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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来到美术馆:诗从黑暗里诞生,却带来更多光亮

“诗本身就是灵魂性的东西,一切是从诗人的灵魂里来的。”面对主持人、出版人汪家明的提问,诗人灰娃接连三次强调了“诗与灵魂”,也赢得了三次热烈的掌声。10月11日下午,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诗歌来到美术馆”

“诗本身就是灵魂性的东西,一切是从诗人的灵魂里来的。”

面对主持人、出版人汪家明的提问,诗人灰娃接连三次强调了“诗与灵魂”,也赢得了三次热烈的掌声。10月11日下午,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诗歌来到美术馆”第67期迎来了最年长的诗人——93岁高龄的灰娃。

尽管年事已高,但灰娃耳聪目明,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整场活动下来,她说得不算多,在汪家明的叙述间隙,补充两句,评论一下,或者插入点细节。但相比于滔滔不绝剖析自己的诗人,灰娃却在只言片语中带给我们更为丰富的诗意。

灰娃曾说,她是一个悄悄活着的人。实际上,她的人生足够称得上传奇,她的写作是相当奇特,用谢冕的话是“与中国所有诗人都不同”。由于没有介入任何当代诗歌史上的潮流,灰娃的诗只是在有限地范围内被阅读。但是正如优秀的诗歌可以抵抗翻译的缺憾,可以抵抗误读一样,优秀的诗歌也可以抵抗潮流的遮蔽。灰娃的诗歌就是如此,它从黑暗里诞生,却朝着光亮,并带来了更多的光亮。

灰娃读诗

灰娃读诗


灰娃最新诗集《不要玫瑰——灰娃自选集》特约编辑、本场活动主持人汪家明(左)与灰娃

灰娃最新诗集《不要玫瑰——灰娃自选集》特约编辑、本场活动主持人汪家明(左)与灰娃

在延安,“千百的爱都集于我一身了”

灰娃于1970年代开始写诗,那时她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但在当时,她不仅有很多困惑,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是诗。

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浸满了希望与光明。十二岁之前,灰娃的世界是充满人情和自然的世界。每个寒暑假她都要跟着妈妈回乡下老家住一些日子。在那里,她看到了巨大的榨油机,看到了醇厚的人情,也也看到了比磨盘还大的月亮。

“乡村种种,有人心、人道的律令无法忍受的艰辛以及各种灾难、祸殃;然而,苦难中的农人以及宇宙自然,也有着大美与安慰。我永生感恩这一切种种给予我的恩情。”

对于在城里的生活,灰娃最深刻的记忆竟也都是跟自然花草相关。她记得大院后面的荒废花园,记得一放学书包一扔就去捡鸟羽、捡花儿、抓虫子,然后把它们像宝贝一样保存在盒子里。她也记得在空地砖缝里种草茉莉、指甲草,去碑林看四叶草。

“所以我一辈子都喜欢树和草,其次才是花儿。但没有花也不行。还喜欢草里头很多随便长的花儿。”

这些自然风物,尤其是花鸟鱼虫后来都在她的诗中找到了位置,尤其是花草,比如紫地丁、鸢尾、花楸、迷迭香、杨花柳絮,几乎不需要特别费心地去找寻。

汪家明说,他觉得灰娃诗歌中的植物是来自遥远的《诗经》《楚辞》。但是灰娃却说,它们是想象的,不是北方也不是南方,是经过生活以后,心里的东西,是心灵上的真实。

十二岁时,灰娃由姐姐、表姐送往延安,开始在“延安儿童艺术学园”学习。

“到了延安,那里全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环境里,千百的爱都集于我一身了。”

在灰娃的记忆里,延安就像一个大家庭,“没有人对我有一点不好,没有人黑着脸跟我讲话,顶多是开玩笑。”

在延安,灰娃他们学国文、戏剧、算术、美术,张仃是他们的导师,艾青、萧军、李又然也经常来看他们。丁玲、杜矢甲、郑景康也有接触。汪家明说,灰娃身边全是这样的人物,尽管他们当时还都很年轻,但更本色、更热情、更有感染力,对少女灰娃的影响深入骨髓。

1940年灰娃在延安

1940年灰娃在延安

在不知诗为何物时,诗给她以慰藉和治愈

1945年以后,灰娃得了肺结核,治疗经年,濒临死亡。病愈到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在编译社工作,由于爱美,被贬称为“贵族”,备受歧视,心情压抑,后来发展为精神分裂症。

生活的变化和时代环境的变化,让灰娃的心灵遭受了极大的震荡。延安时期,灰娃看到的全是人世的美好,干部和群众亲密无间,艺术家和文学青年不分高低,“每当思绪重返那段岁月,友爱、无私、理想、高尚、信念,童年美好回忆总是温暖地活在心头。”

但所有这些,似乎在一夕之间全部崩塌,“这儿黄土掩埋着整段整段的旧梦。”(《土地下长眠着——》,1973年)加上她的第二任丈夫白天在1973年的故去,连续的重击下,灰娃病了,她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她想不通人怎么可以变得那么可怕。风声、鸟飞、叫卖声,都让灰娃感到恐慌不安,认为是有人布置的阴谋。

幸运的是,她找到了诗歌,或者说,诗歌找到了她。

1972年,灰娃开始通过文字抒发心底回荡已久的声音,其中很多都是写完就立即销毁。有一些她给了她延安时期的导师张仃看,张仃看了很惊讶,说这是诗啊,不能随便扔,但也不能给别人看到。于是,灰娃把这些被张仃辨认为诗的文字藏在了阳台废弃的花盆底下。

“张仃跟我说,你心里有很多美,你要给美一个出口。”灰娃说。这些写于1972到1978年间的诗歌,幸存下来的只有20首。但正是她们,在灰娃还不知道诗为何物时,给了她慰藉和治愈。

1985年以后,灰娃和张仃走到了一起,饱经忧患的俩人一起安稳幸福地生活了25年。在汪家明看来,“这可以说是对她此前苦难的一个补偿。”2009年9月,张仃突发脑梗,五个月后去世,这对灰娃又是一个打击,抑郁症复发。诗歌再次成为她的一个出口。

上世纪七十年代灰娃在家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灰娃在家中

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

在谢冕看来,灰娃几乎没有受到潮流的影响,没有受到时尚的影响,也可以说她没有“诗承”,“她没有学谁,她就是她自己,灰娃就是她自己。她写的诗,她的诗与众不同,与中国所有诗人的都不同。”

尽管没有明确的师承,但是灰娃的诗歌却不是全然没有来源。中国的古典资源和乡间习俗生活,都内化到了她的诗歌语言当中。

灰娃的阅读涉猎广泛,“大部分外国诗人的诗都读过,但是每一个人读得少”,因为她觉得自己要补充的知识太多,没有那么多时间,“倒是中国唐诗宋词我都下了点功夫。像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非常重要的女诗人,我也看过她们,可能源于相似的经历或命运。”

这大概可以说明灰娃的写作也经历了一个修炼技艺的过程,起码前后在技术上有着明显的变化。按她的说法,最早的诗都是关照客观现实,一样样说出来,“当写诗到了第四五十年,跟当初写就不一样了。”

“对我来说,写诗是用最恰当、最凝练的词汇把最初的我喜欢的心境表达出来,它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享受的过程,所以我愿意沉浸在里头。当然有诗意,但那不成其为好的诗的文字。但用什么文字更能表达当初的意境,就需要反反复复。这一段落的工作很艰巨,经常反复修改多次做到最后差强人意。有时日子久了,看着自己从前的作品,会觉得这不可能是我写的,总觉得我想像的诗比我写的好,诗的滋味还不够好。”

灰娃特别强调细节,希望写出“滋味”,这是张仃告诉他们的,“艺术就得有味道有滋味。”

有一个关于滋味的故事她讲了很多次。灰娃还记得,一个中年农民的老婆死了,他带着自己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俩人戴着孝,在井上打水。打水的时候有一个刚嫁到村里的时间不长的姑娘,她从井边过来,慢慢地说:“叔叔呀,我婶儿把那难处都留给你一个人了。”灰娃说,这个新媳妇讲的话,城里的知识分子是无法说出来的,全是“节哀”,没有感情,没有滋味。

写作的技艺需要锤炼,但是灰娃每首诗诞生的契机却一以贯之,她永远是在倾听内心或灵魂的声音。就像在这首《寂静何其深沉》中写的:

那只南来的黑燕 在我耳边低声絮语

诉说上帝安顿我灵魂的一番苦心

对灰娃来说,黑燕的声音是真实的,不是抽象的,不是修辞。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灰娃的诗歌作品如此少、不足百首的一个原因——她从不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只有当灵魂发生声响时,她的笔才动。

这是真诚的,不是什么故弄玄虚。即使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诗歌来到美术馆”这样的尝试,她也不说场面话,依然在强调诗与灵魂。

“人家问我最害怕什么事?我最害怕全体社会文化下行,文化向愚昧、无赖低头。(这样的活动)使得我们的灵魂往上看高处的美,不要物化得厉害,现在的中国很需要。”

当一个93岁的老人,以自己的生命体验,跟你说诗歌确实能提升人的灵魂,我们得信。

诗歌自选集《不要玫瑰》

诗歌自选集《不要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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