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省伟同时在主编两套大型丛刊——《西洋镜》和《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发布珍贵的历史照片、版画和漫画，既有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场景，也有古代建筑和服饰等艺术史题材，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关注。
近代中国的视觉文献，尤其时政类的题材，除了上海租界里石印的《点石斋画报》等少数风俗类绘画外，大部分是国外西文刊物制作的，且保存在国外图书馆和私人收藏者手中，需要不断寻觅。赵省伟于2009年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近年来，他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孜孜不倦地搜罗各种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国外报刊。经过他和团队的努力，英国的《图片报》《伦敦新闻画报》、法国的《全球画报》《小画报》、意大利的《周日邮报》《周日论坛画报》《人民画报》和各式各样的欧美老杂志上刊载过的资料被充分发掘出来，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得以看到从前的影像，读到昔日的报道，获悉曾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过的重要事件和日常生活，当初在华的外国观察者——摄影师、记者、军人、商人，是用怎样的视角记录的。
赵省伟及其团队的编辑和出版效率很高，不断有新著问世，给读者带来意外惊喜。同时，他们的工作又使大家相信，还有更多资料等待寻找。
我在近代史研究中，历来留意老照片的应用，不仅是为了给著作配插图，更是为了寻找时代的感觉。通过观察相貌，知晓研究对象长了怎样的形象；通过观察历史旧事发生的场景，推敲事件的发展过程。还可以从老照片上观察民俗，了解生活细节，感受文明进步和社会变迁。但我自己并不到拍卖会上举牌，也很少直接到国外杂志上掘宝，主要来源是网络、朋友馈赠，以及享受赵省伟这样执着的“老照片猎人”持之以恒地蒐集和出版带来的成果。去年以来他出版的选题中，我尤其关注《海外史料看李鸿章》《意大利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1899-1938》和《英国画报看甲午战争》，向读者展示的丰富多彩又令人紧张窒息的历史场景，令我深受震撼，常常掩卷叹息；也有不少照片，激发我进一步探究和考证的兴趣。毫无疑问，视觉图像的冲击力，往往大于文字记录；视觉图像再现的场景，会让人仿佛身临其境，难以忘怀。其巨大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我对这两套丛刊的最大期望，是印制质量能够更精美和更清晰。
《伦敦新闻画报》报道，同治皇帝迎娶皇后是在半夜进行的。为婚礼布置了华丽的场景，但街道被封锁，沿街门窗紧闭，谁也不许观看。
在近代历史人物中，李鸿章的照片历来披露最多。在1870年代，英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约翰·汤姆逊，美国摄影师洛伦佐·费斯勒，中国摄影师梁时泰分别为他拍摄了中年时代的肖像。此外还有其他人大量拍摄，尤其是在他1896年出访欧美时，旧照特别丰富。对李的照片和漫画，张社生在《绝版李鸿章》（文汇出版社，2009年）做了整理归集，后又增补成《李鸿章旧影》（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在这种情况下，《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广州人民出版社，2019）依然能有新的发现，就显得难能可贵。比如李鸿章与三个孙子李国杰、李国燕、李国雄的合影，不仅有生动的人物神态，体现着这个簪缨鼎食之家的生活气息，也能看到他中西合璧的客厅里，悬挂着五幅慈禧太后御笔花卉图，还有家中使用的地毯、中式痰盂、西式沙发等等细节。又如他出访欧洲期间，法国人嘲讽他为了不让各国嫉妒，右手拿着自己的辫子，左手拿刀一截一截切下，分送英国女王、法国总统和德国皇帝的漫画，真实反映出表面上受到各国政要热烈欢迎的中堂大人，其实在西方人心中的孱弱地位。——仅仅在一年多前，清政府和北洋海军被日本打败，李鸿章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他又有什么资格被吹捧成“东方俾斯麦”？李鸿章感觉甚好，自谓：“西俗好名，逾于中土，每至一处。必有报馆人执笔相随，纤悉皆书。”各国热捧他，无非想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或者吸引中国在西方购买更多军火而已。
李鸿章与三个孙子李国燕、李国杰、李国雄（左起，均为李经述之子）
李鸿章将自己的辫子一截一截切下，分送英国女王、法国总统和德国皇帝
关于甲午战争，赵省伟的书系中，以前出过两种《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重庆出版社，2018）。今年又出了《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英国画报看甲午战争》（中国画报出版社），从《图片报》《伦敦新闻画报》中发掘出朝鲜战场、黄海海战以及威海卫保卫战的场面，比如“经远”舰水兵装填鱼雷的场景就是前人未发的。新书还有这场战争中与中国方面有关的一些外国人物，如“高升”轮船长高惠悌、牺牲于黄海海战的“致远”总管轮洋员余锡尔，“定远”管炮洋员尼格路斯，以及长期在北洋海军中担任炮术教习，在刘公岛投降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洋员瑞乃尔等人的形象，都是首次见到。以前日军侵华作战的照片，大多来自随军摄影师小川一真和龟井兹一等人，而《图片报》发布的一些日军插图，却来自日本海军前顾问，英国皇家海军英格斯上校提供的照片，使得我们观察的视野更为宽阔。
北洋海军“经远”舰正在装填鱼雷
黄海海战场景（绘画作品）
驻守台湾的黑旗军在搭建竹桥
“高升”轮船长高惠悌
北洋海军德籍顾问汉纳根
“致远”总管轮洋员余锡尔
北洋海军炮术教习洋员瑞乃尔
从塘沽登船前往旅顺增援的清军骑兵
日军开赴登船港口。根据日本海军前顾问，英国皇家海军英格斯上校提供的照片绘制
《西洋镜：意大利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 1899—1938》所载事件的时间跨度更大。从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我们看到的多是民族的苦难——杀戮、劫掠、灾荒，逃亡，各种土匪的袭击。我以往记得天津有意大利租界，知悉意大利十九世纪末曾打算强租浙江三门湾未能得逞，却未曾留意其在近代的对华侵略中也扮演积极角色，在这本书中看到许多画面。本书后半部分，展现许多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与日军的作战场景，激烈悲壮，亦为各种已出版史料中未曾援引，值得关注。我还注意到一幅全副武装的日军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子彬院前野蛮发起攻击的照片（原图说明是“日军在上海大学城里搜捕藏在校园场馆里的中国人”），这是侵略者摧残文化事业的罪证。
意大利人送别前往中国的“维苏威”号军舰
八国联军枪决义和团拳民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抵御日军
亲日官员在餐馆吃饭时被击毙
日军攻入复旦大学校园
《西洋镜》和《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不仅很多有价值的视觉文献，文字部分也翻译出大量有用史料。以《西洋镜》第十九辑《〈远东〉杂志记录的晚清1876—1878》为例，就刊载了当年这本先后在日本、上海出版的刊物的五卷三十期内容，广泛涉及上海、北京、苏州、广州、厦门、宁波等城市景观、社会生活方式，重要中国官员、传教士、外交官及“洋枪队”头目等的生平介绍。其中关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与清政府进行“马嘉理事件”交涉时，率使馆官员撤退上海的报道，恰与我上一阶段研究课题相吻合，从中也可看出当年租界外侨对“马嘉理事件”和对威妥玛的看法。《远东》是编给外侨阅读的，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外国人一边的，书中有相当篇幅对早期中美贸易做了专题连载，对了解西方人在打开中国门户时的各种考虑和算计，是很好的补充。
《〈远东〉杂志记录的晚清 1876—1878》
《远东》中载有当年中英、中美贸易的大量数据——包括中国进口的鸦片、纺织品 香料、药材的价格和数量，中国出口的茶叶、棉纱及棉布、丝绸的价格和数量。我在从英美两国的货品中，还发现了1837年7月之前中国进口胭脂虫红颜料的数据，时至今日，胭脂虫红还是制作食品和高级化妆品时优先使用的添加剂。又如，《远东》刊载对当年著名中国十三行商人潘仕成、著名洋务企业家唐廷枢、著名律师伍廷芳等杰出中国人士的介绍——想想，伍廷芳进入李鸿章幕府是1882年的事情，担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的公使是1896年的事情，担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达成袁迫清室退位，赞成共和，即选其为大总统的政治方案是1911年的事情，参加孙中山“护法运动”是1917年的事情，而在1878年1月，《远东》把他以“中国第一位律师”介绍给读者，显然是很有远见的。
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
应当承认，西人报刊记录中国，往往会有他们的偏见和误解，但大部分报道的内容还是可靠的。我曾经对部分内容进行过核对。比如法国《政治文学年鉴》发表的《与李鸿章在北京的一次晚宴》一文提到，1895年11月16日晚上，法国使馆举行了盛大晚宴。宾客之中有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大部分成员。虽然李在中日战争惨败之后被剥夺了直隶总督头衔，褫去了黄马褂和三眼花翎，但他已经开始重新获得当权者的宠幸。李鸿章是带着儿子一起去的。父子俩待到十一点之后才离开。李鸿章甚至可能想待得更晚一点。但是他次日六点就得进宫“吃供肉”。查证《翁同龢日记》，11月17日是十月初一，又叫寒衣节，与清明节、中元节并称为一年之中的三大“鬼节”，正是祭祖的日子。那天大臣们“飨太庙，卯初二刻，坤宁宫吃肉”。换算下来，卯初二刻为早晨六点半，时间完全吻合。
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
中国第一位律师伍廷芳
总之，《西洋镜》和《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各个分册内容丰富多姿，除了翻阅和找寻照片之外，也值得把卷细读。一枝一叶，点点滴滴，都有助后人更加准确地把握住逝去的年代。
1896年9月12日《科学美国人》杂志，记录了李鸿章访美时在华尔道夫饭店会见纽约报界时的谈话，展现他对美国发起排华运动的强烈不满，和对美国政治、经济相关知识的精通。李鸿章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排华法案》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他们想排挤吃苦耐劳的华人。李鸿章追问：“如果我们清朝也抵制你们的商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运往清朝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他还说：“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李鸿章的结论是，“美国自诩代表了最为先进的现代文明，但在这个案例中，美国的劳工和劳工市场都是不自由的。”
这些批评，直到今天读来，依然很有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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