刺的、常常有些厌世的话语碎屑，是不太照顾读者的感受，但对于七十二岁的戈尔丁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非虚构，而他之前之后的所有小说，一直在摧毁你对人性、对世界之未来的良好期待。
《埃及纪行》，［英］威廉·戈尔丁 著 杨凌峰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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