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丘吉尔“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的中东解决方案

在1914年的大战爆发之前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人一直认为某个或多个欧洲强国必将会占领中东。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分赃不均可能会让欧洲列强之间爆发毁灭性的战争。

因此，对于英国政府来说，1922年的中东解决方案可谓是一顶双重桂冠。首先，英国在中东获得的战利品远比之前想象中的多得多（而英国的对手俄国得到的要比想象中的少得多）；而更重要的是，列强似乎愿意接受在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的领土分配方案，而不准备再诉诸武力。

于是，从拿破仑远征埃及时起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麻烦不断甚至有可能产生爆炸性后果的中东问题，就在1922年随着战后安排的完成而成功解决了。有一个曾经很重要的问题是俄国在中东的政治疆界应当划在什么地方，在1922年，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俄国的疆界最终划定，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一连串国家的北部边疆相邻，这些国家设法在俄国和西方的夹缝中保住了独立地位，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依旧如此。始自拿破仑时代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而这个问题也在1922年得到了解决：奥斯曼苏丹的统治结束，其中东领土由土耳其、法国和英国瓜分。这就是中东问题在1922年的解决方式。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专制君主和第一位立宪君主

一

1922年解决方案并不是通过单一的行动、协议或是文件形成的，而是由诸多彼此独立的行动、协议和文件共同形成的。这些事件大部分发生在1922年。

1922年底颁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确定了苏联在中东的版图。苏联政治影响力的边界则由其与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确定，而苏俄与英国在1921年签署的贸易协议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1922年11月1日至2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投票一致通过废黜奥斯曼苏丹，宣告了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其版图限于帝国瓦解后剩余的土耳其语地区）。土耳其的最终疆界大部分由土耳其与协约国在1922年秋天签署的停火协议确定，双方又在次年于瑞士城市洛桑签订了和约。

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其他领土则由英法两国瓜分，经由下列文件确认：《国际联盟法国托管地》，规定了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1922年）；《国际联盟英国托管地》，规定了英国对包括外约旦在内的巴勒斯坦的统治（1922年）；英国还在1922年与伊拉克签订条约，试图以此确认这个新建立的国家接受英国的托管统治。

在英国的中东势力范围内部，英国的统治方式也大部分于1922年由一系列行动和文件确认了下来。在那一年，英国把福阿德一世送上了埃及的王位，1922年《艾伦比宣言》将埃及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独立的保护国。在那一年，英国与伊拉克签署条约，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保护国——英国一手缔造了这个国家，还把自己选定的费萨尔送上了伊拉克国王的宝座。依照1922年巴勒斯坦托管条约和丘吉尔的1922年巴勒斯坦白皮书，外约旦成了一个独立于巴勒斯坦的政治存在，英国人选定的阿卜杜拉也在这一年成了这个新的实体的终身主人。与此同时，在约旦河以西，犹太人获得了建立民族家园的许诺，其他民族则被许以完整的各项权利。在1921年曾经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库尔德人独立或自治问题，却出于种种原因没能出现在1922年的议事日程里，于是库尔德斯坦也没有能够形成——由于在1922年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决定，这反而在实际上决定了库尔德斯坦的命运。还是在1922年，英国迫使伊本·沙特接受了一系列边界协定，从而确立了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科威特之间的疆界。

就这样，像法国和俄国一样，英国也在自己的中东势力范围内建立国家，指派统治者，并确认了它们之间的疆界。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在1922年及其前后完成的。欧洲列强终于实现了一直以来的愿望，把中东民族的政治命运握在了自己手中，而它们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正是这里所说的1922年解决方案。

二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除了亚洲之外，欧洲人的占领总会导致当地政治结构的毁灭，取而代之的是欧洲人设计的新的政治结构。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非洲都结束了部落并立的状态，像欧洲一样出现了一个个国家。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按照欧洲的模式，以欧洲人的准则和概念构建起来。

不过，欧洲人对中东的占领是否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留下深刻、持久的印记，还是一个问题。这不仅因为中东是一个拥有骄傲且悠久的文明和源远流长的信仰的地区，更是因为欧洲人想要带来的变化是如此巨大，必须要经过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在这里扎根。要完成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古罗马塑造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欧洲塑造了美洲。在这两个例子中，塑造过程都长达几个世纪之久。而在1922年，西欧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推动一项如此宏大的事业。

因此，欧洲人一直期盼的对中东的帝国主义征服来得实在太晚了，欧洲人不再拥有完成这一事业的资源和恒心。对欧洲而言，战前的那个世界已经随着1914-1918年的大灾难而灰飞烟灭，欧洲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间发生的变化要快过之前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之中发生的变化。而且，对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说，帝国主义在这个时代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中，公开宣称要吞并新的殖民地还是可以被接受的行为。但是，随着威尔逊的美国和列宁的苏俄打着反帝的旗号向旧欧洲发起挑战，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语汇都开始发生改变。1917年，对思潮变化向来敏感的马克·赛克斯爵士就意识到，他和皮科于短短一年之前在其中东协定中使用的那些帝国主义概念已经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事物了。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社会基本上已经不再接受帝国主义。人们把帝国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说辞（帝国主义可以把先进文明的益处带给落后地区）看作不切实际的想法，把帝国主义者的实用主义说辞（帝国扩张将造福不列颠）视作谎言。他们认为，当今的英国社会需要把所有剩余资源都用在重建上，而帝国主义只会浪费英国的宝贵资源。于是，对于英国报界、公众和议会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同意让英国政府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保持存在，只是因为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了一个成本低廉又看似可以控制住这一地区的天才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英国官员普遍认为英国应当长久地留在中东，而这至少要持续到按照欧洲的政治利益、思想与理念重塑完这个地区之后。但他们的这一看法完全基于一个十分脆弱的假设——丘吉尔的“飞机加装甲车”战略能够永久地压制住当地的反抗力量。他的这一战略再次体现出英国人对中东的低估，而这种低估在英国的中东政策中是一贯的：1911年，格雷轻蔑地拒绝了奥斯曼帝国结盟的请求；1914年，阿斯奎斯认为奥斯曼帝国投入战争所带来的威胁根本不足为虑；1915年，基钦纳把自己的部队送上毁灭之路——他的部队在加利波利面对的是筑好工事、严阵以待的敌人；英国政府很清楚，如果守军拥有欧洲军队的战斗力，那么这场进攻无异于自杀，但基钦纳却假定敌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战斗力。

1922年，英国政府与英国社会达成了政治妥协——英国可以在中东建立霸权，只要实现这一目标不需要什么成本。对于那些低估了统治这一地区的困难程度的英国官员来说（他们对自己要承担的任务毫无概念），这一妥协意味着英国将会长久地留在中东。但是，当我们回过头审视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这一政治妥协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英国很可能被迫离开中东。

三

站在英国的角度看，当1922年解决方案开始发挥效力时，它基本上就已经不合时宜了。1922年解决方案基本上体现了英国政府在1915-1917年（大部分是在马克·赛克斯爵士的努力下）制定的战后中东政策。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发生了更迭，英国官方的思路已经改变。1922年落实到中东的这些安排实际上已经不能准确体现出当时执政的政府的想法。

其中一个关键的矛盾点是在1922年准许法国接受国际联盟委托对叙利亚进行托管统治。在1915-1916年，当时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和英国的谈判代表马克·赛克斯对法国在叙利亚的主张持同情态度，并最终接受了法国的主张。但是，到了1922年，此时的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和一线官员都换成了一直强烈反对由法国占领叙利亚的那些人。

即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英国政府对1922年的中东形势也感到十分不满。在1914年、1915年和1916年，基钦纳伯爵及其副手们决定支持哈希姆家族——麦加的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成为战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到了1918年，英国官员开始把侯赛因视作负担，因为他使英国卷入了他与伊本·沙特之间屡战屡败的冲突之中。到了1922年，英国政治家与官员们开始把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视作反复无常的小人，把侯赛因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看作懒惰无能之辈。但是，费萨尔和阿卜杜拉却是英国自己在伊拉克和外约旦扶植的统治者，英国已经让自己卷入了哈希姆家族的事业。

另一个矛盾点是巴勒斯坦：在1922年，英国接受了国际联盟的委任，在巴勒斯坦建立了托管统治，以推行犹太复国主义政策。英国曾经在1917年热情地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却在20年代初丧失了对这场运动的全部热情。

因此，统治中东的英国官员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全无方向感和信念，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正是1922年中东解决方案的特点导致的结果：在摧毁了该地区的旧秩序，并且在从埃及到伊拉克的各个地区部署了部队、装甲车和军用飞机之后，英国的决策者们在1922年给中东带去了一套解决方案——一套就连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的方案。

四

中东变成今天的样子，有两方面的原因：欧洲列强企图实现重塑中东的事业，但英法两国却无法保证它们在这里创造出来的王朝、国家和政治体系能长久地存续下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英国及其盟友不可逆地摧毁了这一地区的旧秩序，彻底终结了土耳其人对中东阿拉伯世界的统治。为了取代这里的旧秩序，英国及其盟友在这里建立国家、拥立统治者、标示边界，建立起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类似的国家体系。但是，它们却没有能够彻底消除当地的反对力量。

1914-1922年发生的种种，在了结了欧洲的中东问题的同时，催生出了中东自身的中东问题。在欧洲人看来，1922年中东解决方案（我们姑且这样称呼，虽然有一些安排是在1922年之前或之后做出的）解决了奥斯曼帝国将由什么政权和什么人取代的问题。但是，直到今日，中东依然有强大的地方力量不愿意接受这些安排，甚至还有可能推翻这些安排。

像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中东地区的一些争端是有关统治者或边界问题的。但是，中东地区的一大特点在于，有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也是争端的焦点：对于那些直接或间接由英法两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创造出的国家——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来说，问题的焦点并非仅在于它们的疆域和边界，而在于这些国家是否应当存在。因此，直到今天，中东依然是一个事关国家存亡的战争时有发生的地区。

中东地区的争端还有更深刻的一层：在那些看上去无法解决的具体问题（例如库尔德人的政治未来，或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命运）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欧洲人发明的现代政治体系将世界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世俗国家，赋予人们国籍，这种政治体系是否能够在中东的陌生土壤上移植成功？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对欧式政治的预设条件习以为常，没人会对它们加以认真思索。但是，1000多年以来，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信仰的宗教律法统辖着生活中的一切，包括政府和政治。对于这里来说，欧式政治有至少一个重要的预设条件——现代文明的世俗平民政府——是陌生的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政治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及其严重性。协约国的领导者们在制订瓜分中东的计划时发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是中东政治的主要特征，他们必须应对这个问题。我们曾提到过，基钦纳伯爵在1914年制定了一项政策，试图将伊斯兰教信仰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但是，谢里夫侯赛因在1916年对信徒们的号召并没有得到什么响应。于是，基钦纳的助手们决定转而树立其他可以效忠的目标来对抗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例如让阿拉伯人效忠于一个阿拉伯民族的邦联，或是效忠于侯赛因国王的家族，或是效忠于即将创造出来的一些新国家，例如伊拉克）。事实上，这的确也是他们制订战后中东解决方案时考虑的目标之一。

但是，当时的欧洲官僚对伊斯兰教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很轻易地就认定穆斯林对政治现代化——或曰政治欧洲化——的反抗正在消失。如果他们能看到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瓦哈比信仰在沙特阿拉伯如火如荼，战争中的阿富汗充满了宗教狂热，穆斯林兄弟会依然活跃于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逊尼派聚居区，霍梅尼在什叶派的伊朗发起了革命。

无论是出于宗教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当地人持续不断地反抗1922年解决方案及其预设条件，体现出了这一地区政治的特点：在中东，并没有什么能够通行于整个地区的合法性（比如某种公认的游戏规则）和信念，那些自称为国家的政治实体和自称为统治者的人也无法得到普遍的认可。从这种意义上讲，尽管协约国自以为在1919年至1922年间确立了奥斯曼苏丹的继承者，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继承者获得了彻底的认可。

或许有一天，对1922年解决方案的挑战，无论是对约旦、以色列、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存在的挑战，还是对中东世俗国家政权的挑战，会最终消散。但是，在此之前，现代的中东世界依然会像公元5世纪时的欧洲一样——罗马帝国权威崩溃后的西方人曾经陷入一场文明危机，被迫依靠自己去寻找一个新的政治体系。回首欧洲的历史，我们就能知道那样一场政治文明的巨大危机可能带来多么剧烈的动荡。

欧洲人花了1500年时间去解决后罗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认同危机：其中1000年用来确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另外近500年的时间则用于决定哪些民族可以形成自己的国家。文明能否经受住劫掠与混战的摧残？教会与教皇、国家与皇帝，究竟由谁来统治？天主教与新教，究竟谁能主宰基督教世界？王朝帝国、民族国家和城邦国家，究竟谁主沉浮？

第戎的市民究竟将臣属于勃艮第还是法兰西？所有这一切问题，都要经过痛苦的探索与斗争才能得到解答。而在这一过程中，落败者，例如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通常会被彻底消灭。直到19世纪末，随着德国和意大利的建立，西欧的版图才最终成形，而此时距离古罗马的版图分崩离析已经过去了大约1500年。

今天的中东危机或许不会产生那么显著的影响，也不会持续那么久远。但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一样的：在他们习以为常的悠久的帝国统治瓦解之后，形形色色的不同民族要如何重组并建立新的政治认同？协约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后奥斯曼时代的设计方案，而延续至今的问题就是这一地区的人民是否愿意接受这一方案。

因此，1922年解决方案并非全然或大部分是已经结束的历史，它依然是今日中东的战争、冲突和政治博弈的核心。基钦纳、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遗留下来的问题直至今日依旧是人们厮杀流血的原因，年复一年地在化为废墟的贝鲁特街头、缓慢流淌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岸和《圣经》记述中的约旦河畔引发冲突。

五

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英国政治家与官员并没有能够预见到1922年解决方案的多舛命运。他们甚至没能预见到那些与之紧密相关的个人（包括这一解决方案的主设计师温斯顿·丘吉尔）自身短暂的政治前途，虽然这与他们自己的命运密切相关，而且他们对英国政治的熟悉程度要远超他们对中东政治的熟悉程度。

英国伦敦，丘吉尔雕像

在1922年，英国人普遍认为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已告终结。他在10月份丢掉了内阁的职务，又在11月丢掉了下议院的席位，看起来遭遇了惨败。他毫不怀疑自己有朝一日还会重返议会，但是他再度进入某届政府工作的机会已经变得十分渺茫，至少不太可能再得到什么重要的任命。

曾经在11月底与丘吉尔共进晚餐的一位人士后来回忆说：“温斯顿情绪十分低落，整个晚上都没怎么说话。他认为自己的世界已经终结，至少他的政治生涯是如此。我也以为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

新一届议会于1922年11月27日召开，但鉴于丘吉尔已经不再是议会成员，他在英国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挂念的了。12月初，他乘船前往地中海。短短10年之前，当他的职业生涯正值初夏之际，他曾经与年轻的维奥莱特·阿斯奎斯及她的父亲一道搭乘“女巫号”游历地中海。然而，从政治意义上来讲，那一次航行就如同发生在另一个世纪——或者更确切地说，发生在另一个世界。

在抵达法国南部之后，丘吉尔在戛纳附近租下的别墅里安顿了下来，继续写作他的战争回忆录。在此之前他已经写了不少，因此他相信开头的几部分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在报纸上连载了。这部作品最终写了许多卷。

在写作回忆录的过程中，他回顾了自己在与土耳其有关的东方事务上那一系列让人难以置信的坏运气。他回忆了英国人如何在种种意外、混乱与错误之中让“戈本号”抵达了伊斯坦布尔，继而推动奥斯曼帝国投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丘吉尔本人曾经由于这场战争备受谴责。他还回忆了手下的海军将领们如何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令人难以置信地逃离了达达尼尔海峡的最狭处——他们本可以在第二天就赢得对土战争，为丘吉尔赢得胜利的桂冠，而不是耻辱与撤职。他告诉读者，一只猴子咬了希腊国王，继而让土耳其再度燃起战火，并最终导致劳合·乔治政府和丘吉尔本人倒台。

在完成并出版了回忆录的第一卷之后，丘吉尔于1923年年中返回英国，投入了看上去毫无希望的政治搏杀。晚秋时节，他再次参加了议会竞选，一次又一次地被人用战时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诘问，最终败给了工党候选人。冬末，丘吉尔在另一个选区参加竞选，但再度落败，这回的赢家是一名保守党候选人。

不过，对于丘吉尔来说，情况在发生变化。1924年下半年，他重新回到了议会。温斯顿·丘吉尔非但没有结束政治生涯，反而出任了财政大臣——这通常被看作内阁里第二重要的职位。这让英国政界大为惊异。

阴云开始散去。自由党的一位前同僚乔治·兰伯特（George Lambert）写信祝贺丘吉尔获得新职位，同时还做了一个更让人惊异的预言。“我亲爱的温斯顿，”他写道，“我的政治直觉向来很准。我想我能看到你成为首相的那一天。”

（本文摘自[美]戴维·弗罗姆金著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栾力夫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社，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