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碑刻历来驰名中外。至今为书法家重视的隶书范本——《龙门二十品》就铭刻于洛阳伊水之滨的龙门石窟。东汉熹平年间，铭刻于洛阳太学的著名的熹平石经，每天都有学人前来对照碑文，核对、订正、补充自己手持的经文……直至清代，河南仍然是碑刻大量出现。这些碑刻，对于研究清代河南的历史变迁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然而，许多碑刻由于遭受风雨侵蚀和自然风化，已经严重残缺，碑文难以辨识。更为严重的是人为的毁坏，许多碑刻在无情的锤凿之下，变成修筑道路水渠的碎石。照此下去，将会有大量碑刻史料来不及和史学家们见面，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于人间。所幸的是，由河南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兴亚先生等主编，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清史项目《清代河南碑刻资料》为我们保存了这批珍贵的史料。他们把分布于河南各市县的清代碑刻史料从石头上搬到纸上，集中于厚厚的八大册里，避免了碑刻文献的流失，极大便利了相关研究工作。
《清代河南碑刻资料》按照今河南省行政区域进行分类排序，并用括注的方式标明清代的行政区域，从而便于读者按照今地名来检索碑刻。在同一县市内的碑刻，则按照碑刻镌刻的年代来排序。共收录了6300余方碑刻，不仅包括现存于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或田野、庙宇、祠堂里的碑刻，也包括现已不存或难以寻觅，但在方志、家谱、公私文集里记载的碑文。换言之，现存或已经灭失的清代河南碑刻，均被容纳进这部文献集里了。其主要内容包括采矿业、文化教育、起义或冲突、河道治理、宗教信仰或民俗活动、民间纠纷调解等。
清代是河南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清代中期河南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大批农民告别乡村，走进工厂矿山，成为工人。宜阳的《河南府刘大老爷批准窑户送煤碑》记载了当地采矿业的艰难发展。安阳《禁止启土开窑碑记》里面既严苛又不乏焦虑的官方文字，充分表达了清代官府对煤矿工人可能摆脱人身控制的担忧和无奈。
在清末，新式中小学堂和私塾并存于河南城镇乡村。如宜阳的《创建高等小学堂记》、西华的《清创修西华县学堂章程》等碑刻就朴实无华地记载了新式教育在河南腹地开展的情景。
河南号称四战之地，清代虽然冲突不及之前那样频仍，但是仍然经历了规模不等的起义或冲突，比较出名的有捻军起义、太平军北伐等，而且，清代河南匪患相当严重。一些碑文站在清朝官方的立场上，对这些历史事件加以记载。如刻于咸丰六年的《重筑清化镇城碑记》就记载了太平军北伐时在河南的军事行动。刻于咸丰十一年的《重修虞城县碑》就记载了捻军由皖入豫的活动。
清代黄河治理问题一直是关系河南人民安危的大事，治河因之成为碑刻的重要主题之一，如刻于乾隆年间的《请开归德水利疏》《敕建杨桥河神祠碑记》等。
对宗教信仰或民俗活动的记载，更是不绝于清代河南碑刻中。我们可以看到城镇乡村民众，对佛祖、玉皇、老君、土地、龙王、比干、关公、岳飞等形形色色的偶像的崇拜，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安定、健康富裕的持久期待。如登封的《重修老君庙碑记》、上蔡的《魁星楼文昌宫并三皇阁碑记》等。
而记载民间纠纷调解过程和结果的碑刻则具有契约意义。这类碑文在清代河南碑刻中比较常见。有些碑刻还镌刻了乡村或宗族制定的行为规范，严格约束相关人员。如刻于同治年间的鲁山《北来河里社规矩碑》、林县的《禁止开场赌博立石》等。
从《清代河南碑刻资料》收集的碑刻数量，我们可以想见，王兴亚先生和他带领的团队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他们走遍河南各地，既要在书斋里枯坐冷凳，又要在田野里踏破铁鞋，耐心而细致地抄录、核对、订正碑文。在不晓内情的外人看来，这种文献整理工作是极其枯燥乏味的。然而，这种坐得下、走得出、耐得住寂寞和枯燥的意志恰恰是所不可缺少的治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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