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评《世界的聆听者》：掉进时光的兔子洞

《世界的聆听者》，[美]沈双著，译林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204页，39.00元

对于沈双本人的所有确凿的印象，都来自十多年前。那时《万象》还在全盛时期，杂志掌门人陆灏的电话总是让我又惧又喜——惧的是被催稿，喜的是聚会招饮。在《万象》的流水席上，海外来客自然是众人目光的焦点。那些年的空气里仿佛都充满了稠密而轻快的全球化气息。当时尚在香港读书的毛尖，在南非过日子的恺蒂，好像随时都会出现，随口接上前一次会面的话题。沈双那时在《万象》上以“巴宇特”的笔名示人，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偶尔在上海露面。她给我的印象就跟她的笔名一样，精炼而莫测，表情略少，语速稍慢，纯正中文里夹的英文字比别人多几个，但语调和节奏都那么刚刚好。我喜欢听她说话，说那些我闻所未闻的电影或戏剧，说从纽约看世界，或者从世界看纽约。

今年收到沈双的最新文集，十几年前的印象呼啸而来，这才发现，这个我曾经喜欢聆听的人，却把自己定义成“世界的聆听者”。文集里并没有哪一篇用这个标题，想来这可以看成是所有篇目的内在主题。一口气读完，再次认定，沈双的好，在于世界观的圆融通达，更在于这种通达经过多年沉淀，没有急于浮上来的表现欲。她的每一篇都不长，收放都没有什么预警标志，常常是聊至嗨处，你还反刍着哪个句子出神，她已经施施然起身，端着小半杯鸡尾酒，掉头走了。就像那篇《非西方文化的“表演”》，从学界流行的关键词“表演”开始说起， 讲纽约的小剧场话剧《段子》，日本导演柳町光男的《谁是加缪》，一路说到侯孝贤的《最好的时光》。沈双的句子生动、简短，状物而几乎不抒情，你很难看到她的态度。直到最后两段，她藏在绵里的针才稍稍露出一点尖：“实际上有的知名艺术家已经和当地的电影文化有点脱节，但他们的作品仍然被不自觉地看成当地文化的象征。”进而，端在手里的鸡尾酒轻轻放下来。走到门口的作者回头，微笑，把最温柔的一刀留到最后：“纽约的好处坏处都在这里了：它的丰富都满得溢了出来，使你不再怀疑这背后是否还存有某种特定的眼光，特定的趣味，主导着外国文化的传播。”

沈双的本行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比较文学。尽管这部随笔集几乎不掉学术的书袋，但一旦涉及专业问题，沈双的那一刀总是下得格外精准——她比别人更知道要害在哪里。比如说到美国艾奥瓦的创意写作课，沈双犀利地指出，“创作课走入大学，证明那种理想中的反对体制化的个人主义形象，实际上是被大学体制生产出来的”。读到这里，我简直想隔着太平洋，跟沈双击一下掌。纳博科夫能不能教人写出《洛丽塔》，是一个远比“大象能不能教动物学”更为复杂的问题。当写作课成为成熟高效的复制体系时，“反叛”和“边缘”就难免成为最受欢迎的模版，这个体系会教你怎样把个体经验“翻译”成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声音。目之所及，沈双是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最为简练也最为深刻的。

这本书也写木心，写得平和公允；也写张爱玲，写得真实恳切；也写李安，把他定格在让人怅惘的瞬间：“他十分善于消失在他的故事、消失在电影这个媒介的后面……他只不过不属于任何地方，根本就是一个移民。”这些篇目的时间跨度拉得很长，最早的发表时间可追溯到十五六年前。将它们辑录在一起，读着读着就时常掉进时光的兔子洞。意外地，我在即将翻完时打了个激灵——在一篇沈双写于2012年11月的文章里，我读到了2020年。

“2020年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一年，”沈双写道，“但是它的面貌却呈现了深层的历史逻辑，以至于没有办法不从两百年前说起，让这个久远的过去暗示不远的将来。”仿佛仅仅是出于一个为了交专栏的差而突然生发的灵感，这一篇题为“来自2020年的消息”的文章，似乎在模拟一个未来的记者，克制着感情色彩，悄悄向2012年犹自懵懂的人类，传来情报：

“如果你觉得2012年美国大选已经呈现了足够分化和对立的倾向的话，2020年的选举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有这些倾向必将使得美国的政坛更为分化：东西两岸、东北地区的很多部分呈相对开明与进步的倾向，南方以及中部地区会更为保守。”

“2020年对于通才教育模式的颠覆，无疑源自网络教学的进一步流行。”

“社交媒介并不会使我们的社会更为开放，而只会使我们更加孤独。我们就像是社会学家里斯曼所描述的‘孤独的人群’，具有最先进的资讯以及最孤独的心灵。”

沈双当然没有预测出2020年会有席卷全球的瘟疫，以及随之而来的陡然加剧的撕裂，但渗透在文章字里行间的那份冷冽、干燥、近乎AI式的口吻，还是让我感受到了被时光机击中的那种微微的震撼。如果早在2012年，有更多人接收到这“来自2020年的消息”，我们能不能稍稍摆脱“孤独人群”的宿命？我不知道，我想沈双也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